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居住在芒什省[15]的幾乎都是農民。這個地方鮮有製造業，除了瑟堡[16]之外，再沒有任何一座大城市——事實上，瑟堡也只是一座聚集了大量工人的城鎮。
起初，生活在芒什省的人甚至都不知道發生了革命，但很快上層人士就認可了革命帶來的衝擊，下層平民受到的衝擊則小得多。通常情況下，與其他階層相比，農民接受政治影響的速度要慢得多，但他們能將這種影響堅持到最後。他們是最後有所行動的人，也是最後停止行動的人。
負責管理我在鄉下的產業的人是個年老的農民，在2月24日之後沒過多久，他給我寫了一封信，在提到那場革命在農村的影響時，他寫道：「人們都認為，如果路易·菲利普被推翻了，真是一件好事，因為他罪有應得，早就該下台了。」這句話表達了農民對這場革命的道義認同。然而，當他們得知巴黎陷入了混亂之中、可能又要增收新稅、內戰一觸即發、店舖關門、金幣被埋藏了起來、所有制受到攻訐的時候，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在其他方面，與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與否沒有關係。
起初流行在上層人士之間的恐怖氛圍此時已經蔓延到了下層民眾當中，恐怖氛圍正在襲擊全國。當我於三月下旬到達鄉下的時候，就覺得農村也有了恐怖氛圍。很快，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感動了。在城市的工人當中，正流行著煽動鬧事的活動；在農村，土地所有者們擯棄出身、年齡、閱歷、財產情況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異，聯起手來組成了一個整體。人們不再關注曾經存在於他們之間的地位、財產方面的對立。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信任和尊重取代了猜忌和攀比。所有權成了連接享有所有權的人之間友好聯繫的紐帶。在維護財產繼承權方面，富人和窮人就像親兄弟一樣步調一致，但在實際上，富人們大都上了年紀，而窮人們都很年輕。
持有土地者的數量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迅速增加，使得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土地所有者。在此之前，我沒有見過這種情況，也沒有法國人回憶這種情況。過去的事情表明，因所有制方面的相同利益而產生的聯合，在實際上並不如在表面上那樣緊密。原有的黨派與其他階級的關係，相比於混合在一起，更像是彼此獨立和平等了。恐怖氛圍對他們的作用，就像對堅固的物體的作用，想促使他們聯合起來，就得有恐怖氛圍的作用，如果沒有恐怖氛圍或恐怖氛圍消失了，他們又會分開。
在他們剛剛聯合之初，我並沒有聽到他們提出任何勉強能夠稱為真正的政治觀點的意見。他們說，共和制是最好的制度，也是法國人能夠創造的唯一的政體。他們還說，人們心中已經沒有了對保皇派[17]的希望和抱怨，人們心裡的那個曾經屬於它的位置再也找不見了。在共和制政府，人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得到保護，因此共和制政府就是合法政府。
當我寫到這裡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令我驚訝的現象：發端於巴黎的普遍恐怖的氛圍，與普遍仇恨的情緒摻和到了一起。法國的巴黎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對立與英國類似，但英國人反對的只是貴族政府，而且在內心深處還深深地愛著政府，他們時而焦急地可憐政府，時而又嫉妒地盯著政府。英國人希望能夠讓政府為他們的個人利益效勞。法國目前的情形是，巴黎的以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講話的人濫用了手中的權力，沒有充分考慮地方政府的利益，所以使許多原本沒有擺脫束縛自由行事思想的人有了這種思想。
在人民群眾心中，始終有一些不敢表示出來的願望，還有一些興致來臨時出現的不能表達出來的激情。對於這種願望和激情，我沒有過多的希望，也不太過恐慌。很快，這些情感將會轉變成對大選的熱情。人們喜歡大選，還希望選出能夠抵制巴黎動亂的人。他們並不是借大選之機享用自己的權利，在他們看來，大選是他們反對巴黎的危險的代價最小的方式。
我到了一個名叫瓦洛涅的鎮子上。瓦洛涅是我的影響力中心，到這裡之後，我立即開始工作，瞭解當地的情況，進行爭取被提名的各項活動。很快我就意識到，即使我有足夠的熱情，如果去了別的地方，獲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雖然我希望能夠當選，但在施政困難和局勢危急的情況下，我也有接受落選的心理準備。這使我能夠保持清醒和自尊，不參與當時很流行的各種瘋狂舉動。而且，即使受到成功的喜悅的驅使，我也沒有說瘋話做瘋事。
到處都有候選人發表演講的身影，他們從一個地方的演講台輾轉到另一個地方的演講台，發表的都是反對共和制的主張。我沒有到選區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發表演講。每個小鎮都有一個俱樂部，每一位候選人都要在俱樂部裡闡述自己的思想和計劃，拿出自己的競選綱領。我拒絕回應俱樂部的這種要求，我認為這是沒有道理的。這種拒絕立場有很大的好處，一是表達了對這種要求的蔑視，二是讓新的當權者認為我是個有尊嚴的人。相比較其他候選人四面逢迎的形象，人們更喜歡我的形象。
我啟動了巡迴演講之旅，將我的競選文件張貼到省內各處。很多候選人在報紙上發表演講時，將人們稱為「公民」，並表示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這些都是流行於1792年的手段，我不想照搬。因此，在我的巡迴演講中，我稱選民為「諸位先生」，結尾時向他們「致以深厚的敬意」。我說道：「我來到這裡，是想接受你們的指示，不是請求你們給我投票。我願意成為你們希望平靜安定的代表，況且，面對這個動亂頻發且可能釀成大禍的時代，我也不能坐視不管，不能拒絕擔任代表。這就是我要在第一時間對諸位說的。」
我繼續說道：「我忠實地履行了對七月王朝的誓言，雖然在共和國成立的過程中我沒有盡力，但我願意支持它，支持它永遠地存在下去。關鍵是，共和國是什麼樣子的？有人認為共和國打著自由的旗幟行專政之實；有人認為共和國改變的不僅是政治制度，還有社會本身；還有人認為共和國是宣傳師和征服者。在我看來，共和國不是這樣的。如果你們眼中的共和國也是這樣的，那麼我們的意見不統一，我也無法幫助你們。如果你們理解的共和國與我的理解一致，那麼我會為了我們大家共同的事業而努力。你們可以對我抱有這樣的期望。」
我的巡迴演講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令我自己都感到驚訝。幾天之內，我就變成了整個芒什省最有威望的人，各界人士都注意到了我。很多人前來拜訪我，包括我曾經的政敵們（他們也是共和國的反對者），以及保守派成員和原先政府的成員。他們向我保證，說我一定能順利當選。不僅如此，他們還接受了我的所有意見。
就在此時，瓦洛涅選區的選民籌備工作會召開了，我參加了會議，其他幾位候選人也參加了會議。菜市場的庫房被改造成了會場，主席團在最裡面，候選人的座位在主席團兩側。主持會議的是一位中學老師，他語氣尊敬、聲音洪亮地對我說道：「托克維爾公民，我現在向你提出大家給你的問題。你必須做出回答。」我輕鬆地回答道：「我聽清了你說的話。」
有一天，議會的一位辯論家（我不想說出他的名字）對我說道：「親愛的朋友，要想在登上演講台時能對答如流，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要相信自己是所有人中最傑出的一個。」在一些大型的集會上，我一直認為，對我而言說是件比做更容易的事情。誠實地說，辯論家的那個建議即使用在選舉大會上也很有效，我應用了很多次。
不過，我並不認為自己是所有人之中最傑出的。很快我就發現，在所有候選人中，只有我能明白選民們的政治語言，只有我能理解他們希望解決的問題，事實證明，與其他候選人相比，沒有人認為我的話不能理解。其他候選人想要刁難我，於是接二連三地向我提出他們認為時間緊迫的問題，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儘管我的答覆沒有刺激人的地方，他們依然會覺得難堪。
在他們看來，宴會運動方面的問題是我難以解答的。眾所周知，我根本就沒有參與過那個危險的運動。一些從政的朋友曾經指責過我，原因就是我拒絕接近宴會運動。時至今日，儘管革命已經證明了我是對的，但依然有人因此而記恨我，可能是因為這個證據太好了吧。他們問道：「在宴會運動中，你為什麼不和反對派同步行動？」我冰冷地回答道：「儘管我可以隨便編造個理由，但我還是願意告訴你們真實原因，那就是：我不想革命。我可以打保票，如果每一個參加了宴會運動的人，都能夠像我這樣看清楚宴會運動即將產生的後果，那麼他們就絕不會參加了。所以，我認為，我和你們唯一的不同是，我知道你們在做什麼，而你們卻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公開表示不願意革命的行為，發生在共和主義者公開主張革命之前，毫無疑問，在誠實方面，我超過了共和主義者。聽到我的回答，人們笑了起來，然後熱烈地鼓掌，他們沒有站在其他候選者那一方。會議以我的大獲全勝而結束。
在這個會議的記錄中，我找到了針對我的提問和我的答覆。每一個問題和每一個答覆都很清晰，反映了人們關心的問題，也反映了我的精神狀況。請允許我摘錄出一段問答來做個例證。
問題：如果議會大廈附近也出現了動亂，甚至手持武器的人闖進了議會大廳，你還能保證繼續坐在你的座位上嗎？
答覆：既然我現在就在這裡，就代表了我的回答。我在連續工作了幾年，做出了許多沒有成效的努力之後，政府走上相對比較誠實和自由的道路。之後，我將興趣和精力用到了個人生活方面，我在這種生活中等待著，等待疾風驟雨能消失。但我不能這樣。和你們一樣，我明白真正代表你們的人會在動亂中受到傷害。可是，危險是有的，榮譽也是有的，它們是並存的。於是，我出現在了這裡。
我的巡迴演講為我贏得了全省農民的支持，之後的一次演講為我贏得了瑟堡工人的支持。當時，有人誠懇地邀請我參加一個由兩千名工人出席的晚餐會，我參加了。我剛到會場時，就看到有個人領著一群人走了過來。那個人是我昔日的同僚厄文，他特地從聖洛來到了這裡，這是2月24日之後我第一次見到他。2月24日當天，我看到他攙扶了奧爾良公爵夫人一把，在第二天早上我聽說他擔任了芒什省的共和委員。
對於這樣一位野心家兼投機分子的到來，我似乎沒有理由驚訝。他始終與政府作對，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始終是反對派的成員。在我的周圍，像厄文這樣通過炫耀自己的德行以謀求政治地位的人有很多，結果往往讓他們失望。他們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華批判別人，卻得不到多少好處，只能在想像中施用自己的惡行。這是他們失望的原因。由於慾望長期得不到滿足，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的慾望變本加厲了，因此一有機會，就像覓食的餓狼那樣投靠於人，根本沒有時間考慮這種行為能換來多少食物。厄文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受臨時政府之命協助另一位昔日同僚的工作。這個人是維埃亞爾[18]，他在與路易·拿破侖[19]拉上關係之後獲得了名望。
在為共和國工作期間，維埃亞爾是七月王朝時潛藏在議會中的共和派的領導人，這批人大概有六七個。此外，在動亂發生之前，他還是共和派中經常參加帝國沙龍的人。他是偏執的古典文藝分子，同時又是自以為是的伏爾泰分子，他在哲學方面小有才氣，態度也算誠實熱情。不過，他在政治方面卻常犯糊塗。
在厄文眼裡，維埃亞爾只是他的工具。如果厄文打算報復政敵或者答謝盟友，厄文一定會讓維埃亞爾出面。每當這個時候，厄文就像礦工一樣，準備好吊斗，然後打著保護共和國利益和維埃亞爾名譽的旗號，慫恿維埃亞爾拿起吊斗。
厄文假裝沒有看到我，假裝不認識我，他逕自走向人群，甚至都沒有跟我打招呼。我莊重地走進晚餐大廳，坐到普通來賓中間。
競選演講很快就開始了。維埃亞爾拿著事先寫好的語氣客氣的演講稿念了起來，厄文念的也是事先寫好的稿子，不過這稿子寫得很動人。我也想發表演講，但又不知道說什麼才合適，而且組織者也沒有安排我的演講。但很快我就決定發表演講了，因為一位辯論家（當時，所有的演講者都被稱為辯論家）在提到布裡科維爾[20]時，說了一句話，讓我鼓起了演講的勇氣。
於是，我提出發言的要求，得到了許可，因為在場聽眾也想聽到我的發言。當我坐上高達二十層台階的演講席時，俯身看著下面的聽眾，我緊張了，想立即退下來。不過，我馬上定了定神，發表了有些誇大的演講。我已經想不起來當時我說了什麼了，只記得很對聽眾的口味，受到了熱烈歡迎。我的演講裡有對當前局勢的臨場發揮，能夠幫助這樣的集會取得成功。要知道，演講是講給人聽的，好的演講就應該感染聽眾，讓聽眾激情澎湃。
我在晚餐會上取得的成功引起了轟動，而我也為此高興不已，我報復了厄文，當時，他打算利用手中的權力，做一件他認為是屬於他的美事。
如果我沒有記錯，在此之後直到選舉開始的這段時間，我以省議會議員的身份去了一次聖洛。由於省議會是臨時召集的，議員們還沒有變動，仍然是七月王朝時期的議員，因此議員們對待路易·菲利普的官員極為恭順。當然，在他們中間，也可能有猛烈攻擊過七月王朝的人。
對於這次聖洛之行，我能回憶起來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昔日的保守分子的卑躬屈膝。面對曾經被他們欺辱過的厄文，他們不僅不提反對意見，甚至還極力奉迎他。他們在口頭上讚美他，在行動上迎合他，即使在私下裡也是如此。雖然我見到過很多逢迎拍馬的場面，但相比之下，還是這種場面更令人歎服。我的意見是，厄文雖然只是個小人物，也應該讓人們看到他的言行活動。因此，以後我還會用事實解釋他的言行。需要補充的是，幾個月之後，在人民引發的波浪中獲得權力的厄文，又被人民用暴力推了下來，受到了前所未聞的惡劣對待。在人們由於恐懼而引起的顫抖中，夾雜著昔日的仇恨，伴隨著對厄文的奉迎拍馬，這種仇恨也得以加強。
大選之日即將到來之時，正是人們對未來最沒有信心之時，那時，從巴黎傳來的各種消息，讓人們以為沒有人在意這裡了，這座城市將要被武裝起來的社會主義者佔領。社會主義者能讓選民說話嗎？能保證不用暴力脅迫國民議會嗎？人們深表懷疑。綜合來看，如果國民議會與群眾發生衝突，在群眾的要求下，國民自衛軍可能會向國民議會發起攻勢。其他省份也出現了不安情緒，加強警惕應對危險的到來。
我像個貧窮的人那樣，在鄉下的宅院中度過了競選的最後幾天。這是我在革命之後第一次回到鄉下的宅院，以後可能再也不會來這裡了。剛剛進到這裡，我就感受到了一絲淒涼，時至今日我依然能夠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沒有人迎接我的到來，只有一隻年紀很老的狗在那裡等著我。每個房間都是空蕩蕩的，牆上濕漉漉的，窗口沒有懸掛窗簾，傢俱上佈滿灰塵，掛鐘也停了，一切都顯得很沉悶。
看著眼前的情景，我覺得我的這座宅院已經被拋棄了，即將成為廢墟。這塊地處地球偏僻一角的土地，被遺忘在了諾曼底的林野與牧場之間，每當我想到這些，就陷入了孤獨的沉思，好像我的思想也成了荒涼的曠野。透過這片孤獨，我似乎看到自己從一座墳墓中走了出來，面對人生中最溫暖、快樂的一面。我驚奇地發現，在這個世界上，相比於現實生活，想像更加多彩，更加令人激情澎湃。
在眼睜睜地看著七月王朝被推翻之後，我又看到了許多血淋淋的場景，讓我來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吧！相比我在鄉下庭院看到的情景，這些血淋淋的場面並沒有讓我更加傷心，並沒有給我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當我看到鄉下宅院時，想起昔日那些幸福安寧的生活，當時的我並不理解幸福生活的價值，現在我才理解了，同時我也更好地理解了革命的苦澀滋味。
鄉下的村民對待我的態度還是一如既往的友善，而且比以前更加親近了。以前，我沒有被牆壁上呼籲平等的標語所傳遞的尊敬感動，今天我卻被感動了。
我和村民們要到四公里之外的聖皮埃爾鎮投票。在選舉日一大早，所有年滿二十週歲的男性村民要在教堂門前集中，然後按照姓氏首字母的順序兩人一排排成一個縱隊。我也按照規矩站在了隊列當中，在一個講究民主的時代，生活在講究民主的國家，我不能插隊，應該為人民帶個好頭。隊伍末尾是坐在馬車上的病人或者殘疾人，他們也要參加投票。只有婦女和未成年的兒童不參加投票。
這個由一百七十人組成的隊伍在到達可以看見一座小山的地方停了下來，原來他們想讓我發表演講。於是，我站在一個小土堆上，在人群的簇擁下，發表了講話。我提醒這些勇敢的人們，他們的投票意義非凡，不要聽信到村莊裡來勸說大家改變主意的人的花言巧語，因為那些人可能是騙子。我說道：「在投票結束之前，大家都不能回家吃飯或者換衣服（這天正下著雨）。」他們表示一定聽我的安排，事實證明他們的確做到了。投票是在統一時間同時進行的，但我相信他們會將選票投給同一個候選人。
在投完票之後，我就與村民們分別了。之後，我乘坐馬車回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