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處於納粹佔領下的法國是困難而又危險的。相比之下，返程的路——至少對於一個笑容燦爛的二十歲小姑娘來說——就易如反掌了。
到達聖塞巴斯蒂安僅僅幾天，在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會議和情況匯報會之後，伊莎貝爾再一次登上了開往巴黎的火車，在三等車廂的長凳客座上坐了下來——這是她倉促之下能夠買到的唯一一個座位——看著盧瓦爾河谷在自己身邊經過。車廂裡寒冷刺骨，擠滿了多話的德國士兵和一直低著頭、把雙手放在大腿上的膽小怕事的法國男女。她的手包裡裝著一片硬奶酪和一個蘋果，可即便感覺很餓——實際上是飢腸轆轆——她也沒有打開自己的包。
她發覺自己身上破破爛爛、滿是破洞的棕色褲子和羊毛大衣十分引人注目。她的臉頰得了風傷，上面滿是劃痕，雙唇也幹得皴裂開來。但真正發生改變的是她的內心，她在比利牛斯山上獲得的成就改變了她，讓她成熟了不少。一生中，她第一次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麼。
她認識了軍情九處的一位特工，正式開闢了一條逃生路線。她成了他們的主要聯絡人——被稱為「夜鶯」。她手包的襯裡中藏著十四萬法郎，足以建立起好幾座安全屋，為飛行員們和沿途那些敢於收留他們的人購買食品和衣服。她向自己的聯絡人伊恩（他的代號是「星期二」）保證，剩下的那些飛行員隨後就會到達。給萊維先生發去「夜鶯放聲歌唱」的電報時也許是她此生最驕傲的時刻。
火車到達巴黎下車時已經接近宵禁的時間了，秋天中的城市在蕭瑟漆黑的夜空中顫抖著。風兒翻滾著穿過裸露的樹枝，嘩啦嘩啦地翻動著空蕩的花欄，吹拂鼓動著雨棚。
她走出車站，經過自己在拉布爾多內大道上的老公寓，心中突然湧起了一種……嚮往之情——她猜自己應該這樣形容。這是她記憶中最接近家的地方，而她已經好幾個月都沒有回去過——或是看看自己的父親了。自逃生路線開闢之時起，她就再也沒有回去過。他們住在一起並不安全，於是她回到了自己最近租住的一間骯髒的小公寓——不配套的桌椅，地板上的床墊，壞掉的爐灶；地毯還散發著上一任房客留下的煙草味，牆壁上則滿是水漬。
走到公寓的前門，她暫時停下腳步，四下張望了一番，安靜的街道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她把萬能鑰匙插進鎖孔裡，輕輕扭轉了一下。伴隨著卡嗒的響聲，她察覺到了危險。事情有些不太對勁，屋裡的東西被人挪動過——一個陰影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隔壁那間被店主遺棄了好幾個月的小酒館裡傳來了叮叮噹噹的金屬聲。
她緩緩轉過身來，凝視著漆黑、安靜的街道。周圍停放著她未曾發現的卡車，從少數幾家淒慘的小咖啡館裡透出來的三角形燈光映照在人行道上；在燈光的照耀下，士兵們變成了纖瘦的黑影，來回地移動著。一種逃亡的氛圍充斥著這個昔日裡熱鬧非凡的社區。
街道的對面，一盞沒有打開的路燈立在那裡，旁邊還靠著一個幾乎比周圍的夜色還要濃黑的影子。
是他在那裡。她心裡清楚，即便她看不到他。
她緩緩走下樓梯，心裡依舊保持著警惕，小心翼翼地一次只邁一步。她確信自己能夠聽到他在不遠處呼吸著，注視著她。她本能地預料到他會憂心忡忡地等待她的歸來。
「蓋坦。」她輕輕喚了一聲，聲音出口時還帶著幾分試探，試圖抓住他，「你這幾個月一直都在跟著我。為什麼？」
什麼動靜也沒有，她身邊刺骨的冷風吹動著沉默。
「過來。」她懇求道，微微抬起了自己的下巴。
依舊什麼動靜也沒有。
「現在又是誰沒有準備好呢？」她問道。這樣的沉默有些傷人，但她能夠理解。在他們所要面對的風險面前，愛情也許是所有選擇中最危險的一個選項。
或許她錯了。他並不在這裡，永遠也不曾注視過她、等待過她。也許她只不過是一個傻姑娘，孤零零地站在空蕩蕩的街頭，對一個不想要她的男人心存渴望。
不。他就在那兒。
這一年的冬天比去年的還要糟糕。一位憤怒的神明用鉛灰色的天空和墜落的雪花猛攻著歐洲。日復一日，再復一日。對於一個已然變得荒涼而又醜陋的世界來說，這樣的寒冬無疑是殘忍地雪上加霜。
和佔領區的許多小城鎮一樣，卡利沃也變成了一座絕望的孤島，彷彿與世隔絕，村民們對於周圍的世界發生了什麼知之甚少。在生存都變得如此艱辛的情況下，也沒有人有時間會鑽研傳單、尋求真相。他們只知道自從美國人參戰以來，納粹們開始變得愈加憤怒和吝嗇。
1942年2月初的一個陰冷的清晨，黎明還未到來。樹枝啪的一聲被雪壓斷了，窗玻璃看上去就像是池塘裡破裂的冰塊。薇安妮早早醒了過來，久久地凝視著臥室的人字形天花板。一陣頭痛猛地襲上她的太陽穴，她感覺渾身冒汗、疼痛難忍。吸氣時，她的肺部感受到了灼燒的感覺，讓她不禁咳嗽起來。
她並沒有興趣從床上爬起來，卻也不想把自己餓死。這個冬天，她們的定量配給卡已經愈發沒有用處了，因為根本就沒有食物、鞋子、布料或皮革可供分配。薇安妮已經沒有燒爐子用的木料了，也沒有錢支付電費。在煤氣如此珍貴的情況下，就連洗澡這種簡單的事情也變成了需要忍受的累人工作。她和索菲像小狗一樣抱在一起睡覺，身上蓋著成山的棉被和毯子。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薇安妮已經動手燒掉了任何木質的物品，還賣掉了自己的貴重物品。
此時此刻，她幾乎把自己擁有的每一件衣物都穿在了身上——法蘭絨褲子、她親手織的內衣、一件舊羊毛衫和一條圍巾，可起床後還是在不停地發抖。她的雙腳一觸地就因為凍瘡而痛得抽搐起來。她抓過一條羊毛裙，把它套在褲子的外面。這個冬天她瘦了不少，因此不得不用別針把裙子別在腰上。她咳嗽著走下樓梯，呼出的白色氣團幾乎瞬間就消失在她的眼前。她一瘸一拐地走過客房的門口。
上尉已經離開好幾個星期了。儘管薇安妮痛恨承認這一點，但在這個時節，他的離開比他的出現更令人難熬——至少他在的時候家裡還能有飯可吃、有柴可燒。他不願意讓屋子裡冷冰冰的。薇安妮告誡自己盡可能少吃他提供的食物——她告訴自己，飢餓是她的責任——可什麼樣的母親會讓自己的孩子受罪呢？難道薇安妮真的要讓索菲餓死，才能證明她對法國的忠誠嗎？
黑暗中，她在原本已經穿了兩雙襪子的腳上又多套了一雙滿是破洞的襪子，然後把自己裹在毯子裡，戴上了她最近用索菲的舊嬰兒毯製成的連指手套。
在結著霜的廚房裡，她點起了一盞油燈，舉著它緩緩走到室外，一邊費力地喘著氣一邊爬上了光滑結冰的山坡，朝著穀倉走去。途中，她還兩次滑倒在結冰的草坪上。
即便她戴著厚厚的連指手套，穀倉的金屬門把手摸上去還是涼得要命，她不得不用盡全身的力氣才緩緩地把門推開。走進穀倉，她放下了油燈。在她的身體如此虛弱的情況下，挪動汽車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她痛苦地做了一次深呼吸，心一橫，走向了汽車。她掛上空擋，然後彎下腰抓住保險槓，使出全身的力氣推動著車身。汽車緩緩地向前挪動著，似乎是在對她指指點點。
看到活板門露了出來，她取回油燈，慢慢地沿著梯子爬了下去。在她遭到辭退、家中的積蓄也被用盡的那漫長而又黑暗的幾個月中，她已經賣掉了家中一件又一件的珍寶：賣畫賺來的錢換來了冬日裡雞兔所需的飼料，利摩日的茶具套裝換來了一袋麵粉，銀質鹽和胡椒罐換來了一對老母雞。
打開媽媽的首飾盒，她低頭凝視著裡面的天鵝絨內襯。不久之前，那裡還擺放著不少人造有色玻璃首飾以及許多好貨。幾對耳環、一隻銀絲手鐲、一枚用紅寶石和鑄鐵做成的胸針，如今那裡卻只剩下了幾顆珍珠。
薇安妮脫下一隻連指手套，用手掌捧起了那些珍珠。只見它們在燈光的照耀下閃爍著光芒，如同年輕女子的肌膚一樣富有光澤。
它們是她與母親之間僅存的一點聯繫了——也是她的家族最後的一點遺產。
索菲本可以在自己的婚禮上戴上它們，或是把它們傳給自己的女兒。
「不過她今年冬天就要把它們吃進肚子裡去了。」薇安妮說。她也不確定讓自己的聲音哽咽起來的是憂傷、悲痛抑或是解脫。家裡還有東西可以變賣對她來說應該是件幸運的事情才對。
她低頭盯著那些珍珠，感受著它們在自己手掌中的重量以及它們從她的身體裡吸收熱量的過程。某一個瞬間，她看到它們散發出了無盡的光芒。緊接著，她無情地戴上了手套，沿著梯子爬了回去。
荒涼的寒冷冬日又過去了三個星期的時間，貝克還是杳無消息。二月末的一個寒冷的清晨，薇安妮伴著沉重的頭痛和高燒醒了過來。她一邊咳嗽一邊顫抖著爬下床，緩慢地從床上拿起一張毯子裹在身上，卻絲毫不起作用。她控制不住地渾身發抖，即便身上已經穿了一條褲子、兩件毛衣和三雙襪子。屋外咆哮的狂風衝撞著百葉窗，吹得遮光布下面冰封的玻璃發出了卡嗒卡嗒的響聲。
她慢慢吞吞地做著早上例行的事務，試著不讓自己深呼吸，以免讓咳嗽湧上胸口。儘管她長滿凍瘡的雙腳每邁出一步，疼痛都會蔓延開來，她還是用稀稀的玉米糊給索菲做了一頓貧乏的早餐。吃過飯，母女倆出門走進了漫天的大雪中。
她們在沉默中步履艱難地走到了鎮子上。雪還在無窮無盡地下著，把她們眼前的道路都鋪成了白皚皚的一片，還把樹木裹得嚴嚴實實。
教堂坐落在鎮子邊緣的一塊凸起的小高地上，一邊緊挨著河流，另一邊則是老修道院的石灰牆壁。
「媽媽，你還好嗎？」
薇安妮再一次向前聳起了肩膀。她捏了捏女兒的手，除了連指手套的手感之外什麼也沒有感覺到。一股氣息斷斷續續地衝撞著她的肺部，讓她感覺胸口像著了火一般。
「我很好。」
「你應該吃點早餐。」
「我不餓。」薇安妮說。
「哈。」索菲嘟囔了一句，繼續在大雪中步履艱難地向前走去。
薇安妮領著索菲走進了教堂。這裡暖和得連她們嘴裡噴出的哈氣都消失不見了。中殿優雅地向上拱起著，看上去像是一雙緊握著的祈禱的手，兩邊固定著優美的木樑，彩色玻璃窗閃爍著星星點點的色彩。大部分的靠背長凳都已經坐滿了，卻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在這樣一個寒冷的日子裡，在這樣一個糟糕的冬季中。
教堂的鐘聲敲響了，在中殿裡叮叮噹噹地迴響起來。大門重重地關上了，將大雪中殘留的一絲微弱的自然光擋在了門外。
約瑟夫神父走上講道壇。在薇安妮的一生中，這位慈祥的老神父一直都主持著這座教堂，「今天，我們要為那些死去的男同胞們祈禱，我們祈禱這場戰爭不會再長久地持續下去……祈求反抗敵人、保持真我的力量。」
這並不是薇安妮想要聽到的布道。她之所以會到教堂裡來——不畏嚴寒——是為了讓神父的布道在這個禮拜日中安撫她，用類似「榮譽」、「責任」和「忠誠」之類的詞語來啟發自己。可今天，那些理想卻是那樣的遙不可及。一個人怎樣才能在病入膏肓、飢寒交迫的情況下保有自己的理想？她該如何在接受敵人施捨的食物時面對自己的鄰居，即便那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點點口糧？其他人比她更加飢餓。
她陷入了深深的思慮之中，過了好一陣子才意識到儀式已經結束了。薇安妮站起身來，感到這個動作讓自己的眼前一陣天旋地轉。她緊緊抓住靠背長椅，尋找著支撐。
「媽媽？」
「我沒事。」
在她們左手邊的過道上，教區居民們——大部分都是女人——正魚貫而出。每個人看上去都和她一樣虛弱不堪、形容枯槁、筋疲力盡，身上層層疊疊地裹著羊毛織物和報紙。
索菲牽起薇安妮的手，拉著她走向敞開的大門。在門檻處，薇安妮停頓了一下，顫抖著咳嗽起來。她不想再回到那個寒冷的白色世界裡。
她邁出門檻（記得在他們的婚禮上，安托萬就是從這裡把她抱出教堂的……不，那是勒雅爾丹宅院的門檻；她糊塗了），走進了風雪之中。薇安妮用頭上纏著的那條厚重的編織圍巾緊緊地圍住自己的喉嚨，俯身向前，頂著風艱難地在潮濕的大雪中挪動著。
待她到達庭院外破損的院門口時，她已經喘不上氣來了，猛烈地咳嗽起來。她繞過被大雪覆蓋著、挎斗裡支著機關鎗的摩托車，走進了光禿禿的果園。他回來了，她沒精打采地想著，現在索菲能有口飯吃了……就快走到前門時，她感覺自己的身體開始向下墜去。
「媽媽！」
她聽到了索菲的聲音，還從中聽出了她的恐懼。薇安妮心想，我嚇到她了，然後立馬感到有些後悔，可雙腿實在是虛弱得站不起來。她實在是太累……太累了……
遠處，她聽到房門嘎吱一聲打開了，隨即便是她的女兒尖叫著「上尉先生！」的聲音，爾後又是一陣靴跟敲擊木頭地板的聲音。
她重重地倒在地上，腦袋撞上了被雪覆蓋的台階。她躺在那裡心想，我要休息一會兒，然後就起來給索菲做午餐……可是家裡還剩下什麼可吃的東西呢？
緊接著，她感覺自己飄浮了起來，不，也許是飛了起來。她睜不開眼睛——她實在是太累了，而且頭痛欲裂——可她能夠感覺自己正在移動，身體震顫了起來。安托萬，是你嗎？是你在抱著我嗎？
「把門打開。」有人說道。一陣木頭碰撞的聲音過後，那個聲音又說：「我要脫掉她的外套。去把德·尚普蘭夫人叫來，索菲。」
薇安妮感覺自己被放在某種柔軟的東西上面，那是一張床。
她潤了潤自己皸裂乾枯的雙唇，試圖睜開眼睛。這個動作費了她很大的力氣，害她不得不試了兩次。當她終於設法睜開眼睛時，視線卻是模糊的。
貝克上尉正坐在她臥室的床邊，握著她的一隻手，俯身向前，臉龐緊緊地湊了過來。
「夫人？」
她感覺到他溫暖的鼻息扑打在自己的臉上。
「薇安妮！」瑞秋大喊著奔進了房間。
貝克上尉一下子就站直了身子，「她暈倒在雪地裡了，夫人，頭還撞到了台階，是我把她抱上來的。」
「萬分感激。」瑞秋說著點了點頭，「現在讓我來照顧她吧，上尉先生。」
貝克站在那裡。「她沒有吃東西。」他生硬地回答，「她把所有的食物都給了索菲，我看到了。」
「這就是戰爭中的母愛，上尉先生。好了……請原諒……」她走過他的身邊，在薇安妮身邊的床沿上坐了下來。他又在那裡站了一會兒，看上去有些激動不安，隨即離開了房間。「所以說，你把所有的東西都給了索菲。」瑞秋溫柔地說著，伸手捋了捋薇安妮潮濕的頭髮。
「我還能怎麼辦呢？」薇安妮說。
「你不可以死。」瑞秋說，「索菲需要你。」
薇安妮重重地歎了一口氣，閉上了雙眼。她沉沉地睡了過去，夢到自己正躺在某種柔軟的東西上，身下是一畝又一畝向四面八方延伸開來的黑土地。她能夠聽到有人正在黑暗中呼喚她的名字，朝她走來，卻絲毫不想挪動自己的身體；她就這樣睡呀，睡呀，睡呀……醒來時發現自己一個人躺在客廳的長沙發上，不遠處的壁爐裡正燃著熊熊的火苗。
她緩緩坐起身來，感覺全身無力、搖搖晃晃，「索菲？」
客房的門打開了，貝克上尉出現了。他穿著法蘭絨的睡衣和一件羊毛衫，腳上蹬著長筒靴。他開口說了一句「晚上好，夫人」，然後露出了笑臉，「太好了，你醒了。」
她穿著自己的法蘭絨褲子、兩件毛衣、一雙襪子，頭上還戴著針織帽。是誰給她穿的衣服？
「我睡了多久了？」
「只不過一天而已。」
他走過她的身旁，鑽進了廚房，片刻之後回來時手裡端了一杯熱氣騰騰的牛奶咖啡、一塊藍紋乳酪、一片火腿以及一片麵包，一聲不吭地把食物放在她旁邊的桌子上。
她看著它們，胃裡痛苦地呻吟起來。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來看了看上尉。
「你撞到了自己的頭，差點沒命。」
薇安妮摸了摸自己的前額，感覺頭上鼓著大包的地方十分的脆弱。
「如果你死了，索菲可怎麼辦？」他問道，「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
「你離開得太久了，家裡的食物已經不夠我們兩個人吃了。」
「吃吧。」他低著頭凝視著她。
她不想移開視線，為自己對他的回歸感到如釋重負而倍感恥辱。當她終於看向別處、把目光落在自己的身旁時，她看到了食物。
她伸手把盤子捧在手中，端到了嘴邊。熏火腿鮮香的氣息夾雜著奶酪的淡淡臭味令她陶醉，徹底擊潰了她的良心，引誘她告訴自己，眼下她已經別無選擇了。
1942年3月初，春天的腳步似乎還很遙遠。昨天晚上，同盟國軍隊炸毀了布洛涅-比揚古的雷諾工廠，殺死了巴黎市郊數百名居民。這一舉動讓巴黎人——包括伊莎貝爾在內——感到既緊張又焦躁。美國人帶著復仇的心態參戰了，空襲如今變成了生活中的一種現實。
這個寒冷的雨夜，伊莎貝爾在濃霧中騎著自行車穿過泥濘多轍的鄉間小路，被雨水粘到臉上的頭髮模糊了她的視線。聲音在迷霧中被放大了，野雞的叫喊聲被車輪在泥巴裡滾動的聲音、頭頂上幾乎永不停歇的飛機嗡嗡聲以及看不見的田間牛叫聲打斷了。一條羊毛頭巾是她頭上唯一的保護。
彷彿是有一支不確定的木炭筆在羊皮紙上畫下了一條線似的，分界線緩緩地出現在她的視線中。她看到了黑白相間的檢查站大門兩邊支著的一卷卷帶刺鐵絲網，門邊，一個德國哨兵正坐在椅子上，大腿上放著一把來復槍。伊莎貝爾靠近時，他站起來把槍口對準了她。
「站住！」
她慢下車速，車輪卡在了泥巴裡，害得她差一點從車座上摔下來。下了車，她邁進了淤泥之中。她的大衣襯裡中藏了五百法郎的紙幣，還有一套為附近安全屋裡藏匿的飛行員準備的偽造身份證。
她朝著德國士兵笑了笑，推著車朝他走了過去，雙腳重重地踩在了泥坑裡。
「證件。」他說。
她把偽造的朱麗葉特證件遞給了他。
他翻看了一下，幾乎沒有什麼興趣。她能夠看出他為自己在雨夜中被安置在如此僻靜的邊境感到很不高興。「過去吧。」他的聲音聽上去百無聊賴。
她把證件放回口袋裡，重新爬上自行車，拐上濕乎乎的馬路，飛快地騎走了。
一個半小時之後，她到達了小鎮布朗托姆的外圍。這片自由區裡雖沒有德國士兵，可法國警察近來卻證明了自己和納粹一樣危險，所以她還是不能放鬆警惕。
幾個世紀以來，小鎮布朗托姆都被認為是一個可以治癒肉體、啟迪靈魂的聖地。在黑死病和百年戰爭毀壞了這裡的郊野之後，本篤會僧侶們建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石灰岩修道院，一邊背靠高聳的灰色懸崖，另一邊則俯瞰寬敞的德羅納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