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初的幾次大選中，民主黨和共和黨都非常重視單身女性選民，這主要是因為他們都開始意識到這個群體對於選舉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2012年，巴拉克·奧巴馬的競選宣傳片中有一個名叫朱莉婭的卡通人物，這部宣傳片描繪了朱莉婭如何出生長大，如何獲得大學學位並擁有自己的事業和孩子——在某種程度上，朱莉婭的這一切都得益於政府的資助項目。從這一條極其簡單的時間線上看，她的生活裡沒有包括婚姻。這使保守派們陷入瘋狂，一名《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專欄作家把朱莉婭稱為「政府福利政策的宣傳大使」，並悲歎說單身父母曾經是可恥的，然而如今單身母親卻成了「讓美國驕傲的新群體」，這位作家還將允許獨立女性享受政府福利的國家稱為可憐的「老公政府」，說她們生活中缺位的丈夫被「山姆大叔」取代了。
認為日益龐大的、有影響力的未婚女性群體要求政府扮演丈夫的角色，顯然是有問題的。這種想法把女性能擁有的一切關係歸結為婚姻關係，並且認為女性天生就是依賴者，她們需要找人來養活自己——不是丈夫，就是當選的官員，或一套公共福利政策。
但是，如果撇開這些觀點中的錯誤，對於未來單身女性與政府的結合，批評者也好，牽線者也罷，所言都有一定的道理。單身女性希望政府通過更好的福利政策來支持她們的理想和選擇，支持她們獨立，她們這麼做是在聲明自己的公民權利——她們要像美國歷代男性一樣，成為真正的公民。
姑且不論單身女性是否指望政府為她們提供「丈夫般的照顧」，白人已婚男性的確長久享受著政府「妻子般的照顧」——國家和政府為他們的獨立提供了各種支持。男性，尤其是富裕的白人已婚男性，長久以來都依賴政府的幫助。政府通過撥款、貸款、獎勵刺激、減稅等手段幫助他們成家立業，使他們能夠積累財富，為他們提供各種條件以便將財富傳給下一代。建國之初政府就確立了白人男性的投票權和對政府的控制權，並一直保護著他們參與政治的權利。政府還通過壓制女性在經濟上的發展，來保障男性的經濟和職業前途：不給女性同等的經濟和公民權益保護，使女性被迫依靠男性；將職業做性別劃分，女性只能從事低報酬甚至無報酬的家政和幼教工作。女性囿於家庭空間，進一步確保男性佔領公共領域。
但是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過這種依賴男人的生活，這給政府帶來了新的壓力，政府需要重新創造條件，為女性的獨立、為一個新的公民群體提供更為友好的社會環境。如今組成這個公民群體的，不少都是在經濟、事業、兩性關係和社會關係方面過著自由生活的女性。
我們需要重新構建的，不僅僅是我們對個人自由和人生道路的固有假設，更是我們的社會經濟結構。對女性負起責任，承認她們，支持她們，就像幾百年以來我們為男性所做的那樣。
我們的女性前輩為了追求社會進步，在包括廢奴運動、選舉權運動、禁酒運動和勞工運動上，付出了她們的時間和精力，今天的單身女性向社會施加了更多的壓力：她們的存在促使我們改變基礎政策、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的預期，它們曾經阻礙女性在婚姻之外獲得自我發展。單身女性需要有新的保護機制，為她們獨立自由的生活提供支持，使她們能夠擁有男性同胞享受已久的同等機會。將婚姻模式奉為唯一生活模式的政策多種多樣：從政府不補貼兒童保育，到學校下午三點左右就放學，再到海德修正案禁止用聯邦政府的錢為貧困女性墮胎買單。但如果大家都要工作，那麼應該由誰來照顧孩子呢？如果不由不上班的母親而由別人來照顧，那麼應該由誰來支付這筆費用呢？此外，海德修正案的出台更使女性無法控制家庭的規模、自己的事業和身體。
安妮塔·希爾在2013年告訴我說，單身女性數量的增長，真正令政客和社會害怕的是，如果女性在兩性關係和職業上有了自主權，就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女性的工作經驗、工作時長」，以及女性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成年公民「對經濟和文化政治的影響」。
「單身母親不是妖怪，」希爾跟我說，「問題其實在於這個社會對有生育意願的女性缺乏支持，顧慮一方面出自，如果我們承認女性可以單獨要孩子，那麼在政治層面上我們就要調整決策……並搞清楚這將會對經濟和文化政治造成哪些影響。」
單身女性正在這個本不是為她們設計的世界裡，逐漸佔有一席之地。我們是一個新的共和國，有一群新的公民。如果我們想要繁榮壯大，就必須為自由女性提供發展空間，必須對那些建立在「女性只有結婚才有價值」基礎上的經濟與社會體制做出調整。
簡而言之，屬於單身女性的新時代就要到來，我們要帶著開放的眼界和好奇心擁抱這個時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走上蘇珊·安東尼所憧憬的發展道路。而現在，這條道路已經擺在了我們面前。唯有真正承認女性是平等和獨立的個體存在時，我們才能使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制度、我們的社會契約更加牢固。
倘若我們的祖母、曾祖母，以及她們那個時代沒有結婚的女性同胞，都能預見未來有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麼我們就更有責任放遠目光，尊重她們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如今的世界，各類女性群體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生活得更加自由，是時候為她們重建這個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