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據說，這句話是列寧留下來的。列寧哪會知道他的嘉言給我們壯了膽，那年代兵凶戰危，人人冒險過日子，於是，在我的家鄉，這句話大為流行。
中國對日抗戰中期，敵我對峙，日軍在兩軍交界的邊沿，設置長長的封鎖線，嚴格檢查往來行人。在那關卡隘口，多少中國人被捕，被毆打，被狼狗咬！多少婦女被脫衣搜查！青年穿過封鎖線到大後方加入抗戰的行列，至親好友捏一把汗。可是我們斷然上路，自己告訴自己：不要怕，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如果我們禱告，也是祈求列寧這句話成真。
事情似乎很簡單，只要走出蘭陵鎮的西門，沿公路西行五十華里，到嶧縣縣城南關基督教會，找楊成新牧師。楊牧師安排同行的夥伴，向警察局申辦探親證明，代買火車票，把我們送上火車，那時，嶧縣有鐵路和津浦線連接。楊牧師辦來駕輕就熟，可是擔當多少風險！
楊牧師家中常有年輕人或他們的父母來訪，商量怎樣到後方去唸書。
有一個嶧縣中學的學生對我說，他早就想到後方去，下不了最後的決心，直到日本兵一個耳光打得他鼻孔冒血。有一個蒼白少年，穿得整整齊齊，頭上還戴著靛青緞子做的「帽殼兒」（瓜皮小帽的一種），天天來央求楊牧師。他父親開綢布店，要他站櫃檯學生意，又要給他娶媳婦。他說，日本兵太可恨了，待在家裡，早晚給氣死。楊牧師說，到大後方抗戰是好事，不過你年紀還小，我得先問問你父親。他一聽到「父親」，轉身就跑，可是並沒有回家。後來有人在河南流亡學生接待站裡看見他，很瘦，眼睛很大，一身肉都曬黑了。
這天是星期天，禮拜之後，留下了兩個女學生，其中一個，漆黑的頭髮像盔一樣蓋在頭上，前額梳著小簾似的劉海，一張臉皓白，那時女學生不化妝，最難得眼眉唇線乾乾淨淨清清楚楚。身上是小鳳仙式的裌襖長褲，沒有腰身，腳上機器織的線襪，平底圓頭的黑皮鞋。
她最受人注意。在她出現之前，她的故事先流傳過來。她家鄉的警察局長想娶她 ，托人提親。她反對，也就罷了，她多說了一句話，「我要到大後方去找對象，不在家鄉結婚。」到大後方？不是有封鎖線嗎，封鎖線上不是有日本軍用的狼犬嗎？她說：「寧願讓狼狗咬，也不嫁給漢奸。」咳，她就是多了這句話。那年代常說沉默是小代數，語言是大代數，語言引起的問題比較麻煩，難解。有人把這句話傳過去，當警察局長還怕沒人通風報信？那人哈哈一笑，也放出一句話來：「好吧，有一天我讓她嘗嘗狼狗的滋味，也讓狼狗嘗嘗她的滋味。」她的父母得到消息，央楊牧師趕快把女兒送走。
辦探親證明有個插曲。嶧縣警察局有個巡官是基督徒，他帶我進警察局。進去一看，滿屋子制服筆挺，佩件全新，簡直明盔亮甲，很有些朝氣，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家鄉的警察，沒這個氣派。那巡官的年紀三十出頭，鬍子刮得乾乾淨淨，頭髮剪得整整齊齊，看他站在那裡兩足落地生根，胳臂腿肌毫不懈怠，就知道受過嚴格訓練。漢奸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根本不像嘛！
探親證明的大標題是「良民通行證」，鉛印，重磅紙，紙面發亮，拿在手裡嘩嘩響，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談汪精衛，汪在一九三九年投奔日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汪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勳，是追隨中山先生的革命先進，他怎麼會當漢奸？有人猜測，汪在抗戰局勢最惡劣的時候有此一舉，是國家設定的計謀，汪蔣兩人之間有默契，他這個漢奸是假的。這猜測在淪陷區流行，使下水當漢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說辭。那巡官說：「我認為汪先生不是漢奸，我才跟著汪先生走。你到重慶去打聽打聽，來封信告訴我，他到底是真漢奸還是假漢奸。」
我沒能替他辦到，他太高估了我。也許，他並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個到大後方參加抗戰的人表明心跡，儘管我還是個孩子。看來汪精衛還是發生了作用，使做漢奸的人有個道德立場，對人對己，有個交代。
到一九四五年，我才聽到對汪精衛的評論，我沒有辦法轉告給他，只能事後寫在這本書裡。
那時，我對行程只有模糊的概念，楊牧師則有精密的計劃。依照計劃，我們在嶧縣上火車，江蘇宿縣下火車。宿縣教會為我們安排住宿的地方，代雇手推的太平車，車伕一半運行李，一半作嚮導。阜陽的位置在宿縣西南，尹寶璽同學在《難忘的歲月》一文中，對那一段路有準確的記述。由宿縣到蒙城，一百三十華里，中間有個叫蘆溝集的地方，是日軍偽軍最後一道盤查哨，也就是封鎖線。過了封鎖線，經過所謂無人地帶，也就是雙方都不設防的緩衝區，到蒙城之北三十里板橋集，是國軍的最前線。蒙城到阜陽，還有一百八十華里。
帶我同行的是兩個女學生，她們到重慶去讀大學。依照計劃，我和她們過渦河以後分手，她們向西，我向南。
女學生是一個變數，我惴惴不安。當年，女學生這個名詞的含義，今人很難體會。
那年代，在我們家鄉，「女學生」一詞的含義比現在複雜。讀小學讀初中的女孩只是「女生」，不是女學生。帶職進修或退休後再讀大學的白髮女學士從來沒有，至少是沒人見過。所謂「女學生」，通常是泛指由高中到大學，十七八歲到二十出頭。那時女子能受高等教育，必定是家裡有錢，家長的思想也開明，有這種背景的女孩子多半漂亮。那時讀大學同時是一種享受，有音樂、有體育、有社交，這些女孩子多半明朗可愛。那時候，「女學生」一詞中有個什麼樣的形象，可以想見。
所以，那年代，女學生在眼前出現是一件大事，使女人嫉妒，男人窺伺，使男人女人都放下手裡的工作想一想自己的命運。那年代，某一支游擊隊攻打日軍防守的城池，指揮官發明了一句口號：「打進××城，一人一個女學生」，每個人都知道絕對不會這麼辦，可是仍然提高了士氣。眼前的這兩位女學生敢闖封鎖線，敢闖大後方，不怕道路坎坷、人心險惡，了不起，可是我找人同路原是圖個安全，與女學生同行，豈不等於伴著兩枚炸彈？
既而一想，此行本來就是冒險嘛！怕什麼？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
拂曉時分，楊牧師送我們上火車，增添了一個男生，名叫楊大維，年紀比我小一些。鄭重約定，四人分散穿插在滿廂乘客裡，誰也不看誰，誰也不跟誰說話，萬一有誰被鬼子識破，誰也不管他死活。聽最後一句我打了個寒噤，馬上又處之泰然。
火車慢慢開行，似乎步履艱難。用家鄉話來說，我做的事情叫「連根拔」，即使動力萬鈞的火車頭，也拔得如此吃力。火車經過徐州，在車站上停留了很久，我正襟危坐，沒敢向這個四戰之區望一眼。咳，徐州是我的傷心地，抗戰勝利次年，也就是四年以後，我再坐火車經過徐州，火車也是在車站上停留了很久。那時，我的父親帶著我的弟弟和妹妹逃難，暫時在徐州落腳，我仍然只能端坐在滿車乘員之中，不敢下車一步。我有幾個傷心地：徐州、瀋陽、上海……
好容易在宿縣下車。我看見日本兵站在月台上，有槍有彈，他們對面四隻狼犬一字排開，傲然高坐，咻咻吐舌。我看見日兵踢打小販，用刺刀劃破小販背負的布袋。我看見一個鄉下人已經通過檢查，日本兵喝令他回來，他一面走回來，一面全身發抖，恰似我有一年患了瘧疾。
檢查行李由中國人動手，日兵監看。檢查員一面翻箱倒櫃，一面偷看日兵的臉色，如果日兵心不在焉，他就馬虎一點。那「鬼子」，忽然命令中國助手打開箱子，提起箱蓋，把東西抖落在地上，以便他一覽無餘。然後，他嫌行李的所有人收拾得太慢，用槍托搗那人的腰部，那人急忙合上箱子，落荒而逃，捨棄散落在地上的衣服。
那幾個日兵絕不離開那一排四隻狼犬，跟狼犬在一起，他覺得安全。日軍信任這種畜生，任憑它揪出抗日分子，據說狼狗能察言觀色，有誰做賊心虛，它就撲上來，別人不肯帶我同行，就是怕我沒見過場面，在這節骨眼兒上驚慌失措，連累了他。我從狼狗鼻子前面走過，不敢看同行的女學生，頭皮發麻，她們使問題複雜，也更危險。焉知她們不同樣估量我！當地受日軍指揮的中國部隊（當時稱為偽軍）有一位軍官，他受教會托付，來車站暗中協助我們，可是，在日本人面前，他沒有半句發言權。
我要慎重地記下來，最後越過封鎖線的時候，全靠女學生的機智和勇氣，化險為夷。詳細經過我寫進小說體的《山裡山外》第一篇，大致情形是，檢查哨所的偽軍早就識破我們的行藏，等到行人過盡，夕陽西下，由一個上校來親自處理，我猜檢查哨的勤務由他指揮。我們編好的謊話，他搖頭不聽，我們提出的探親證明，他擺手不看，一定要我們實話實說，才肯放行。可是，說了實話真能過關嗎？萬一結果相反呢？當時的情況危險極了，可是也簡單極了，拖到不能再拖的時候，那位漂亮的女學生在上校耳旁悄悄說了一句：「我們是到阜陽升學的學生。」
後來，女學生說，反正那句話別人聽不見，只有「他」聽見，如果「他」翻臉，我就賴。真想不到，上校很爽快：你早說這句話，不早就過河了嗎！他真的聽到實話就放行，他這樣做，為的是證明他也支持抗戰，身在曹營心在漢。
現在我追憶前塵，感念那位同行的大姐，不知道她們進了哪家大學，是否順利完成學業，後來天下大亂，她們是否仍能逢凶化吉。現在我知道，由山東臨沂到安徽阜陽有鐵路可通，行人省去多少辛苦。我知道嶧縣已廢縣改市，鐵路已拆除，南關教會的建築，只是被革命群眾打壞了幾塊玻璃。至於楊牧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嚴禁宗教活動，嶧縣教會與美國的淵源深，楊牧師的身份敏感，他又堅持奔走各鄉，廣傳福音，在當時是嚴重的罪行，因此受到許多懲罰，下落不明。我再三打聽，也沒人能提供他最後的行蹤，他是牧師，上帝會接待他的靈魂，保佑他的兒女。
我也常常想起那幾位漢奸，他們分裂的人格，可有小說家費心描寫？後來知道，南京汪精衛政權的要員，大都和重慶的國民政府通氣，重慶派到上海南京的情報人員，竟然能把無線電台設在高官的家裡。併吞異族太難了，被征服者表面的馴順，背後用加倍的反叛來平衡，他們是沙子，使你盲腸永遠發炎。從征服者的角度看，異族都忘恩負義，反覆善變，殊不知這正是他們的正義。咳，天下本無事，侵略者自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