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我看守馬德萊娜大街上的宅院的那個人，給鄰居們留下的印象很不好。他曾經當過兵，有些瘋瘋癲癲的，而且還很愛喝酒，閒下來的時候，不是在家裡打老婆，就是在酒館裡喝酒。大家都說他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他應該是臨時的社會主義者。
叛亂分子剛剛取得一些勝利，他就興奮不已。在爆發叛亂的那個早晨，他待在附近的小酒館裡，嘴裡說著一些關於我的胡話。他說，他如果碰到我回家，就要趁著天黑把我殺掉。他還向大家展示了一把聲稱要用來殺我的刀。他的妻子聽說了這件事，匆匆忙忙跑來，告訴了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在離開巴黎時，給我留下一張便條，將這件事告訴了我，並且一再叮囑我晚上不要回家，去我父親留下的空宅子裡住。本來我打算按她說的辦，但是當我在半夜從議會出來時，已沒有體力做到了。我感到很疲憊，沒有心思另外尋找睡覺的地方，更為重要的是，我並不相信這種事先到處聲張的謀殺。於是，我打算聽天由命。不過，我還是隨身攜帶了一把應對危險的手槍。
當我敲響家門的時候，給我開門的正是那個看門人。我走了進去，等他關好了所有的門之後，我問他，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已經回來了。他簡短地回答說，其他人在今天早晨就已經離開巴黎了，現在家裡只有我和他兩個人了。我覺得如果能再有一個人會更好，不過，他也沒有辦法對付我。
我死死地盯著他，又讓他拿著燈走過來。來到通往庭院的大門前，他停下腳步，說聽到車庫裡有奇怪的響聲，讓他心生不安。他說，希望我跟他一起去車庫裡看看。他一邊說著話，一邊向車庫走去。這讓我對他產生了懷疑。既然事已至此，我也只能跟著他往前走了。於是，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的後面，時刻留意他的動向，只要他有對我不利的企圖，我就立即將他像狗一樣地擊斃。事實上，我們的確聽到了他說的那個奇怪的聲音，像沉悶的流水聲，又像遠處的馬車聲。雖然聽上去離我們並不遙遠，但卻不知道是什麼聲音。其實我也沒有花費很長的時間探尋究竟。
我決定回去睡覺，讓他帶我去我的房間。在上樓時，我也密切注視著他的動向。我讓他打開我的房門，他打開了門，我接過燭台走了進去。看到我進了房間，他才向我脫帽行禮。他真的想殺我嗎？難道是他發現我保持著高度的警惕，而且兩隻手始終插在衣兜裡，覺得我的武器比他的那把大刀厲害，因此放棄了？我認為他始終就沒有殺死我的打算，現在我還這麼認為。就像有人在和平年代喜歡表示友善一樣，有人在革命時期也喜歡犯罪，他就是這樣的人。我覺得，只有在戰局對我們不利時，他們這種人才具有危險性；如果情況相反，或者勝負未分，他們就會靠近我們。
天亮的時候，我被驚醒了，因為我聽到有人走了進來。進來的是我的傭人，用專用鑰匙開的門。這個勇敢的人剛剛露營歸來（在他的要求下，我給他置備了一身國民自衛軍的軍裝，還弄了一支性能極好的槍），想看看我回來了沒有，有沒有需要他幫忙的事。我相信他不是社會主義者，不論是理論上還是興趣上都不是。這個時代最常見的毛病是躁動不安，但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他是個安於現狀的人，從不抱怨自己的命運，即使在其他時代，這種人也是極為少見的。他對自己知足，對別人滿意，他追求的只是足夠，或者甚至是差不多。當然，他也追求能夠得到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他會遵守哲學家的教導，以達到才能與慾望的平衡而感到愉悅。儘管在無意之中遵守了這一訓誡，但他並不如此實行。
他走進我的房間之後，我和他進行了這樣一番對話：
「啊！歐仁！你還好嗎？」
「是的，我很好。先生。」
「怎麼可能好呢？我聽到外面可是槍炮聲不斷啊。」
「是的，戰鬥還沒有結束。但是我們每個人都相信結果是好的。」
他一邊說話，一邊脫下了軍裝，然後開始擦拭我的靴子，整理我的衣服。做完這些之後，他穿好了軍裝，說道：「先生，如果沒有需要我做的事情了，那麼請允許我回到戰鬥中吧。」在過去的四天四夜裡，他一直做的就是這兩項工作。在這場由野蠻和仇恨引發的叛亂中，我看著他滿意而且自信的神態，也得到了一絲的安寧。
我認為議會沒有需要決定的重大事項，因此並不急於趕去議會，而是決定先去仍然在戰鬥的地方看一看。我並不打算追隨古德索爾親自參加戰鬥，我只想去親眼看一看，判斷一下局勢。在這場漫長的戰鬥中，我一直不瞭解具體戰況，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而且，在讓我時常感到激動的情感背後，有一些好奇的感覺控制著這種情感。
我在林蔭大道上走了很久，沒有發現有戰鬥的跡象。可是，剛剛進入聖德尼門，就能看到戰鬥留下的痕跡了，眼前都是被叛亂分子破壞的景象：街道兩側房屋的門窗被打壞了，牆壁上佈滿彈痕，有的甚至被炮彈摧毀了，連樹木都遭到了襲擾；街道上，被掀起的石板胡亂堆放著，石板堆後面還有沾著血跡的泥土。這就是戰鬥留下的慘狀。
我又來到了駐紮著多種軍隊的水塔附近。在那裡，朝著桑松街路口方向下架著一門大炮，我以為他們在與叛亂分子炮對炮轟炸，後來才知道所有的炮聲都是我們自己一方的大炮發出的，我將大炮可怕的回聲當成了叛亂分子的炮聲。這次炮聲是我聽過的最激烈的炮聲，任何人聽到這種聲音，都會認為自己身邊正在進行著一場大戰。事實上，叛亂分子所用的武器，是一種很少見到的威力極大的步槍。真是一場奇怪的戰鬥。
桑松街是一條很短的街，旁邊是聖馬丁運河，運河一側有一棟朝向桑松街的大廈。桑松街很淒涼，這裡沒有堡壘。士兵們部署好大炮以後，就靜靜地待命了，他們看不到叛亂分子的身影，只能從偶爾冒出來的煙氣上得知敵人並沒有撤走。狙擊手沿著牆根兒埋伏著，哪個窗口傳出槍聲，他們就朝哪兒開槍。
拉莫裡西安騎著馬站在噴泉後面，冒著槍林彈雨指揮戰鬥。他很顯眼，我能遠遠地就看到他。能在這樣的場合看到鎮定地指揮戰鬥的司令官，真是讓人感動。他是個偉大的人，這是我發自內心的讚揚。他有些惱怒，啞著嗓子大聲喊著，即使在危險而混亂的環境中，他依然很冷靜，如果換成別人，這樣的指揮方式肯定無法保持冷靜。如果他能夠再沉穩一些，我會更加欣賞他的。
我之所以說這是一場奇怪的戰鬥，是因為士兵們看不到一個敵人，他們面前除了牆壁之外什麼都沒有。我從來沒想過會有這樣的戰鬥。水塔前面有一條看似可以任意穿行的小路，他們為什麼不從這裡出擊呢？或者為什麼不佔領桑松街對面的那座大廈呢？如果能這樣，就可以徹底摧毀叛亂分子的這個據點，使它不能長時間地發出火力。可是，很快我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條看似可以任意穿行的小路實際上是走不通的，往前走一點兒的右手邊又有一條大街，從街口到巴士底監獄都佈滿了堡壘。如果想剷除這些堡壘，先要佔領堡壘背後的街道，包括桑松街對面的那座大廈和林蔭大道。但是，佔領大廈是不可能的，因為桑松街和大廈之前還隔著一條運河，儘管站在我現在的位置上看不到運河，但它的的確確是存在的。既然如此，只有用大炮攻擊那座大廈，至少也得逼叛亂分子堅守不住。原本我就對戰鬥還沒有結束而感到吃驚，稍稍定了定神之後，我自言自語道：這麼打下去，我什麼時候才能看到結果呢？我在這裡看到的一切，同時也在巴黎的其他地方發生著。
叛亂分子沒有大炮，因此這裡沒有本該出現的被大炮炸得破敗不堪的景象。我看到有些人中槍了，在那一瞬間，他們就好像被一根看不見的線繩穿了過去，然後搖搖晃晃地倒下了，起初只能看見衣服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破洞。此時，最讓我有感觸的倒不是他們肉體上有什麼痛苦，而是他們臉上的痛苦表情。我看著突然發生在他們的臉上的變化，看到他們面對死亡時快速閉上的眼睛，感覺真是奇怪而驚恐。
不一會兒，我看到拉莫裡西安的馬被流彈擊中摔倒了。從前天晚上開始，這是第三匹被擊中的拉莫裡西安的坐騎。拉莫裡西安被摔到了地上，他迅速爬起來，繼續大吼著。
我發現常備軍的士氣有些低落，似乎仍然記著二月革命期間的事情。也許，他們正在猜測，明天是不是還要干二月革命時幹過的那種壞事。雖然我們一向不太信任保安隊，但他們此時的士氣倒是很振奮。可是，我發現他們支持我們的態度並不是很堅定。因此，即使他們表現得很振奮，我還是有很多不信任他們的理由。他們被派到戰場是創造了一些奇跡。他們原本都是無業遊民，他們最愛做的就是有害的事情，讓他們上戰場就好像是邀請他們參加慶典一樣。總之，他們的加入，是給我們的軍隊貢獻了一些不守軍紀的成員。他們是因為喜歡打仗而參加戰鬥的，並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55]。他們都是新兵，容易緊張和慌亂。這一點倒跟我很相似，我甚至差點兒因此丟掉性命。
在桑松街靠近水塔的拐角處有一處正在施工的樓房，一群叛亂分子從後面進到了這棟樓房裡，突然出現在房頂上，居高臨下地向林蔭大道上的軍隊射擊。他們的槍聲正對著對面的建築，發出了巨大的回聲，使得我們以為他們也襲擊了我們這一側。我們的軍隊完全沒有料到他們會突然出現在那棟樓房頂上，很快就亂了陣腳，不論是騎兵、步兵還是炮兵，陣型都混亂了。士兵們胡亂開槍，但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把子彈打到哪裡去了。就這樣，無法堅守的軍隊先後撤退了六十多步。我被撤退的隊伍擠到了寺廟街對面，站在牆根處，之後又被踢倒在地。我的帽子就像紙片那樣飛走了，撞到街對面的樓房的牆壁上，我自己也差點兒以同樣的方式喪命。這次事故是我在六月事變中遇到的最嚴重的事故，我因此意識到，戰場上所發生的一切，並不都是英勇冒險的英雄行為。我相信，即使在最精銳的軍隊，像我這樣的事情也會經常出現，但卻沒有人提出來，當然戰報都不會說到這些。
拉莫裡西安在此時的表現更加令人尊敬。他的指揮刀原本一直插在鞘裡，此時，他把刀拔了出來，英勇而果斷地奔到軍隊中央。他大聲命令士兵們停止撤退，他用手指著士兵，甚至用刀柄敲打著護腕，士兵們果然停止了後退。之後，他站在隊伍的最前面，率領著軍隊冒著槍林彈雨衝向那棟樓房。只花了很短的時間，拉莫裡西安就率領軍隊奪取了那棟樓房。叛亂分子沒有怎麼抵抗，就逃走了。
戰鬥進入了沉悶的膠著狀態，後來叛亂分子的槍聲停了，拉莫裡西安指揮軍隊佔領了這條街道。在進入另一個戰場時，拉莫裡西安回到了位於聖馬丁門附近的一家小酒館，那裡是他的指揮部。我跟著他來到指揮部探聽戰況。
我問道：「在你看來，戰鬥還要打多久呢？」他回答道：「啊！我只能告訴你，這不是由我們決定的，得看叛亂分子的了。」他走到地圖前面，將我們已經收復或佔領的街道一一指給我看，又將還沒有佔領的街道也指了出來。他說道：「如果叛亂分子打算用保衛被我們佔領的街道那樣的態度據守仍然佔據的街道，那麼，我估計還得打八天。而且，我們的損失會比他們大得多。在這個關頭，誰失去意志，誰就會失敗。」
我責怪他在戰場上不該那麼明顯地暴露自己，而且那樣的暴露是沒有意義的。他回答道：「那在你看來我該怎麼做呢？有人提議讓卡芬雅克給我派來幾個幫手，被我拒絕了。在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我的選擇就是繼續獻身，義無反顧。」
我們正說著話呢，梯也爾走了進來。他親密地抱住了拉莫裡西安的脖子，稱讚他是大英雄。看著梯也爾的樣子，我忍不住笑了。這兩個人的關係一向很緊張，然而，共同的危險就像美酒一樣，緩和了人際關係。
我離開了正在和梯也爾握手的拉莫裡西安，去了議會。時間已經很晚了，我沒有必要為了滿足好奇心把腦袋丟在戰場上，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愚蠢的了。
這一天剩下的時間和昨天晚上一樣，議員們依然惶恐不安，依然吵吵鬧鬧，依然什麼都沒有做，依然那麼堅定。來自各省的志願軍連續不斷地進入巴黎，偶爾還有一些慘痛的事情和某個大人物陣亡的消息傳到議會。議會聽到這些消息，一方面感到悲傷，另一方面也會更加堅定決心。一些勇敢的議員冒著招致眾怒的風險提議與叛亂分子妥協，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斥責。
傍晚的時候，我打算去市政廳打探一些確切的消息，因為這次叛亂讓我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它不僅是一次武裝暴力事件，而且還持續了很長的時間。沒有人知道法國大部分地區（尤其是里昂這種聚集著大量工人的城市）最後會出現什麼結局，沒有人知道這些地區歷時很長的戰鬥的結果，更沒有人知道長期動盪不安的巴黎的未來。
在經過費萊伊碼頭時，我遇到了一位來自我那個街區的國民自衛軍士兵，他們用擔架抬著兩名受傷的軍官和幾位士兵。在和他們交談時，我的心底有一絲傷感，在這樣一個文明的時代，一些原本愛好和平的人以驚人的速度加入到內戰之中，在這個慘痛的時期，他們對暴力的興趣和對生命的漠視達到了頂點。和我交談的這幾個人，在和平時期都是本分老實的手藝人，他們甚至溫和到了軟弱的地步，與英雄主義無關，與殘忍更是沒有關係。但是，在這個混亂的時期，他們也愛上了搞破壞，也愛上了殺人。
他們向我抱怨說，應該用炮彈轟炸被叛亂分子佔據的街道，或者挖地道偷襲也不錯。他們還說，他們不希望在叛亂分子佔領的街道上留下一個人。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讓這些瘋狂的羔羊恢復了平靜。我告訴他們，明天就會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實際上，拉莫裡西安已經告訴我了，他準備用榴彈炮轟炸那些堡壘。我還得知，都埃的一個工兵連也來到了戰場上，負責在被圍困的房屋的牆壁上打洞，以便炸毀這些房屋。我還告訴他們，沒有必要殺死全部的俘虜，只需槍斃掉那部分試圖反抗的就夠了。
告別這些逐漸平靜下來的士兵之後，我繼續向市政廳走去。我邊走邊反思自己的論據的性質，以及在這兩天裡產生的對破壞和凶殘行為的看法，結果讓我驚訝。當我再次經過兩天前還佈滿堅固的堡壘的街道時，發現堡壘已經被打破摧毀了，只留下了一些殘痕。
馬拉斯特市長接見了我。他告訴我，市政廳已經完全脫離了危險，但是叛亂分子可能在今晚試圖奪取我們剛剛佔領的一些街道。我發現他並不完全相信戰報。他帶我見了在戰鬥的第一天就受傷的貝多。在市政廳的一座哨所裡，貝多的兩位助手都戰死了，貝多身負重傷，但撿回了一條命。在他受傷之後，迪維維耶和內格裡耶在同一座哨所戰死了。貝多自認為傷勢不重，因此仍舊關注著戰鬥。雖然他的精神還算不錯，但我覺得有一種不祥的徵兆，因此很是擔心。
在返回議會的時候，夜已經很深了。馬拉斯特和貝多打算派衛隊護送我回去，但被我拒絕了，因為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但是很快我就後悔了。為了防止叛亂分子得到來自願意幫助他們的街區的人力、物力方面的援助，在這天一大早，我們就封鎖了所有的道路。路人如果沒有通行證，或者沒有衛隊的護送，就會被逮捕。因此，在回來的途中，我被抓了好幾次，只得出示議員肩章以亮明身份。有十多次，我被哨兵拿槍頂在了胸口上。他們說著不同的方言，因為他們都來自外省的鄉下，可能是第一次來到巴黎。
我回到議會時，議會已經開完了很長時間的會，但會場裡還是吵吵鬧鬧，不得安靜。據說，戈洛·卡尤水泵站的工人要趁著夜色進佔議會。在戰鬥了三天之後，戰場已經推到了叛亂分子佔領區中心的現在，議會反而陷入了危險之中。再也沒有比下面這則消息更離譜的傳聞了，再也沒有什麼更能說明這場叛亂的特徵了。這則消息說，這場戰爭的敵人隨時就在你身邊，你已經被破壞的家園可能會再次遭到破壞，而且，這場戰爭永遠都不會結束。
為了避免議會遭到突然襲擊，在當天晚上，就在通往議會的所有路口修築了堡壘。後來，我知道這些都是毫無根據的傳聞，於是就睡覺去了。
關於六月事變，我沒有要說的了。對最後兩天的情況的回憶，都已經穿插在之前幾天的回憶之中了，有些分不清了。眾所周知，我們的軍隊在星期一才奪取了叛亂分子最後的據點聖安托萬郊區。這個據點是最後一個投降的，距離開戰有四天了。
在這天早晨，芒什省的志願軍到達巴黎。這支一千五百人的隊伍是急匆匆地趕來的，在沒有鐵路的地方行進了三百二十公里。這支隊伍裡有地主、醫生、律師、我的朋友和鄰居們，能見到他們我非常感動。家鄉的舊貴族們在這一次全都參加了志願軍，法國的其他地方差不多也是這樣。在這種時候，居住在鄉下的貴族紳士以及名門望族的繼承人，想起自己曾經是統治階級的一員，他們像先輩那樣勇敢，做出了表率。在他們看來，這是他們遭遇徹底的失敗，多次試圖從永遠跌倒的陰影中掙脫出來之時，展示曾經的光輝形象的好機會。
在六月事變期間，夏多布里昂去世了，老一輩的人可能對他還有印象，由於家庭關係和童年的記憶，我對他也有極深的印象，覺得他還在我的眼前。他一直癡呆失語，隨時都可能喪失記憶。但即使這樣，他還能聽到關於二月革命的傳聞，並且盡力打聽消息。有人告訴他，路易·菲利普國王被推翻了，他說了一句「太好了」，然後就陷入了沉默。四個月之後，他聽到了轟鳴的炮聲，問身邊的人是什麼聲音。人們告訴他，是攻打巴黎的炮聲。他說了句「我也要去巴黎」，然後掙扎著想坐起來，但失敗了。他又陷入了沉默。這一次，他是永遠地沉默了，因為他第二天就死了。
這就是六月事變，必然而又慘痛的六月事變。它雖然沒有熄滅法國的革命之火，但卻使被稱為二月革命的固有任務暫時停了下來。全國人民在六月事變中掙脫了巴黎工人的壓制，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社會主義理論依然向人民灌輸嫉妒和貪婪的精神，依然向人民播撒革命的激情。然而，他們卻沒能挽救自己的失敗，終於漸漸地失去了力量。山嶽派不是社會主義的成員，但他們也受到了牽連，認為受到了難以癒合的傷痛。一向溫和的共和主義者在此時發現，儘管六月事變的勝利拯救了他們，但同時也將他們推向了跌出共和國的下坡路。於是，他們試圖努力扭轉這一趨勢，但已經來不及了。
我本人一直厭惡山嶽派，又不執著於共和主義。但是，出於對自由的熱愛，因此，在六月事變之後，我的態度轉向了支持共和國。在當時我就認為六月事變是一場必然發生的危機，危機過後，法國人民就發生了某種氣質上的變化。在熱愛過獨立之後，就會出現對自由的恐懼甚至厭惡。儘管自由曾經被到處濫用，但終究會回歸本來面目。這個趨勢是從6月27日開始的。起初，速度慢到肉眼都無法察覺，然後越來越快，以至於後來無法阻止。它要停在哪裡呢？我不知道。但我確信，如果不退回二月革命之前的地方，會讓我們感到很困難。我可以預見，包括山嶽派、社會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在內的所有人，都會因此失掉名譽，直到關於1848年革命的一切記憶都被遺忘。到那時，佔據支配地位的將是再次出現的時代的普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