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理由不參加宴會運動[22]。儘管從保護隱私方面看，我的那些「小借口」並無不可，儘管都是善意的和應該被尊重的，但我依然認為它們不是好借口。這種借口是：我反感和厭惡舉辦宴會的人的某些做法，使我認為他們有不可告人的不良政治企圖。
當時，梯也爾[23]和巴羅[24]這兩個人結成了同盟，議會之中被稱為「左翼中心」和「王朝左翼」的兩個反對派因此實現了真正的聯合。「王朝左翼」這一派裡有很多頑固不化的人，似乎不願意與「左翼中心」結盟，但由於梯也爾許諾將來為他們加官進爵，他們才有所改變，變得溫和起來。在我看來，最初巴羅是在利用這一承諾，但到了後來也被這個承諾欺騙了。總之，不論梯也爾和巴羅這兩個反對派的領導人因何反對政府，此時他們卻變成了最親密的夥伴。為了換取盟友的勝利，在自己的弱點和品行方面故意裝傻的巴羅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同時，梯也爾也任由巴羅在宴會運動中自行其是。我甚至認為，梯也爾和我一樣，也不想參加宴會運動，他巧妙地迴避了這份責任，卻希望能夠享受到成果。在三個月的時間裡，巴羅幾乎走遍了法國全境，在每個城市發表長篇大論。與此同時，梯也爾卻在朋友的陪伴下待在巴黎。
在我看來，巴羅的行為就像是獲得了獵物的獵人，我是沒有興趣參與這樣的狩獵的，至於真實而主要的原因，我經常對拉攏我參加這種活動的人說起。我說：「十八年來，你們第一次尋找中產階級之外的支持者，向人民發出你們的呼聲。假如你們不把人民號召起來，我認為最可能的結果是：不管是統治者本人，還是大多數支持統治者的中產階級，都會認為你們意欲鞏固你們想要推翻的政權，會說你們變得更加可惡了。相反，如果你們號召了人民，你們能預料到這種號召會把你們推向何處嗎？我不能預料，你們更不能預料。」
伴隨宴會運動持久而深入的開展，這個預言愈發地有可能變為現實而出乎我的期望了。在發起號召的人身上，出現了不安情緒。這種不安是模糊的和不固定的，總會出現在他們的心頭。博蒙[25]是他們的主要成員，我從他那裡得知，當時全國掀起的宴會運動的規模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期望，甚至超乎他們的想像，他們已經不敢再繼續擴大了，而是急於減小規模。他們打算，以後不在巴黎舉行宴會，議會開幕以後，也不在其他城市舉行宴會。
實際上，要脫離這條危險的道路，他們也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雖然起初他們是被強迫或者被虛榮心驅使才推動宴會運動的，但如果讓他們決定不再舉行宴會，他們還是有些不情願。政府利用激將策略讓反對派走上了這條路，因為政府認為這樣可以導致反對派的崩潰。反對派毫不示弱，勇敢地走了下去。就這樣，政府和反對派互相激將、互相推動，一起向著危險的深淵走去。儘管已經接近了深淵，但他們都沒有察覺到。
二月革命的前兩天，我參加了土耳其大使主持的一個大型舞會。在那個舞會上，我見到了多蘭納[26]。我很尊重他，我們之間也有很好的交情。雖然黨派分歧導致的一切缺點在他身上也有所體現，但在他身上同樣具有能夠反映真正的激情的誠實無私的品質。在這個只有自私而沒有其他感情的時代，誠實和無私是極為少見的品質。
當時，我以我們的交情可以接受的輕鬆口氣對他說道：「親愛的朋友，表現出你的勇氣來呀，你現在扮演的角色可是很危險的啊。」他沒有流露出害怕的神情，而是認真地回答道：「一切都會很順利的，請你相信我，只是有一點兒小風險。你要知道，自由的政府都能夠經受住這樣的考驗。」
他的回答充分體現了他果斷和充滿才華的性格。凡是在他視線範圍內出現的一切，都被他的才智清晰地觀察著，在這種時候，他的視野從不改變。他既是一位學者，又是一位有派系的政客，博學、清廉、熱情，同時也容易惱怒、有仇必報。他從事政治活動的原則，是仿照外國人的，或者是依靠自己模糊的記憶。他總是讓自己的思想局限在某個理念裡，在這個理念之內積極進取或盲目行事。
相比於反對派對局勢發展的擔憂，政府的表現與他們大不相同。在這次談話之前幾天，我和內政部長迪沙泰爾[27]有過一次談話。在過去的八年間，我和迪沙泰爾同一位內閣中的主要人物一直進行著激烈的爭論（尤其是在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爭論極其激烈），但爭論歸爭論，我和這位內閣大臣的交情還是很好的。儘管主管外交事務的基佐總是攻擊他，但我相信，在內心深處，他對基佐極其同情。因此，我也知道，我和他的爭論讓他明白我是一個有作為的人。
幾年前，為了改革監獄制度，我和迪沙泰爾共同戰鬥過，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和他有了接觸，進而建立了親密關係。他跟基佐完全不同：基佐身材瘦弱，而他身體健康；基佐說話刻薄生硬，而他舉止儒雅；基佐的懷疑心很重，而他柔和而冷靜。在他強壯的身軀裡，包含的是堅韌、細緻、周密的精神。這種精神能夠幫助他理解政治，能夠幫助他更好地討論問題，還能夠幫助他看清別人的不良企圖，尤其能看清他的政黨的致命要害，然後很快地加以處理。他待人和善，對人沒有偏見和仇恨，對同行親切熱情，但又不卑不亢，是個很容易接近的人。如果他的利益沒有受到損傷，他會時刻準備著承擔應盡的義務。總之，你既不能不尊重他，又不能不怨恨他。他就是這樣的人。
就這樣，在危險即將出現的幾天前，我把他拉到會議室的角落裡，提醒道：「政府和反對派似乎正在努力讓局面發展到使人民受到傷害的地步。」我勸他想出一條擺脫這種趨勢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讓政府和反對派都有退路，是看上去很光彩的妥協之道。我告訴他，我和我的朋友們會因為達成妥協而感到高興，也願意出面努力說服反對派接受妥協。
他認真地聽完了我的意見，這使我相信他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我也清楚地看到，他不願意接受我的意見。他回答道：「現在的局面已經到了我不能找到解決之道的地步。權力在政府手中，他們不會同意妥協。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反對派也堅持不退讓，那麼最後的結果可能就是在大街上打起來。即使真的打起來，也是我們應該早就預料到的。如果反對派最終激怒了政府，政府自然不會退縮，只會勇敢地迎上去。可以確定的是，勝利是屬於政府的。」
之後，他以頗為得意的口吻向我介紹了一些政府已經採取的軍事部署的細節，如兵力數量、彈藥數量和戰略儲備等。在和他分別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對於即將發生的動亂，政府沒有正確的認識，因為政府不懼怕動亂。內閣也是如此，他們依然相信自己會取得勝利，把暗流湧動的動亂視為重新組織四分五裂的朋友和將敵人打到無力還手的機會。我對他說，我和他一樣相信他的判斷。他露出滿懷信心的神情，一本正經地請我一定要相信他。
與此同時，身在巴黎的激進派代表、親近人民的人和革命黨人，為明確地掌握這方面的情況而忙碌著。我相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正提心吊膽地等待著動亂的到來。雖然他們懷有的並非熱情本身，只是過去出現過的熱情的傳統，雖然他們已經習慣了厭惡某種事態卻又不得不置身其中的狀態，雖然他們沒有十足的把握獲得勝利，雖然他們能夠看清和瞭解自己的支持者，但在即將取得勝利的緊要關頭，他們依然緊張不安。拉馬丁夫人在革命爆發前夕拜訪了托克維爾夫人[28]，看得出來她極其惶恐不安，情緒激動得幾近崩潰。她向托克維爾夫人說的話感動了托克維爾夫人，在那天夜裡又感動了我。
有人認為，儘管這場革命很奇怪，但實際上並不反常。它的一個特點是這樣的：在革命中將要喪失權力的人推動了引起革命的事件，他們甚至渴望爆發革命。相反，在革命中將要獲勝的人並沒有預料到革命的到來，他們甚至害怕發生革命。可是，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為了使我能夠繼續沿著歷史的印跡記述下去，我必須對歷史的印跡加以梳理。
人們可以回想起下面這件事情。1848年，路易·菲利普國王在議會例行會議的開幕式上批評說，在盲目的或不良熱情的驅使下，有些人舉辦了宴會運動。這個批評將一百多位議會議員全都歸為了王權的反對者。對大部分議員們而言，這是一種侮辱，他們的心思早就陷入了混亂，這樣的侮辱點燃了他們的各種慾望，使他們喪失了理智。按道理這種時候會發生激烈的辯論，但辯論並沒有立即發生。議員們在討論國王的講話時，起初都不說話，就連一向張揚的多數派和反對派都保持了克制，就像擔心說錯話或者做錯事一般。
但是，人們的情緒最終還是激動起來了，並出現了耐人尋味的暴力傾向。辯論之激烈像極了不久之後引發革命的戰火。一向表現沉穩的反對派辯論好手參與到了激辯之中，他們費盡心思地要說明，參加宴會運動的權利是他們理所當然的和必需的權利之一，如果有人表示反對，不僅踐踏了自由，還違反了1814年的憲章。
一向瀟灑沉穩的政府官員迪沙泰爾被這種情況搞得手忙腳亂。他堅決否認人民可以參加所有的宴會運動，但又不明確說明政府已經決定禁止類似的示威運動。他似乎在引誘反對派再舉辦一次宴會，以便給法院創造證據。
相比於迪沙泰爾，擔任司法大臣的坎貝爾[29]顯得更加舉足無措，不過，他已經養成了這樣的習慣了。我認為司法官員不應該是政治家，但坎貝爾是我見過的一個例外。雖然擔任著司法大臣的職務，但在骨子裡還保留著總檢察長的派頭。他的性格和外貌都極其適合他的職業。你可以想像一下這樣的容貌：一張又瘦又歪的小臉，兩個鬢角向下凸出，鼻尖和下巴尖也高高地凸出來；眼睛很乾癟，但很有神；嘴唇很薄，緊緊地閉在一起。你還可以讓想像變得更加豐富一些：嘴裡橫著叼著一支有長長的羽毛的筆，就好像豎著的貓鬍子。總之，你可以將這種人的樣子想像成從來都沒有見過的食肉動物的模樣。他智力正常，不笨不傻，只是性格固執，不知道遷就，終究會因為不能靈活應變而讓自己陷入窘境。
在這種環境中，應該將基佐這樣的辯論好手放到議會的演講席上。基佐在議會上的發言有些大言不慚，還有些挑釁，這使得巴羅忍不住叫了出來，聲稱查理十世[30]時代的波利亞克[31]和佩羅內[32]都不敢說這種大話。現在我想起來，當我提起這位一貫沉穩和忠誠的人在當時變得怒氣沖沖，喚醒人們對1830年革命的回憶，強迫人們記住這些的時候，雖然這件事和我沒有瓜葛，但我依然渾身顫抖。
眾所周知，這場如同戰火一般激烈的爭辯的結果是，政府和反對派鬧到了法庭上，這是他們之間達成的唯一共識。他們雙方都接受這樣的結局：反對派在巴黎再舉行一次宴會運動，政府對此保持默許，讓法庭出面審判活動的發起人。
我清楚地記得，這場爭辯是在2月12日畫上句號的。從這一天開始，革命加速到來了。整個二月份，在激進派的推動下，主張立憲的反對派快速前進，開始了對革命的領導。實際上，真正領導革命的人並不是激進派議員（他們大多沒有了活力，變得死氣沉沉的），而是一些年輕且充滿激情的人，在報紙上經常能看到他們發表的具有煽動性的文章。一向沉穩的反對派以這種形式加入到了革命派的陣營之中並不奇怪，反對派和革命派長期共同行動，就必然會有這樣的結果。我早就說過，如果兩個派別長期為同一個政治目的開展合作，那麼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只顧及手段和目的兩者之一的派別，將接受兩者都能顧及的派別的領導。這種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在對革命有決定性的重大事件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兩件具有決定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宴會運動的綱領的制定，二是對內閣大臣的不信任案的制定。
2月20日，反對派掌控的報紙上出現了以下一個宴會的綱領為名義的一份宣言，號召人們發起大規模的示威，呼籲國民自衛軍[33]出席宴會開幕式。在人群中出現一個傳言：三天以後，臨時政府就要頒布法令。之前被支持者指責默許宴會運動的內閣，此時認為應該撤銷原先的那項禁令，於是發出通告，表示將動用武力阻止宴會運動。
內閣的這個通告給鬥爭開闢了戰場。我可以肯定地說，這個變身為暴動綱領的宴會宣言，是在那些認為自己依然領導著宴會運動的議員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草擬和發佈的。在一個由激進派和記者參加的夜間會議上，這份綱領被匆匆忙忙地炮製了出來，在第二天讀報紙時，反對派的領導人才看到它。
都看一看吧，這些事情是怎樣推動和發展的！曾經譴責過這份綱領的巴羅，為了避免對與自己一同奮鬥的人造成傷害，沒敢否認這份綱領。其他人也大都如此。後來，憤怒的政府在禁止宴會運動時，面對即將發生的內戰，巴羅選擇了退卻。他沒有參與這項危險的運動，但他不僅對沉穩的意見進行了妥協，也向極端的意見作出了讓步，又提出了對內閣大臣的不信任案。他一面聲稱政府禁止宴會運動違反了憲法，一面又替打算武力攻擊政府的人做辯護。
之前一直認為革命時機尚不成熟且不想參加革命的激進派領導人，此時為了表示自己與盟友反對派有所不同，認為應該在宴會上發表傾向革命的激進演講，以鼓動引起革命的激情。此時，親近王朝的反對派已經不再對宴會運動抱有希望，但為了表示對來自政府的挑戰絕不退讓的姿態，仍舊盡全力撲向這條危險的道路。原本認為應該有所讓步的保守派，在少數幾位領導人的號召和其他派別的暴力行為的推動下，居然開始否認人民有參加宴會的權利，同時還拒絕接受改革的建議。
如果想瞭解人們不顧自身意願地將自己和別人推到什麼地方，如果想瞭解現實是怎樣制約世界的命運的，如果想瞭解主宰世界命運的人的意願是怎樣像風箏一樣被制約的，就要做好在黨派鬥爭掀起的風暴和漩渦中長期生活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