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十天後，「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乘小型飛機飛到瀋陽，準備換乘大型飛機逃亡日本。但溥儀萬萬沒有想到，蘇軍幾乎在同一時間佔領了瀋陽機場，當他和隨從走出機艙時，便成了蘇軍的俘虜。第二天，在蘇軍的押解下，溥儀等9人前往蘇聯。在蘇聯，他過了5年的特殊俘虜生活。
待遇優厚的俘虜生活
蘇聯的所有收容所都從來沒有關押過一位「皇帝」俘虜，因此，蘇方對身份特殊的溥儀實施了特別優待。莫羅科夫卡收容所專門為他舉行了一個小型宴會，向他交代了政策，並詢問他們有什麼要求。隨後的生活待遇，更是出乎溥儀等人的意料。蘇方對待他們就像對待療養者一樣：在膳食上，他們每日四餐，早餐有麵包和各種點心、咖啡、茶等;午餐至少兩菜一湯;下午三四點鐘還要開一餐，叫「午茶」;晚餐常吃西餐，有牛舌、牛尾、果酒、點心等。
溥儀等人不知道，當時蘇聯的經濟還相當困難，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在起居上，收容所為溥儀準備了單間，還專門安裝了有線廣播，播放音樂和俄語新聞等節目。閒暇時間，溥儀等人不需要勞動，可以散步、聊天。開始蘇方對他們的活動範圍還有一定限制，後來限制逐漸減少，溥儀可以在山上、山下、河邊、樹林隨便走走，活動範圍比他當「滿洲國皇帝」時都大。這一切都使溥儀感到意外，更有些忘乎所以。
1945年10月，溥儀等人被送往伯力紅河子看守所。這裡的條件比不上莫羅科夫卡，但生活也相當舒適。後來，在蘇聯方面的啟發教育下，他們開始學習一些馬列的書籍和蘇聯黨史，但溥儀從不參加勞動。
後來，溥儀又被轉入第45特殊戰俘收容所，蘇方對他的優待依然如故。溥儀從成為俘虜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種恐懼，他擔心蘇軍會將其移交給中國政府。因為他知道，回國，中國人民一定會清算他「執政」偽滿洲國期間的罪行。因此他認為：「只有留居蘇聯，才能保全性命。」
進入莫羅科夫卡收容所時，溥儀向蘇軍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長期留居蘇聯。幾天後，他又讓其弟溥傑寫了一封信給斯大林，要求允許他留在蘇聯。書信遞到了蘇軍中校沃羅拓夫手上，但沒有得到答覆。此後，溥儀又多次給斯大林寫信，均石沉大海，這使溥儀十分沮喪。於是，溥儀就開始拉攏他身邊的蘇聯看守人員。溥儀從長春出逃時，隨身攜帶了不少價值連城的珍寶，他經常用這些寶物討好蘇聯軍方。
然而，的百般討好並沒有獲得最終的避難。所以，在整個俘虜生活中，溥儀始終惴惴不安，每當見到說中國話的人，就會誤認為是共產黨或國民黨派來接他們的人。
國際軍事法庭作證
1946年春夏之交，蘇聯內務部門對溥儀以下各偽滿大臣開始了一系列傳訊。溥儀開始不知道蘇方這樣做是為什麼，直到1946年8月蘇方通知他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當證人，他才明白。
溥儀在蘇聯軍方押解下前往日本。在法庭上，溥儀陳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奴役滿洲的計劃和實施過程。他詳細敘述了「九一八事變」後，天津日本駐軍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強迫他去旅順，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怎樣威逼他從旅順到長春去當「滿洲國皇帝」，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監視，無權甚至無個人的人身自由。
當溥儀控訴日本人殺害他妻子譚玉齡時，情緒開始失控，他用手使勁地拍打證人台。在講到天皇裕仁送給他天皇神器寶劍和鏡子時，溥儀再次無法抑制激動的情緒：「當我拿著這些東西回家時，家裡人都哭了。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恥辱。」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認為這是攻擊日本天皇的祖先，溥儀大聲回擊：「我可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句話引起哄堂大笑。
從8月16日起，溥儀連續出庭8天，創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單人作證時間最長的紀錄。作證完畢後，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繼續他的特殊俘虜生活。1950年7月30日，蘇方向溥儀下達了回國通知。即使此時，溥儀仍對第45特別戰俘收容所的翻譯別爾緬拓夫表達想要留在蘇聯的意願。
1950年7月31日，溥儀登上回國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