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格蘭特船長的女兒》
我們知道，他從1865年起便開始創作《格蘭特船長的女兒》。1865年9月6日，他信中這樣寫道：「羅伯爾-格蘭特變成一個非常大膽、非常勇敢的小伙子……」看來，他很可能正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在阿根廷的潘帕斯平原跟紅狼搏鬥。
我們對這部作品的題材是熟悉的。它所描寫的是格列耶凡爵士為了尋找在南緯37°的某個地方遇難的格蘭特船長而作的一次環球旅行。在這位豪富的爵士的遊船鄧肯號在阿蘭島附近的海面上試航期間，水手們捕獲了1條鯊魚。這條鯊魚的魚腹競藏著1只香檳酒酒瓶。從這只容器中取出1份毀損十分嚴重的文件；這份文件用英、法、德3種文字寫成，正文只剩下一些殘字斷句，難以辨讀。
格列擁凡爵士、他的夫人海輪、他的船長約翰-孟格爾和他的表兄麥克那布斯等人，借助英、德文件中的幾個字，終於勉強恢復用法文書寫的文件。該文件呈下列形式：
7juin1862……3matsBritannia……Glasgow……
1862年6月7日三桅船「不列顛尼亞號」格拉斯哥
sombe……gonie……austral……aterre……deuxmatelotsCapitaine
沉沒戈尼亞南半球上陸兩名水手船長
Gr……abor……contin……pr……cruel……indi……jetece
格到達大陸被俘於野蠻的印第拋此
document……delongitude……et37degreslldelatitude……
文件經度和緯度37°11′
Portezleursecours……perdus……
乞求救援必死
很快便能弄明白了，文中所指的顯然是格蘭特船長指揮的三桅船大不列顛尼亞號。這位英勇無畏的海員要在太平洋上建立一個新蘇格蘭。爵士和他的同伴根據推測，補充完整殘缺的字眼，肯定地認為，該船在南半球的巴塔戈尼亞沿岸沉沒，兩名水手和他們的船長試圖登上大陸，不幸在南緯37°11′的地方被野蠻的印第安人俘獲。
愛德華和海輪-格列耶凡結婚不過才3個月，他們計劃作1次海上巡遊以消遣。但他們是蘇格蘭人！其間曾收留了瑪麗和羅伯爾，毫不猶豫地催促她的丈夫去尋找格蘭特船長。
鄧肯號正待出海，船上突然出現1個陌生人。這個陌生人糊里糊塗地自以為上了開往印度的蘇格提亞號；他就是巴黎地理學會秘書、學者巴加內爾；此人的粗心大意簡直具有傳奇色彩。
我們的那批男性英雄經歷千難萬險，徒勞地橫貫巴塔戈尼亞、安第斯山脈和智利；在這些艱險中，最大的當然是那場地震；它給人的印象極為深刻，以致作者不得不請赫澤爾放心，他所描寫的現象是確切的！
旅客們終於回到鄧肯號上。要不是充滿熱情的巴加內爾對格蘭特的文件向他們作出另一種解釋，指出gonie（戈尼亞）並不是Patagonie（巴塔戈尼亞）的詞末音節，而austral（南半球的）卻是Australie（澳大利亞）的詞首音節，他們或許會感到極度沮喪。
南緯37°所經過的是特裡斯坦達庫尼亞群島、阿姆斯特丹島和澳大利亞的國土。這條緯線的確與新西蘭東側的瑪麗亞泰勒薩島相遇，但文件中沒有一個詞兒提到這個小島。
在到達澳大利亞南部海岸離百奴衣角不遠的時候，鄧肯號遭到嚴重毀損，不得不開往墨爾本進行修理。
一個偶然的機緣使格列那凡在一個部落中找到了大不列顛尼亞號的其中1位遇難者。這位遇難者名叫艾爾通，是個蘇格蘭人。
此人取得大伙的信任；他肯定說，那場海難的確發生在南緯37°，但那是在澳洲東海岸的吐福灣附近。在這之前，他大概被一股海浪捲走，後來又被土人搖掠到內地，因而不曉得其他遇難者的命運如何。當鄧肯號在大副的指揮下開往墨爾本進行修理時，遠征隊沿陸路橫貫澳洲南部，以便盡快到達艾爾通指示的地點。無數事件相繼發生，使遠征隊放慢了行進速度。少校比他的同伴更為明敏，他發覺艾爾通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強盜彭-覺斯。彭-覺期跟他的同謀犯一道，一直在維多利亞省游竄作祟。艾爾通被揭露後，隻身潛逃，找到他的同夥。他的計劃是要奪取鄧肯號。他截獲了由格列那凡口述。巴加內爾記錄的信件後，完全有希望獲得成功。這封信約定鄧肯號在吐福灣相會。
遠征隊耽擱了許多時日，才終於到達東海岸。可是，壓根兒沒發規格蘭特的半點蹤跡，也沒見著鄧肯號的一絲影兒！格列那凡和他的夥伴們只好登上1艘破舊的沿海岸航行的小船。不幸，這隻小船被風暴夾帶著，撞在新西蘭的礁石群上被撞碎了。
遇難者們當了土人的俘虜，憑著小羅伯爾的英勇和地理學家的機智，在行將遭受屠殺的前夜，他們居然逃了出來。他們隱匿在該島的東海岸，到了最後關頭，才被停在原先指定地點的鄧肯號救出。原來，在寫給大副的那封信中，由於巴加內爾受著某種固念的主宰，粗心大意地誤將「澳大利亞」寫成了「新西蘭」。事實上，巴加內爾心裡一直這樣想，被譯成法文aterre（上陸）的英文字aland，很可能是Zealand（西蘭）的詞末音節，但他始終不敢將這種想法告訴任何人，因為這種想法或許會使大伙對找到活著的格蘭特失去全部希望。該島可是住著吃人肉的土人哩！……
被囚禁在鄧肯號上的艾爾通承認了自己的謊言和陰謀，作為交換條件，他要求答應將他放在一個荒島上。他講述了自己如何策劃一場反對格蘭特的叛亂，後來又如何被格蘭特放到澳洲海岸的經過，但他又說，他對那次遇難和格蘭特的命運一無所知。
遠征因此而遭受挫折；現在只好返回英國去。眼下尚未找到一個荒涼的孤島，而瑪麗亞泰勒薩恰好位於南緯37°，該島將成為艾爾通的贖罪之地。
鄧肯號在日落時分到達該島，但一直在危險的海岸地區游弋以等待上岸的有利時機。夜裡，瑪麗和羅伯爾-格蘭特在黑暗中聽見一個喊聲：「救我呀！救我呀！」他們認定這是他們父親的聲音。除巴加內爾以外，誰也不懷疑他倆產生了幻覺。巴加內爾認為，這樣一種解釋是「不科學的」。孩子們並沒弄錯。到了清晨，鄧肯號果真將大不列顛尼亞號的倖存者格蘭特船長和兩名水手接到船上。
這時，格蘭特重述了他所寫的文件的內容，一切全明白了。巴加內爾的確逐漸恢復了原文，但卻犯了一個錯誤，將法文文件中的abor誤認為是動詞aborder（到達）的詞根，而實際上是在鄧肯號的英文地圖上標注為瑪麗亞泰勒薩島的法文名字Tabor（達抱島）的後兩個音節；這位地理學家粗心大意，竟忘記一島兩名這樣的事實！
一切都圓滿地結束了：約翰-孟格爾船長和瑪麗結婚，而巴加內爾亦娶了少校的表妹為妻。這位30歲的小姐對我們這位出色的地理學家的古怪性格十分讚賞，再說，他的這種古怪性格已由毛利人給他刺的紋身得到證實！
這次環遊地球的旅行，目的是要尋找遇難的父親。經歷了各種最嚴峻的考驗後，他們終於把他找到了。這些考驗將少年羅伯爾-格蘭特鍛煉成一個剛毅的大人。羅伯爾通過從黑暗中迸發出來的絕望呼喊發現了自己的父親。這難道不是意味深長嗎？他的呼喊只能被他的孩子們覺察出來。經過長期的痛苦和期待之後，他們的心靈能對這種呼喊產生迴響。
這次尋找父親的活動，是根據微乎其微的形跡和海輪夫人的要求而進行的。海輪夫人完全是受一種突如其來的念頭所感奮；這次探險的其他參加者為她的直覺感受提供更為積極的依據，雖然這些依據是十分脆弱的。至於羅伯爾和瑪麗，他們僅僅受著信念的支配。瑪麗的憂慮大概觸動了鄧肯號船長的心田，而他對她的關心必然發展為愛情。
羅伯爾是這次冒險活動的名副其實的英雄。當鄧肯號駛出克萊德的時候，他還是個孩子。他只是在跟格列那凡、巴加內爾和少校一道橫穿南美洲時才真正進入行動。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現得極為出色，以致爵士對他說，當別人還是孩子的年齡，他將變成一個大人。這位小伙子非常勇敢，爵士不由得不對他表示欽佩，並將自己的命運跟他聯繫在一起。根據樂觀的巴加內爾的請求，他同意讓小伙子去攀登安第斯山，但他自覺負有責任，因為這顯然超出這位小伙子的能力。在一次令人恐怖的地震發生以後，羅伯爾失蹤了，格列那凡極度悲傷，拒絕放棄毫無結果而又耽誤時間的尋找。當他找到羅伯爾，並奇跡般地從鷹爪中把他救了出來的時候，「從人的嘴巴裡從未發出過比這更為響亮得驚人的歡叫聲。」羅伯爾的第一句話確定了這場悲劇所產生的感情關係的性質：「啊！是您，爵士……我的父親啊！」
羅伯爾正處在這樣的年紀，他既需要父親保護他免遭一個他不瞭解的世界的侵害，又需要父親回答他沒能力解答的問題。意外的情況使他離開了他要去尋找的這位父親。由於在這一點上感到失望，他本能地將他父親的形象投射到使他產生某種他曾經失去的安全感的人的身上，如同他把他不認識的母親的形象投射到他姐姐身上一樣。他的目的跟格列那凡的目的是一致的，因而他倆之間不可能發生任何衝突。誠然，倘若在找到格蘭特之後，兩位父親發生競爭，或許會出現一些問題。幸好這種事並沒發生，因此，兩位父親的形象必然地一致重合。格列那凡這位精神父親帶領羅伯爾去尋找他的真正父親，並沒考慮到在把他交回格蘭特時會失去自己的這個兒子。
有些愛吹毛求疵的評論家認為，作者或許會為「父親問題」傷透腦筋，因而樂滋滋地要去尋找作者流露出來的憂慮，這無疑是因為，他們忘記了羅伯爾沒有任何問題需要排除，並且忘記了一位精神父親的形象完全可以跟一位不在身邊的親生父親的形象重疊起來這樣一種事實。
因此，羅伯爾的的確確是這部本來可以題為《羅伯爾-格蘭特歷險記》的小說中的主人公；當然，《格蘭特船長的女兒》這個題目也頗合適，這樣就不致於不恰當地將瑪麗排除在外。而且更能表明這部小說的主題是尋找一位失蹤的父親。
很顯然，這部小說的潛在主題具有象徵意義，那就是生命的計劃、人們必須賦予生存以目的的計劃，以及完成這項計劃以達到自我完善，為擔負直覺意識在向他提供思想支持和理智手段的同時給他提出的任務而必須具有足夠的精神力量。當然會出現一些天意安排的事件，但人類本身乃是天意的工具。
這樣，巴加內爾向海輪夫人許下的諾言也就實現了；她對他說過：「願上帝幫我們！」這位地理學家回答說：「上帝一定幫助我們，夫人，請您相信，因為我們會互相幫助。１」
１此句影射歐洲的一句格言：「天助自助者」。
這個巴加內爾是粗心大意的學者的典型；他致力於實驗科學，他的睿智作用於他感覺到的現實。但他全神貫注於實驗，將可能出現的各種意外置之度外，這樣就必然使他會犯些令人難以相信的粗心大意的錯誤。他以為自己上了蘇格提亞號，其實是在鄧肯號上；他要到印度，卻撲向美洲；他把單筒望遠鏡當成一支拐棍；他根據一本葡萄牙書學習西班牙語；他將澳大利亞寫成新西蘭；而且他自己本來曉得瑪麗亞泰勒薩島無非就是達抱島，可他居然給忘了！
他去尋找格蘭特，但他對解釋那份大概能找到他的文件比對尋找活動本身更感興趣。他要對這種或許能提供解謎鑰匙的實驗對像發揮自己的洞察力；他希望發現的，是向他提出的這個問題的答案。
正因為他對各類事情漠然置之，所以他一無所懼。他始終保持著愉快的心境，光從科學的觀點去看待最糟糕的災難所包含的古怪特點。他樂意當一個哲學家，公開宣稱「一個人，愈不講究舒適，需要也就愈少；需要愈少，幸福也就愈多。」這正是作者的個人感受。這個人物刻劃得非常成功，以致在50多年時間裡，他一直被公眾當作粗心大意的學者的典型。
當然，在這部長篇小說中，儒勒-凡爾納必然要表達他對蘇格蘭人的同情和對英國人的反感（雖然他讚揚他們的剛毅），尤其表達他對英國和她通過屠殺殖民地人民而建立起來的霸權的厭惡。
儒勒-凡爾納借巴加內爾之口，對「黃金熱」進行了譴責。他在後來的作品中仍將重複這個主題。此外，這部作品有許多出色的描寫，諸如關於將「翁比」樹燒著的那場大雷雨、將鄧肯號拋到澳洲海岸的那場風暴、「有加利」樹林、迴盪著莫扎特的曲調的那個安逸的霍坦站、澳洲的阿爾卑斯山脈、限卡陀江兩岸景色以及關於道波湖、毛利人的葬禮、華希提連山以東地區等等的描寫，證實米歇爾-比托爾和上少布裡登尼對作者的文體的褒獎是對的。
不管怎樣，這一回，作品似乎體現了赫澤爾所要求的「肺腑之言。」
順便補充幾句，在當納裡的協助下，《格蘭特船長的女兒》被搬上了舞台。這出話劇是1878年12月26日在聖馬丁門演出的。雖然當納裡是個劇壇老將，通常得心應手，但這個劇本卻編得非常糟糕。為什麼這兩位朋友認為有必要改變小說的故事梗概呢？導演方面的困難並不能解釋清楚，因為他們加插了……一個捕鯨情節，使導演大為複雜化了！格蘭特不是有兩個孩子，而是有3個，其中1個孩子跟他在巴爾凱島而不是在達抱島過著孤獨的生活。巴加內爾殺死了一條鯨魚，這條鯨魚已經中了1支魚叉，魚叉上幸運地寫著這樣幾個字：「格蘭特船長，1877年，巴爾凱島。」這種手法實在太不高明。
那麼這個島又在什麼地方呢？在南極洲！因為格蘭特不是要去建立一個新蘇格蘭，而是要去發現……南極！
我現在還在琢磨，書的作者怎麼會同意他的作品被歪曲成這個樣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