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2月24日，我剛走出臥室，就遇見了剛剛從外面回來的女傭。我的女傭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但當時她卻失去了常態，哭泣著向我訴說了一大堆混亂無章的話，我只聽明白了其中一點：政府屠殺窮人。
我立即走出房門，想到大街上去看一看。然而，還沒有走到大街上，我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革命的氛圍，這是我第一次有這種感受。大街上沒有一個人影，既沒有行駛的馬車，也沒有漫步的行人；既沒有開門營業的商舖，也沒有沿街叫賣的小販。在一些民宅門前，人們聚集在一起，神情驚恐地低聲交談著，恐懼和憤怒使他們的臉上沒有了正常的顏色。一個國民自衛軍士兵從我身邊急急忙忙地走過，我追過去跟他攀談，希望能打聽到一點兒消息，但除了「政府屠殺人民」之外，什麼也沒有打聽到。他向我補充說，國民自衛軍會處理好這些情況。說來說去就是這麼幾句，簡直就相當於什麼都沒有說。
我清楚地知道，七月王朝犯下這樣的罪惡，就是要說明它具有令人震驚的殘忍本性。我相信，這個政府是所有腐敗政府中的一員，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是現今存在的政府中最不血腥的一個。我做出這樣的披露，只是要揭發依靠妖言惑眾的方法進行革命的行徑。
我直接朝著位於相鄰街道上的博蒙的家奔去。在博蒙家，我知道了昨天深夜國王召見了他的事情。隨後，我又去了萊薩的家，同樣聽到了國王召見博蒙的消息。在見到科爾賽勒[41]時，他向我敘述了他的見聞，但他說的比我的女傭還要亂。一個處在革命之中的城市，就像一個戰事正酣的戰場，被人們看在眼裡的任何一個偶然事件，都會被當成重大的事變。
從科爾賽勒口中，我知道在卡皮辛內大街的確發生了槍殺平民的事情，這種毫無意義的暴行和局勢的動盪使得莫萊拒絕組建內閣。後來，梯也爾、巴羅和其他幾位最終同意進入內閣的人也被國王召進了王宮。人們都知道了這件事情，所以我也沒有必要再說一遍。我問科爾賽勒，針對目標的局勢，政府打算採取什麼措施穩定民心。他說道：「萊薩先生告訴我說，政府計劃撤出除了國民自衛軍以外的所有駐紮在巴黎的軍隊。」這是他本人的意見。我曾經多次指出，人們之所以在政治上屢屢失敗，是因為太過懷念過去。
發動1830年革命的那批人就是在此時出面阻止1848年革命的那批人的。他們回想起1830年發動革命時的情景，正是因為抵制了軍隊，他們才得以繼續前進，最終取得成功。但現在的情況卻與1830年時截然相反，被查理十世解散的國民自衛軍又出現了，甚至可能會成為阻擋他們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礙。他們採取了與當年查理十世的政策完全相反的措施，卻能產生同樣的結果。儘管人性永遠不會發生變化，但人們的熱情和歷史局勢卻是不斷變化的，也就是說，兩個時代絕對不可能完全相同，肯定是有區別的。即使你能夠將一幅陳舊的畫作塞進一個嶄新的畫框之中，但人們仍然能看出它是舊的。
我和科爾賽勒就目前的危局聊了片刻之後，就一起去拜訪了朗瑞內，之後，我們三個人又一起去拜訪了狄福爾。狄福爾當時居住在勒佩爾蒂埃大街的一幢房子裡。我們是走著去狄福爾家的，一路上看到了一片奇怪的景象。儘管快到九點了，但大街上幾乎鮮有人跡，更聽不到人們說話的聲音；街道兩側的一些店舖已經坍塌了，另外一些店舖正在坍塌；路旁的大樹也倒在了路上，看上去好像是被人力弄倒的。的確，破壞樹木的行為是有人有意為之，他們偷偷摸摸地費盡力氣將這些大樹放倒，就是為了給即將發動革命的人提供搭建堡壘的材料。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這樣看待過問題，對於幹這些事的人而言，這是他們在喜歡鬧事的本能驅使下進行的一次嘗試，為的是嘗試一下在理論之前採取行動的滋味。對他們而言，這的確像是完成任務似的一種訓練。
在我所見的所有奇怪現象中，這種令人窒息的寂靜最讓人記憶深刻。在這種氛圍中，我發現，相比於做好事的熱情而言，人們做壞事的熱情更有作用。我喜歡在這樣的場合看到滿懷激情的民眾。我記得，我一面指著倒在地上的樹木讓朗瑞內看，一面跟他說了一句我一直想說的話。我說：「請相信我吧！現在發生的一切不再是暴亂了，這是革命！」
狄福爾向我們講述了昨天傍晚和深夜發生的一些事情，當然，他講述的都是與他有關的那一部分。他說，起初，莫萊邀請他出面協助他組建內閣，後來，局勢變得複雜起來了，莫萊明白，不論由誰出面組建內閣，都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幾分鐘之後，莫萊向國王匯報了他的看法，國王立即讓人找來了梯也爾。梯也爾表示，如果讓他出面組建內閣，就必須讓巴羅協助他。除了這些之外，狄福爾知道的情況和我們已經知道的差不多。由於我們不知道以後的局勢會怎麼發展，因此也就不能做出任何決斷，只好一起從狄福爾家出來，去了正在開會的議會。
狄福爾始終沒有出面組建內閣，至於其中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具體細節。但我明確地知道，他不是由於害怕承擔責任而拒絕組閣的，因為此後的他表現得一直很鎮定，即使在局勢變得非常糟糕的時候，他依然鎮定如初。我認為，他之所以打算秘密搬離巴黎，完全是為了家人的安全考慮。他是一個既能為個人利益考慮，同時也能為國家利益考慮的人，而且在這兩方面他都表現得很堅定。然而，我不止一次地看到，當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優先考慮的卻是個人利益。同時具備多種德行的人是很少見的，因此，評判一個人，不能只分析他對自己的同胞及同事的態度。
就在我們在狄福爾家中說話的這段時間，我們來時經過的街道被築起了很多堡壘。當我們再次經過那裡的時候，看到有人正在加固那些堡壘，他們中的一些人真是有心，加固堡壘的態度很是認真。他們很自覺，也很勤勞，就像一群努力工作的善良工人，與那些因為犯罪而坐牢的犯人的勞動完全不同。人們都安靜地看著他們，沒有人阻止他們，也沒有人幫助他們。曾經在1830年的巴黎街頭出現過的熱鬧鼎沸的場景，在這次卻怎麼都沒有見到過，因為人們現在的目的是要完全摧毀政府，而不是像1830年那樣推翻政府。
在我獨自一人回家的路上，遇到一支向聖瑪德萊娜教堂方向撤退的士兵。人們都將他們視為打了敗仗的逃兵，誰都不和他們說話。這支隊伍走得很慢，也很分散，士兵們全都低著頭，顯得羞澀而驚慌。如果有士兵落在了大部隊後面，很快就會被人繳械，快得就像是瞬間發生的事情。
我回到家時，正好遇到了哥哥愛德華[42]一家人。愛德華一家住在巴黎郊區的蒙馬特爾，昨天夜裡，那裡打了一夜的槍，他們不堪其擾，決定天亮之後立即到城裡來。在他們來的時候，街面上已經遍佈堡壘，他們繞過了很多堡壘才來到這裡。表姐也跟隨他們一起來了，但表姐遭到了極大的不幸，丈夫死了，女兒也被人強暴了，以至於她的腦子一直都是昏昏沉沉的。她的丈夫是一個眼裡只有工作的堅強的好男人，但是已經離我們遠去了。直到現在，我才清楚地意識到，膽大的女伴能夠在革命期間給你提供無限的力量，而膽小的女伴可能成為麻煩或者累贅，即使她有一顆鴿子般的心也是如此。
表姐不停地痛哭和歎息她個人悲慘的遭遇，對當前的國家大局毫不在意，這讓我感到極度厭煩。我的表姐沒有什麼城府和深度，心事和感情都寫在臉上，但她卻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純潔的人。儘管她的內心顯得有些冷漠，儘管她的思想有些片面，但這些冷漠和片面被控制在一種毫不害人的個人主義之內。這種個人主義要求她只關心自己的丈夫、孩子和自己，除此之外什麼都不關心。總之，她是一位最善良的女人，但不是最好的國家公民。
我希望她能盡快從悲傷中走出來，如此一來，我也可以擺脫她帶給我的煩躁和困境了。於是，我建議她從離我家並不算遠的凡爾賽車站坐火車離開巴黎。她告訴我，她不願意繼續留在巴黎，又不願意離開巴黎，因此猶豫著下不了決心。面對她的這種態度，我也無計可施了。最後，我用近似強制的辦法把她和家屬們平平安安地送到了凡爾賽火車站。之後，我就獨自回來了。
在回來的路上，經過阿弗爾廣場時，我見到了國民自衛軍的一個營，也許他們已經分散到巴黎的各個角落，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們。他們顯得有些萎靡不振，前進的步伐也有些猶豫，道路兩旁有一些流浪漢跟在他們旁邊，一邊走一邊高呼「改革萬歲」，他們聽見了，也高呼一聲「改革萬歲」，但聲音很低啞，好像很不情願。他們中的很多人我都認識，因為這個營就是我所在的街區組成的，但我卻叫不出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的名字。
看到我之後，他們圍住了我，向我打聽消息。我告訴他們，國王已經改組了內閣，遭受他們指責的一切弊病都會得到改善，他們希望得到的一切政府都會努力做到，但現在的問題是，不能任由混亂的局面延續下去，每個公民都有義務阻止這種局面。但我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會聽從我的這些話。他們對我說：「也許你說的是對的。既然政府由於自身的錯誤而陷入了困境，那麼就讓它盡力走出困境吧。」我說道：「這是不對的。難道你們不認為應該有所行動的是你們，而不是政府嗎[43]？如果巴黎沒有了政府，陷入了混亂，那麼整個法國就都會混亂不堪。你們覺得，這種局面只能讓國王和政府受罪嗎？」
我不能說服他們中的哪怕一個人，反而引導他們說出了這種令人吃驚的話：既然政府犯了錯，那麼政府就應該獨自受難，我們不願意為將局勢鬧到這種境地的人進行屠殺。然而，這的確是有著各種貪婪的慾望的中產階級的意見，十八年來，他們一直如此。通過中產階級的表現形成的輿論，反過頭來指責政府放縱中產階級，讓它最終竟然與政府作對。
就在此時，我的腦海裡產生了這樣一種感慨（這種感慨此後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歷屆法國政府都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將政權的支撐點安放在某個階級的利己主義和個人利益上。事實上，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這樣做才可能獲得成功，這條件就是每個人都願意關心國家大事，願意為了國家利益放棄個人利益。在法國，如果政府遭到大部分民眾的反對，那麼，將它推到這種困境的那個階級，就會反過頭來和人民一起反對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樂於放棄特權，也絕不捍衛特權。曾經以團結著稱的舊貴族階層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要知道，相比於現在的中產階級，舊貴族階層要更高明許多。在最後關頭，他們帶頭指責自己的特權和地位，怒斥自身的弊端。這種行為使普通民眾拍手叫好。據此，我認為，綜合多種因素，今後如果要維護政府，可以採取的最有效的措施應該是政府要遵照全體人民的意志管理社會。我還認為，如果現在的政府能夠採納這個建議，國家也一定會平穩安定。
雖然我還沒有接到有關議會開會時間的相關通知，但我猜想在十一點應該要開會了，於是立即朝議會大廈趕去。在經過查理十五廣場時，我看到有幾個享有特權的騎兵團佔領了廣場，但並沒有聚集的人群。呈現在我眼前的這支部隊規模龐大、軍容整齊，我立刻想到，他們之所以從混亂的大街上撤到這裡，是為了參與保衛杜伊勒裡宮和議會大廈。
一位騎著馬的陸軍少將帶著參謀站在方尖碑形的紀念塔下方。走到距離他們很近的地方時，我才看清楚這是貝多[44]將軍。不久前，他剛剛從北非戰場調回巴黎，後來趕上了旨在摧毀七月王朝的革命。在之前一年，我和他在君士坦丁堡有過短暫的接觸，從那以後，我們就有了一段交情。
很快，貝多就看見並認出了我。他從馬上跳了下來，快步跑到我身旁，伸出手來跟我握手。看著他的樣子，我確信他的心情很激動。然而，他說出來的話更讓我覺得他的心情很激動。他的表現並沒有讓我感到吃驚，我認為，在革命期間，軍人是最容易頭腦發熱和暴露缺點的群體。事實上的確如此。他們手握重兵，最拿手的就是與同樣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軍隊較量；當他們指揮軍隊面對手無寸鐵的善良的人民時，當他們面對這樣的人民製造的危機時，當他們看著遲疑不決的士兵時，會顯得不知所措，尷尬萬分。毫無疑問，眼前的貝多就陷入了這種處境。然而，沒有人能夠知道結果會如何，沒有人能夠知道，人群是怎樣冒著被騎兵擊中的危險衝進議會大廈的；沒有人能夠知道，他們又是怎樣廢黜國王、選舉臨時政府的。
對貝多本人而言，他在這種時刻起的作用很可悲的，但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必須先談談貝多的品行和動機。在這次事件之前和之後，我們都有過密切的交往，因此，在談論貝多的時候，我算是一個知情人。他接到過不許參加戰鬥的命令，也嚴格地執行了命令，這是為什麼呢？要知道，結合現實的情況，他完全可以拒絕執行這項命令。
貝多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也不是一個猶豫不決的人，一旦作出決定，他會堅定地向著目標前進。他也有許多嚴重的缺點，比如做事懶散、缺乏自信和不敢涉險。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他會從各個方面考慮該怎麼辦，而且還總是從最棘手的方面考慮。這使得他把最好的時機都浪費在空想和空談上。他為人正直、做事穩重、慷慨善良，要知道，對一位在非洲經歷了十八年軍旅生涯的人而言，能保持這些品質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是軍人群體中少有的品行端正的人，謙虛誠實，甚至有些心慈手軟。不過，他也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氣，並經受過這方面的考驗。他與奧爾良家族沒有聯繫，因此不會在罪惡動機的驅使下背叛自己的國家，不會像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或者奧爾良家族的先祖那樣背叛自己的主人。他唯一的不幸是被牽扯到了一場宏大的政治事件當中，他在政治方面的才能並不突出，但處理好這種事件卻需要有特有的革命才能。革命的才能是能夠根據局勢的發展變化採取相應的行動的一種能力。在一些涉及二月革命的回憶錄中，貝多的生平遭到了大量負面攻擊，這讓他備感痛心，每當聽到人們議論那些事情，他就會覺得更加痛苦。
就在他向我訴說他的困境，並向我闡述他認為反對派應該站出來平息民憤的觀點的時候，從香榭麗捨大街[45]兩側的樹林中走過來一群人，向我們這邊走來。看到這番情景，貝多立即拽著我迎了過去。在距離他的騎兵部隊有一百多步遠的地方，貝多停了下來，向這群人發表演說。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腰挎軍刀的軍人發表這種性質的演說。
在他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時，我發現那群人正慢慢地向我們圍了過來，很快就把我們圍了起來。越過最前面的那幾個人，我看到人群後面已經開始有些騷亂了，此外，我還聽到人群中有人低聲議論說「他就是比諾」。於是，我湊到貝多耳邊，小聲說道：「我比你有更多處理這種局面的經驗。你千萬要聽我的話，趕快回到你的騎兵當中去，否則恐怕過不了五分鐘，你可能就會有很大的麻煩。」他聽了我的話，巧妙地擺脫人群走遠了。在貝多離開之後，那群人立即著手實施破壞，搗毀了香榭麗捨大街上的治安崗哨。
我費了很大的周折才從人群中掙脫出來，就在我要離開這群人時，其中一個從外表上看像是工業中產者的矮胖男人問道：「你要去哪裡？」我回答說要去議會大廈，之後我還補了一句「改革萬歲」，之所以喊這句口號，完全是為了向他表示我是反對派。我問他：「難道你們不知道基佐內閣已經下台了嗎？」他用手指了指杜伊勒裡宮，然後用輕浮的口氣說道：「當然知道，但是我們想要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