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行的最大收穫是聽到服務員說閆涵買單之後，讓服務員把所有菜統統打包，又當機立斷點了兩對本店特色陽澄湖皇家大閘蟹。你聽聽這名字多好笑，有皇上那會兒也只有漁民在吃螃蟹吧。我覺得我的主要功能就是特別順其自然地把喬安拉不下臉幹的事兒干了。不僅僅是喬安，我能把大多數人拉不下臉幹的事兒干了。如果我知道，這可能是我和喬安最後一次親密無間地趴在床上吃著東西追看最新的美劇，我一定整張大盤子臉都不要了，把店裡所有的大閘蟹包圓，帶回去和她慢慢吃，吃到死。當晚喬安要走了她的錄音筆，就是我借走，裝著小紅在KTV裡所有錄音的錄音筆。她像要一塊口香糖似的和我要，我像交出一塊口香糖似的遞給她。我對喬安的信任和依賴十分奇怪，她就像一個喜歡抽我耳光的人，天天抽，有一天她突然拉著行李箱站在門口，說，我不抽了，走了，就此別過吧，臨走前你也抽我一耳光好了。我一定會特別不習慣，無力扶牆抹淚擦鼻涕。這應該就是傳說中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好多公司的管理層都用這一招管理職場新人。喬安用了這個策略管理我，從高中到大學畢業，再到工作，我們背著兩個麻袋向兩個極端的方向冒險，路上遇到狗屎扔了，遇到寶石總是不忘回頭看對方一眼，攤開手裡的金光，向對方揮一揮。畢竟我們是最好的朋友，搭檔，作惡夥伴。可惜的是，沒有人能預知未來，花再多錢去查DNA圖譜也無法預測下午一輛疾馳而過的吉普車可能會把你壓成肉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