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終我都沒有停止對我們內部的困難的描述，接下來，我將開始討論我們面臨的外交困難。在這方面，我的責任比任何人都重。因此，我將轉換方式，只敘述與我有關的外交問題。
我剛剛到外交部長任上時，瞭解到的外交事務的狀況令我吃驚不已，因為我面臨的困難不僅很多，而且都很重大。但是，最讓我擔心的是我的能力。儘管我對自己處理外交問題的能力沒有把握，但我有做好工作的信心。在七月王朝末期，我在議會度過了九年令人悲傷的從政生涯，這使我更加不喜歡政治了。儘管從二月革命中吸取的經驗增加了我擔任外交部長的信心，但在這種局勢下擔任政府要職還是有些猶豫。總之，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當上了外交部長。
沒過多長時間，我就發現了一些問題，它們能夠讓我放心，但只是表面上的假象，實際上我完全不能對它們放心。一些本來並不困難的事情會變得非常重要，之後還會反覆出現，但實際情況並沒有多麼重要。複雜的事情未必重要，反之亦然。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都看似簡單，因為它的影響可能非常廣泛，令人心生恐懼。此外，那些總是將個人的意志強加在別人頭上的人，總有一群願意為他出謀劃策和處理日常雜事的人。這些人大都是政府高官，從事著非常重要的工作，在低級官員和從事細小工作的人中，不會有這樣的人。如果目標很偉大，那麼也能激勵人們全身心地工作，有那麼多能幹的人，即使困難再大都不在話下。
當我面對很小的一點兒困難時，我感覺到了焦急和洩氣；相反，如果面對的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反而能平靜和安穩。這使我困惑不已。我做事幾乎從來不依靠意志，面對重要的事情時，我會立即著手處理，也能夠堅持到底。我一直不能忍受失敗的想法，我也不為自己參演的這齣戲劇的悲傷結局感到不安。我泰然自若，沒有感到害羞，反而覺得很自豪。不久之後我就發現，政治上的事情和其他大部分事情一樣，甚至可能和所有的事情一樣，產生鮮明的印象的事物可能並不重要，只是反覆不斷地出現罷了。在面對一件即使是偶然碰上的小事的時候，人們也會著急和慌亂；當面對一件即使是每天都會發生的大事的時候，反而表現得胸有成竹，只是因為這件大事經常出現，人們已經麻木了。
正如我之前所說，我不與在任何方面都無法吸引我注意的人打交道，這就使得他們認為我是個傲慢的人，進而討厭我。因為這個原因，我有很多敵人。我擔心在我執行某項重大計劃時，還會遇到類似的麻煩。但很快我就發現，在某些人身上，傲慢會隨著身份的變化而變化，在我身上卻不是這樣，當我的地位有所上升時，我更加平易近人，當我認為自己接近完美時，在其他人面前表現得也是更加隨和。在擔任了外交部長之後，我不再刻意地尋求支持者，也不再刻意避免冷漠地對待別人。原本支持部長的人會想盡辦法接近我，因為我據有了部長之位，他們之所以接近我，為的是使自己的不重要的話變得重要起來。當了部長之後，我開始考慮蠢人們關心的事情，而不是在意他們的想法。這些事情是我們談話的主題。
我發現，我不應該擔心是否能夠勝任我的工作，這個發現讓我有了面對現狀的勇氣，也鼓舞了我此後的人生。如果有人問我，在局面混亂、困難重重的外交部工作，我有什麼收穫，我會告訴他我的收穫很大，而且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份收穫，那就是讓我樹立了人生的信心。
與處理國內事務一樣，處理外交事務時遇到的最大的障礙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來自與我一起處理外交事務的同僚。在接管外交部之初我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我領導下的外交官們，大部分都是在七月王朝時期成長起來的，他們從內心深處厭惡現在所供職的這個政權。他們打著建立民主、共和政權的旗號，呼籲恢復過去由貴族掌權的政府，在私下又圖謀在整個歐洲恢復君主專制。為了反對政府，那些生活在二月革命造成的黑暗中的外交官們，與經常蠱惑群眾的黨派聯合到了一起。遺憾的是，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很膽小，難成大事。
我國的大部分駐外大使也是如此，他們不敢與所在國家的政黨聯繫，甚至不敢向國內報告可能會受到抨擊的觀點。駐外大使有一個嗜好，就是在沒有需要報告的事情的時候也要堅持寫報告，為了掩飾他們的無所事事，他們就將無窮的瑣事寫進報告裡。他們往往只敘述事情的經過，既不發表自己的看法，也不建議我們做出何種結論。這種既無所作為又自我感覺良好的毛病在我們的很多外交官身上都存在，這是他們暴露出來的本性。當我意識到這些以後，我果斷啟用了一批新人。
我寄希望於多數派能夠摒棄這些壞毛病，但還是沒能如願。我能做的就是與他們保持和睦，只要能夠不被他們影響，我就盡力讓他們感到滿意。這樣做是很難的，但我還是做到了，因為我雖然是內閣成員當中最反對他們的人，但也是唯一能夠接受他們的人。我的秘訣是：可以對他們的意見無動於衷，但要顧全他們的自尊心。
不論是大事還是小事，我都做得很用心。我發現，如果能夠滿足對方的虛榮心，那麼你就能夠在與他的交易中獲利。你只要給他哪怕是一丁點兒的利益，他就會在虛榮心的作用下給你更多的利益。為了滿足別人的虛榮心，你要放棄自己的虛榮心。如果能這樣，你就成功了。事實上做到這些是很困難的，但我做得還不錯，獲得了很多利益。
曾經從事過外交工作且自認為有資格制定外交政策的人有三位，分別是布羅伊公爵、梯也爾和莫萊。他們全都是我尊敬的人，我經常邀請他們來我家做客，我也時常去拜訪他們，向他們請教，我會謙虛地提問，請他們給我建議，不過，我幾乎從不採納他們的建議[14]。他們當然會有所不滿。實際上，我的目的是讓他們喜歡我的求教態度，並不是真的需要他們給我建議。如果他們的建議不能被採納，我也不會繼續請教他們。
我的這個做法在梯也爾身上最有效果。萊薩（此人品行謙虛，對內閣懷有善意，非常清楚梯也爾的一切缺點）曾經對我說道：「人們都不瞭解梯也爾，實際上，相比於他的政治野心，他的虛榮心更強烈。在尊重與順從之間，他更希望得到人們的尊重；在權力的外表和實質之間，他更重視外表。他最在意的是人們是否尊重他，而不是人們做了什麼。如果你願意經常請教他，他就會對你有好感。」我照做了，果然很成功。在我擔任外交部長期間，需要解決兩個大問題，一個是關於土耳其的，另一個是關於皮埃爾蒙特的。在這兩個問題上，我的措施與梯也爾的建議完全相反，但我們仍然保持了長久的交情。
在處理外交問題方面，總統尤其表現出了他執政能力不足的特點，他只是由於命運偶然的安排，才擔負起了重大的使命，但還不具備執政能力。很快我就發現，這位對待一切都表現傲慢的首長不知道該怎樣應對即將發生的問題，我需要每天都給他分析外交問題，然後當著他的面解決掉它們。時至今日，他依然如此，只有聽到匯報才知道其他國家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有什麼事情外交部長沒有告訴他，他就不會知道。這也正是他的精神世界充滿離奇幻想的原因，那就是沒有事實做基礎。
總統的一些想法是虛幻、混亂和缺乏嚴謹的，這個發現讓我感到吃驚。他不善於反駁和爭辯，因此當我向他描述某件事情的真相時，他很快就能明白將要面臨什麼樣的困難。儘管不完全信服，但他也不表示懷疑。
在外交領域，總統夢想著能夠和德意志的一兩個國家結盟，以推倒1815年約定的法國國界，進而改寫歐洲大陸的版圖。當他意識到我認為他的這一夢想無法實現之後，便決定親自出面進行一番嘗試。有一天，德意志某個國家的駐法大使找到我，興沖沖地說道：「貴國總統問我，如果他拿出同等的條件，我們是否願意讓薩沃伊回歸法國。」此外，總統還打算讓他物色的一個人選作為特使，前往德意志國家，就這一問題探尋他們的口氣。他選中了培爾西納[15]，然後命我簽發委任書。儘管我明白這是勞而無功的，但我還是照辦了。在我看來，培爾西納肩負內政外交兩方面的任務，對內是讓篡權行為更加順暢，對外則是擴充領土。他先後去了柏林和維也納，所到之處都受到熱情接待，然後空手而歸。
我用在談論人物上的時間已經夠多了，接下來將回到主題上，談論外交問題。
在我擔任外交部長的時候，儘管很多國家的戰事都終止了，但歐洲仍然戰火紛飛。西西里戰敗了；那不勒斯人像奴隸般受人壓迫；諾瓦拉戰役剛開打，意大利就遭遇了失利；贏得戰爭的奧地利要求皮埃爾蒙特國王夏爾·阿爾巴傳位給兒子；奧地利侵入倫巴第，佔領了帕爾馬、普萊桑斯和一部分教皇的領地，然後進入了托斯卡納，當時的托斯卡納大公在人民的幫助下已經實現了復辟；在擊敗了法軍的第一次進攻之後，羅馬請求意大利所有煽動家的支援，最終形成反對法國的高潮；二月革命之後的德意志似乎並沒有出現更大的危機，由於舊體制的制約，德意志已經不能實現統一的夢想了[16]，議會中試圖實現統一的議員人數越來越少，他們被迫離開法蘭克福，帶著無可奈何的悲觀心情到處遊說；議會的衰敗對重建秩序沒有任何好處，反而出現了無政府狀態。
德意志的革命者們（他們性情溫和，因此也可以稱他們為「天真革命派」）認為，讓諸侯貴族接受統一政府的領導，可以通過議會辯論和立法的方式實現。這一批革命者遇到了挫折，失望之餘退出了政治舞台，另一批可以被稱為「暴力革命派」的人登台亮相了。這些革命者認為，要實現德意志的統一，就必須推翻各邦的政權，必須廢除舊的社會體制。然而，議會討論的結果是騷亂四起，政見的分歧演變成了階級戰爭。在德意志的一些地方，尤其是萊茵河地區，貧窮階層對貴族階層的仇恨發展成了社會主義的理論；符騰堡和薩克森借助普魯士的協助才控制住了叛亂的局面；威斯特法利亞被造反的人群攪得亂了套；普法爾茨情況更糟糕，暴動席捲全境；巴登成立了臨時政府。
我在一個月前途經德意志時，就預言叛亂和暴動會加快國王和大公們獲勝的步伐，他們將是最後的勝利者。一些實力雄厚的國王和大公回到自己的領地，迅速掌握了軍權，儘管他們還面臨著很多困難，但危險已經過去了。當然，也存在這樣的可能：一些大國在經歷了這場變故之後，實力大減，變得一蹶不振。暴力在改變社會秩序的同時，也為自己創造了改變秩序的機會和權力。普魯士率先採取了行動。他們先用武力平息了薩克森的叛亂，然後進入萊茵河流域，到達帕拉迪納，制止了符騰堡的叛亂，最後又進入巴登公國。至此，普魯士借助軍隊控制了意大利全境。
雖然奧地利渡過了威脅其生存的危機，但要想鞏固果實，還要做大量的工作。他們打贏了與意大利的戰爭，但在與匈牙利的戰事中遭遇失敗，連自己的屬國都不能掌控，被迫無奈，他們只好求助於俄國。5月13日，俄國沙皇發表聲明，宣佈即將出兵匈牙利。
這位名叫尼古拉的沙皇認為自己的勢力很強大，始終安靜地注視著其他國家的亂象。當然，他不會漠不關心，更不會無動於衷。在接到奧地利的請求之後，他認為，整個歐洲只有他才有資格代表歐洲古老的傳統規則，他甚至還將自己視為歐洲舊秩序和權威法則的繼承者和捍衛者。不僅如此，他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和權力野心也讓他義不容辭地扮演起了這個角色。於是，在歐洲境內戰勝了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人，都會收到來自他的鼓勵信件和通令嘉獎。他這樣做，就好像將這些人當成了他的臣民，為他做了貢獻一般。他通過這種方式建立自己的霸權，他的夢想大概是要建立一個比第一帝國更加廣大的第二帝國吧。他給平息了西西里叛亂的弗蘭傑爾[17]頒發勳章，還寫信稱讚這位英雄的行為，表示他很滿意。他處在能夠安詳地觀看歐洲各國之間的紛爭的地位，站在自己建立起來的優越感上，然後毫無約束地審視著眼前的一切，對革命者的行為報以蔑視，對他支持的君主的缺點也同樣報以蔑視。他既不明確表露自己的態度，也不故意加以掩飾，只是根據實際情況發表自己的意見。
1849年8月11日，駐俄大使拉莫裡西安給我發了一封密電，在這封密電裡，他寫道：
今天早晨，沙皇對我說道：「將軍，請相信我的話。貴國的保皇派可能會與激進分子聯合起來取代他們不喜歡的政權。我相信這種可能，貴國的王朝正統派一向這麼認為，我一直認為，波旁王朝之所以沒能復興，就是因為他們的原因。這也是我承認貴國的共和制的原因之一，也是我認為貴國比德國人更有良知的原因。」
過了一會兒，他又繼續說道：「普魯士國王是我的表兄弟，儘管有這樣的親屬關係，他還是不肯聽從我的勸告。我和他在政治上的關係很不友好，我們的親屬關係也受到了影響。他的種種行動表明，他要領導那些夢想統一德意志的瘋子。他現在與法蘭克福的議會激烈地爭執，他也發現了，他有必要與受他扶持的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打一戰。他怎麼可能不想幹這種事呢？有誰知道他要如何修改他的憲法草案呢？另外，請不要指責我干涉匈牙利的事情，我只是想說明，我認為在這件事情上，奧地利的行動是正義的。長期以來，奧地利犯下了很多嚴重的錯誤，最後遭到叛亂分子的挑釁，才使國家陷入戰爭，政權被破壞秩序的人奪取。對此，我不能坐視不理。」
在談到意大利的局勢時，他說道：「我一點兒也不打算利用傳教士在羅馬實行教皇的世俗權力，不過，只要傳教士們有這個能力，我會允許他們這麼做。至於你們法國人，只要你們能夠建立起足以維持政權的政府就夠了。」我被他的這種類似於教皇的命令口吻刺激到了，於是表達了必須捍衛天主教制度的意圖。他只好說道：「好吧！好吧！隨你們的心願吧！你們可以是天主教國家，但是你們要提防著點兒無政府主義。」
儘管在行使權力時傲慢而堅定，但在日常生活方面，沙皇是個勤儉節約的人，有時簡直就像普通百姓一般，他喜歡的不是權力的華麗外表，而是權力的實質作用。7月17日，法國駐聖彼得堡的外交官從華沙寫信給我，說道：
為了參加皇后的生日盛典，沙皇在12日時就來到了聖彼得堡。他是隻身一人坐著驛站的馬車突然到來的（他自己的馬車在距離華沙兩百四十公里處壞了），他的速度很快，只花了兩天半的時間就到了這裡。明天他就要走了。他剛剛將十二萬大軍派上戰場，就獨自一人像個郵差似的趕來參加妻子的生日盛典了。他的政治權力和樸素生活之間形成的鮮明對比真是令人動容。這是這個世界上最符合斯拉夫民族精神的表現，由此可見，民族精神才是構成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
如果有人認為沙皇的權威是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那可是錯誤的看法。實際上，俄國人堅強的意志和公共的情感才是構成他的權威的基礎。不管一個政府的名稱是什麼，它的建立基礎應該是「主權歸人民」這一原則，不過在不夠自由的政府，這個原則被暫時地藏了起來。俄國貴族受到了歐洲大陸的影響，沾染上了很多惡習，而俄國的普通民眾並沒有接受我們的任何精神或者觀念，因此，他們不僅將沙皇視為最正統的統治者，而且將他視為神派來的使者甚至神自身。
在我剛剛談到的歐洲中部，法國的處境很不好。法國進行的任何一場革命都沒有建立起規範和穩固的自由制度，在革命造成的廢墟上，各種舊勢力以接近於倒塌時的形式逐漸恢復起來了。他們建立的制度讓人心生厭惡，因此沒有人幫助他們，也沒有人保證他們能取得勝利。令人討厭的不僅僅是二月革命之後建立的制度，還包括新習俗中最有生命力的那些觀念。而且，它們也有躲避我們的理由。如此說來，我們法國沒能承擔重建整個歐洲普遍適用的秩序的責任。這個責任被另一個國家承擔下來了，這個國家只能是俄國。
法國只接受了這整個責任中次要的那部分。由法國的革新派牽頭承擔這部分任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我之所以這麼說，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革新派是一群性情古怪且不學無術的人，任何人都無法給予他們幫助或指導；其二，如果國外勢力表示支持他們，他們就敢於在國內胡作非為。舉例而言，如果有人稱讚他們的政治主張和革命熱情，他們馬上就會讓法國遍佈戰火，讓革命成為當時的首要問題。於是，我們不能聯合責備我們鼓勵過他們又背叛了他們的祖國的人，也不能聯合那些責備我們鼓勵過造他的反的人的君主。這樣一來，我們只能依靠來自英國的善意了，只是這些善意都只是口頭上的。這種狀況與二月革命時期很相似，我們不與反對我們的歐洲大陸諸國聯繫，也不與溫和的英國人聯繫。我們不得不生活得很拮据，但即使拮据的生活也很難保證過得下去。曾經和現在始終在某個方面有著高大形象的法國人，在看到這一點之後站了起來，反對這個時代施加給他們的苦難。雖然他們不再居於高位，但仍然很優秀；雖然他們口若懸河，卻怯於行動；雖然他們要求政府強大起來，但拒絕政府為此而冒險。在這樣的時代和這樣的國家擔任外交部長，我的處境的艱難可想而知。
在這種時候，人們都以不安的心情看著法國，不安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內閣成立之時。我們於6月13日在法國取得的快速、徹底的勝利震驚了整個歐洲，對整個歐洲影響很大。很多時候，人們都在等待著法國發生動亂。業已走向解體的革命派很希望再次發生動亂，只要動亂發生，他們就會重整旗鼓，好好利用這一時機。已經品嚐到一半勝利果實的各國政府不願意受到法國動亂的襲擊，於是積極準備，要給革命派以最後一擊。6月13日的事件使整個歐洲響起一片或苦惱或歡喜的呼聲，在突然之間，整個歐洲的命運就被它掌控了。萊茵河另一側發生的事加快了這個命運的進程。
普魯士軍隊在控制了普法爾茨和萊茵河流域之後，就進入巴登公國平息叛亂，幾個星期之後，他們就佔領了除拉什塔特之外的全部領土。巴登公國的革命派被迫逃到了瑞士。實際上，除了俄國之外的整個歐洲都經歷了革命（或者正在經歷革命），因此逃到瑞士的還有意大利和法國的革命派。後來，幾乎整個歐洲的革命派都聚集到了瑞士，人數很快就達到了一萬至一萬兩千人。這麼多人隨時準備著逃到瑞士的鄰國，這使得瑞士的所有鄰國都驚慌不已。於是，很多國家都表示要出兵瑞士，這些國家包括對瑞士早有不滿的奧地利和普魯士，包括與這件事毫無關係的俄國。他們除了聲稱要派兵入侵瑞士，還以受到革命威脅的各國政府的名義，計劃派警察進入瑞士。這簡直令人無法忍受。
起初，我打算跟瑞士政府講講道理，勸說瑞士政府認識到自己的危險處境，而後再行使權力，將威脅別國安全的革命者的主要成員驅逐出境。於是，我不止一次地對瑞士駐巴黎代表說道：「你們應該準備好向他們提出正當要求，但是如果這些鄰國的政府提出了過分的或者不合理的要求，你們就要相信，法國會保護你們。我們寧願涉險發動戰爭，也不願意看著他們欺壓你們。但是，如果你們無法認清自己此時的處境，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那麼你們只好獨自對抗整個歐洲吧。」瑞士人有著極強的自尊心，因此我的這番話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即使是瑞士的一個農民，都相信他的祖國能夠抵擋得住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和君主的欺凌。
後來，我換了另一種方法，這個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說服了收留了很多逃亡革命者的政府，使他們暫時沒有赦免逃到瑞士的逃亡革命者，也不允許有犯罪紀錄的逃亡革命者回國。之後，又封鎖了法國與瑞士的國界線，避免了逃到瑞士的革命者經由法國逃往英國和美國。在封鎖了所有的通道之後，在歐洲最活躍的一萬多名危險分子就被困在了瑞士。瑞士很快就意識到，這些逃亡革命者給他們帶來了麻煩，庇護這些人，就要出錢養活他們。於是，為了避免逃亡革命者中的領袖人物給鄰國製造麻煩，瑞士想方設法讓這部分人永久留了下來。可是，領袖人物的隨從們怎麼處理呢？逐漸地，瑞士國內開始有人呼籲將逃亡革命者驅逐出境，因為他們不僅帶來了危險，還要靠瑞士人養活。最先帶頭的是一個政策激進的省。可是，如果不驅逐其中的領袖人物，鄰國政府就拒絕接納願意離開瑞士的普通的逃亡革命者。僵持到後來，瑞士只好將那些領袖人物也驅逐出境了。為了減輕自身的困難和節省費用，瑞士讓他們自願離開，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往別國。人們沒有準確地理解瑞士民主的特點，在面對外交問題時，他們的看法往往是錯誤的，只知道用解決國內問題的方式解決外交問題。
在瑞士出現外交難題之時，德國的形勢發生了變化。在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鬥爭結束之後，各國君主之間的鬥爭又浮出了水面。這是革命的新局面，我以高度重視和極度困惑的心態觀察著它。
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革命相比，德國的革命不是由一個簡單的原因引發的。德國革命的發生，既有時代的一般精神的作用，也有德國自身的統一思想的作用。在目前這個階段，儘管革命者發起的宣傳攻勢失敗了，但統一的夢想還沒有破滅，給予它生命力的需要和熱情也還存在著。這一思想成了普魯士國王一個人的專利，他霸佔了它，讓它為他一個人服務。這位國王是一個志大才疏之人，整整一年來，他都在畏懼革命與利用革命這兩種想法之間猶豫不決。一方面，他鼓足勇氣盡力與同時代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做鬥爭；另一方面，他支持德意志的統一。他就像一個打算孤注一擲的賭徒，如果要實現統一德意志的夢想，就得拿出王位乃至生命賭上一把。情況為什麼這麼危言聳聽呢？一旦他決定實現這個夢想，那麼各地諸侯會為了自身利益而選擇反抗。他必須推翻現存的制度，必須戰勝諸侯對建立中央政府的本能反抗。毫無疑問，他要想獲得成功，就要借助於群眾的革命熱情。然而，如果腓特烈·威廉利用了人民，那麼他很快就會被人民打敗。
如果法蘭克福議會能夠保持住自己的地位，那麼普魯士國王不僅不敢忽視它的作用，還會想方設法利用它，讓自己登上統一帝國的領袖之位；如果法蘭克福議會喪失了威信，或者變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他就會改變對它的態度。不過，從始至終，他始終沒有放棄統一德意志的意圖。他試圖接管法蘭克福議會，利用民主主義撼動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地位，進而實現統一德意志的夢想。於是，他向這些邦主們提議，建立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比1815年聯邦聯繫更緊密的新聯邦。而他則以幫助他們建立或鞏固現有的權威作為回報。邦主們很討厭普魯士，但更加懼怕可能使他們失去權力的革命，權衡之下，大多接受了這筆有利可圖的政治交易。
奧地利是為數不多的拒絕接受這一交易的邦國，他們認為，一旦讓普魯士的陰謀得逞，他們就會被普魯士兼併，於是表示反對。位於德意志中部的巴伐利亞和符騰堡效仿奧地利，拒絕加入新聯邦，最終，德意志中部和北部加入了新聯盟。1849年5月26日，史稱「三王同盟」的這個新聯盟成立了。於是，轉瞬之間，普魯士就統治了從梅梅爾到巴塞爾的一大片土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兩千六百多萬德國人成了普魯士國王的臣民。
這些都是在我擔任外交部長期間發生的。在看到這個現象之後，一個奇怪的想法掠過我的腦海，我承認，在外交政策上，我們的總統並沒有我以為的那麼愚蠢。
後來，這個打算長期壓製法國的德國同盟垮台了。普魯士和奧地利這兩個大陸上最龐大的王國不停地爭吵，幾乎就要開戰了。六十年來我們一直都沒有結成友好的同盟關係，也沒能部分補償1815年的損失，難道這個時機還沒有到來嗎？為了能夠參與瓜分歐洲，法國希望可以在不被英國反對的前提下，幫助腓特烈·威廉實現願望。然而，這將引起一場巨大的危機，將重新劃分歐洲各國的版圖。
這個時代似乎已經做好了接受這種思想的準備，因為這些想法早已深入德意志一些君主的腦海。幾位國力強大的邦主希望以犧牲鄰國利益為代價，換取土地和權力。政府好像被人民的「革命病」感染了，變得激動起來。巴伐利亞首相馮·普爾騰[18]對法國的外交官說道：「沒有可以由三十八個國家組成的聯邦，因此，必然有一些國家淪為附屬國。」之後，他又舉例說道：「像巴登大公國這樣的國家，如果沒有幾個強大的獨立君主從屬於它，是不可能重新建立起秩序來的。如果能夠這麼做，內卡河自然而然就是他們的了。」[19]我向來都把這種想法視為白日夢，因此很快就忘掉了。
很快我就發現，不論是在意願上還是在可能性上，普魯士都不會幫我們協調外交關係。儘管他們對德意志的其他邦國有著穩定的駕馭地位，但這種局面不會長久下去。我們絕不能完全相信普魯士，因為只要一遇到困難，他們的國王就會立即拋棄我們，更何況他還始終企圖實現那個宏偉的夢想。他的這個夢想不符合不穩定的社會局勢，不符合比我國還要混亂的國內環境，也不符合他暫時擁有的過渡權力（就像我只是暫時地擔任部長一樣）。
我面臨著一個後來一直出現在我的腦海裡的重大的問題，我打算先將它拿出來加以說明。這個問題就是：對於德意志聯邦之間的關係而言，法國的利益起到的是強化的作用還是削弱的作用。換句話說，我們應該讓德意志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單一國家呢，還是應該讓它繼續成為一個由分散的君主和分散的人民組成的結合得不夠密切的聯合體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之前的政策是讓德意志分裂成多個獨立的國家，但是這個願望很難實現，除非德意志身後只有波蘭和半文明的俄國。那麼現在我們還能奉行這樣的政策嗎？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先回答另一個問題，即截止到目前，俄國對歐洲獨立造成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嗎？在我看來，西歐早晚有一天會被沙皇奴役，至少也會受到來自俄國的無法抗拒的直接影響。因此，我認定應該支持德意志人團結起來對抗俄國，這是我們整個西歐的首要利益。世界大局發生了變化，因此我們也必須改變之前的政策，我們應該幫助我們的鄰國強大起來，以便在需要時讓他們與我們聯合，對抗共同的敵人。
沙皇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意識到德意志一旦統一，就會給他造成一些麻煩。在拉莫裡西安給我的一封親筆信中，他寫道：
有一天，沙皇用傲慢的口氣坦率地說道：「如果德意志完成統一，這是你比我還不願意見到的。為了維持統一局面，他們需要一個比拿破侖還要偉大的人物，來推行拿破侖都沒有完成的事業。如果德意志出現了這樣的人物，那麼武裝起來的德意志人就成了一種威脅。這將使局勢與你我二人都產生關係。」
在我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眼前的形勢沒法給出決議，甚至都不能有所審視。當時的德意志不僅停滯不前，甚至還出現倒退，退回到舊體制的狀態裡去了。法蘭克福議會的統一嘗試失敗了，普魯士國王的統一嘗試也失敗了。
對革命的恐懼心理讓德意志的幾位邦主投向了腓特烈·威廉。隨後，普魯士軍隊逐漸平息了各地的革命活動，人們發現革命並不是那麼可怕。於是，那些剛剛投靠了普魯士做臣民的君主又希望能夠恢復獨立。普魯士國王的雄心壯志只讓他獲得了初步的勝利，沒能達到最終的成功。如果我願意用大國形容一個小國，那麼，普魯士和我國在歷史方面有些相似點。和法國一樣，普魯士國王在重建秩序的過程中和重建秩序之後，都遭遇了挫折和反覆。
普魯士各邦在領教了普魯士的霸權之後不久，就尋找到了擺脫這種霸權的機會。奧地利為他們提供了這種機會。在取得了對匈牙利的戰事的勝利之後，奧地利就重新回到了德意志的舞台上。這件事是在1849年9月發生的。普魯士國王很快就失去了勇氣，因為奧地利很強大，而且背後還有俄國的支持。此後的普魯士國王就像我預料的那樣，退回到昔日扮演的角色上了。1815年的德意志聯邦重新掌握了大權，議會也恢復了。1848年的運動在德意志只留下了兩處明顯的痕跡，一是小國家更加依賴大國了；二是打擊了封建制度的殘餘勢力，君主們確認了由人民群眾完成的對封建制度的打擊。在德意志各地，財產轉移稅、什一稅、兵役稅、封建地租的永久權、貴族的司法豁免權和狩獵權被廢除了[20]。王權被恢復了，但貴族政治沒能被重建。
很早之前我就明確地知道，我們絲毫左右不了發生在德意志內部的危機，因此應該盡量與相關各方保持良好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我最重視與奧地利的關係。正如我在講到羅馬問題時所說的那樣，對我們而言，與奧地利的友好往來是不可缺少的，我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首先，我們使奧地利在與皮埃爾蒙特的談判中獲得了理想的結果，我之所以關注這場曠日持久的談判，是因為我認為這一地區的局勢關係著整個歐洲的穩定，如果奧地利與皮埃爾蒙特的糾紛得不得解決，這裡就不會有和平，整個歐洲可能因此而陷入危機之中。
從諾瓦拉戰爭開打以來，奧地利和皮埃爾蒙特就開始了談判，但一直沒有結果。起初，奧地利提出的條件令皮埃爾蒙特無法接受，因為皮埃爾蒙特認為，有些條件是它的命運不允許它接受的。在我擔任了外交部長之後，中斷多次的談判又開始了。我們有無數的理由期盼和平的降臨，在歐洲，只要合約還沒有簽訂，任何事情都得不到徹底的解決，一場大戰隨時可能從一個小角落打起。皮埃爾蒙特離法國很近，因此我很擔心他們失去剛剛得到的獨立，失去剛剛建立的立憲政體。如果再起戰端，這兩樣利益都會遭到破壞。
因此，我代表法國政府熱情地周旋其中，用我認為最合適的方法勸說他們達成和解。我一再地向奧地利解釋，就整個歐洲的和平大局而言，很需要他們和皮埃爾蒙特之間的和平。此外，我還努力讓他們知道，他們的一些要求的確有些過分。之後，我又向皮埃爾蒙特點明了我認為在聲譽和利益方面都可以作出讓步的幾個要求。我用盡一切辦法，讓他們清楚地知道，儘管我們支持他們，但不要抱有冒險的幻想，也不要有這種姿態。[21]
奧地利和皮埃爾蒙特之間的爭執情況在現在已經沒有意義了，我也不再細說。我要說的是，至少在表面看上去他們最終達成了共識，除了在賠款一項上有分歧之外，其他方面都再無爭執。人們都認為奧地利願意妥協，在巴黎的奧地利外交官也將這個態度轉告給了我。我相信和平的局面就要出現了，然而，在最後關頭，我聽說奧地利的代表突然改變了態度，在7月19日時發出了態度強硬、條件苛刻的最後通牒。按照最後通牒的要求，皮埃爾蒙特要在四天內做出回復，否則就要再次動武。於此同時，拉德茨基[22]已經做好了再次出戰的準備。
眼前的情況與我從奧地利外交官那兒得到的答覆截然相反，我感到既震驚又惱怒。奧地利提出了過於苛刻的條件，似乎就是在說明他們並不想實現和平。或許，奧地利想打倒的不僅是皮埃爾蒙特的獨立地位，還想打倒它的代議制度。只要皮埃爾蒙特這個地方有自由的氛圍，奧地利就會認為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也不安全。
我立即決定，即使付出極大的代價，都要保證我們的這個鄰國不受奧地利的欺凌，不能任由奧地利的軍隊進入保護我們的國界安全的鄰國，不能眼看著這個在1848年就建立了自由制度的國家被破壞了自由。奧地利對我們的表現實際上是在欺騙我們，目的是想摸一摸我們的底，看看我們能容忍多久。
我發現，我面對的情況很特殊，它影響的不僅僅是我的政治前程（事實上，我認為這不是大不了的事情），還會影響法國的安危。於是，在內閣會議上，我報告了這些情況。總統和我的同僚們一致認為我們應該有所行動，於是立即電令駐紮在里昂的軍隊向阿爾卑斯山脈靠近。
回到家以後，我寫了這封親筆信：[23]
奧地利政府如果始終不改變你昨天的電報中所說的那些要求，如果他們退出外交談判而導致停戰失效，如果他們打算在都靈簽訂令他們滿意的合約，那麼，皮埃爾蒙特將會得到我們的保證，我們不會拋棄他們。現在的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是皮埃爾蒙特不聽勸告而挑起諾瓦拉戰爭，而是奧地利在沒有受到挑釁的情況下主動出擊。奧地利過分的要求和蠻橫的行為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不僅不希望和平，而且還在威脅皮埃爾蒙特的領土完整，威脅撒丁政府的安全。我們不能任由這種行為在我們眼皮子底下發生。如果皮埃爾蒙特因此受到攻擊，我們將為它提供保護。
我還認為應該將奧地利駐巴黎的那位看上去很狡詐的外交官叫來，狠狠地斥責他一頓。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這樣的場合，這麼做是完全合適的。因此，我真的這麼做了。我發揮我不善於接見外交官的特點，粗魯地表達了我們的不滿和抗議。他抱怨說，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沒有禮貌的外交儀式。
我的那封親筆信被送到都靈之前，奧地利和皮埃爾蒙特就展開了談判。奧地利不敢再拖延，於是放寬了條件，談判進展得很順利，賠款一項也達成了一致。8月6日，雙方正式簽訂了合約，合約內容基本符合我們事先擬定的草稿。遭遇大難的皮埃爾蒙特真是大喜過望，他們從合約中得到的好處，遠比他們想得到的多。
在這個問題上，還反映了當時英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反映了負責外交事務的帕蒙斯頓勳爵的外交主張。這一點有必要加以細說。從談判開始之日算起，英國始終很厭恨奧地利，因此，他們建議皮埃爾蒙特不要接受苛刻的條件。這一態度在都靈表現得更明顯。在作出剛才提及的決定之後，我立即向英國做了通報，表示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
我給法國駐英國大使德魯·德·呂[24]發了電報，讓他將電報內容讀給帕蒙斯頓勳爵聽，並徵求帕蒙斯頓的意見。德魯·德·呂回電報道[25]：
我向帕蒙斯頓勳爵宣讀了你的電報，他表示同意。我問道：「你現在已經知道我們走到什麼程度了，那麼，你們打算走到哪一步呢？」他立即回答道：「我們與貴國在這件事情上的利害關係不一樣，我們打算只向皮埃爾蒙特提供外交和道義上的幫助。」
這不是僅僅停留在象徵上了嗎？由於法律制度的開明和舊制度的強大，英國歷來是歐洲各國革命者的避難港灣。歐洲大陸諸國與英國的關係並不太好，因為他們很強大，而且有獨立於我們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內部一旦有變，英國儼然成了正義和自由的維護者。他們喜歡指責強大的國家，因為喜歡維護弱小的國家，但他們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顯示他們的氣度和良好的理論。如果有某個國家需要他們提供保護，他們就給予形式上的支持。
我願意為這個問題做些總結，那就是：英國的做法總能獲得成功。就拿皮埃爾蒙特說吧，他們認為幫助他們的只有英國，而我們法國差點兒放棄他們。在都靈也是如此，法國受盡懷疑，而英國則廣受好評。國家和個人沒什麼不同，愛惜名聲勝過愛惜利益。
在艱難地解決了皮埃爾蒙特的問題之後，我們很快又遇到了另一個麻煩。我們懷著無比擔憂的心情注視著匈牙利，匈牙利是不幸的，它的命運讓我們報以同情。俄國干涉了奧地利與匈牙利之間的戰事，奧地利立即就對俄國服軟了。藉著這個機會，沙皇逐漸干涉歐洲的全部事務，這讓我們很不高興，但是這些事情又全都在我們的影響範圍之外，讓我們無可奈何。我在1849年7月24日給拉莫裡西安的訓令中寫道：
我不必向你訴說我在看到匈牙利局勢之後激動而憂傷的心情。難過的是，從眼下的情況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作用只能是消極的，按照相關條約的規定，我們沒有插手的權力和理由。而且，由於我們不在戰爭中扮演角色，在目前的歐洲事務中，我們也只能保持適度的冷靜。我們不能說任何有價值的話，也不能實施任何有價值的行動，只能說些毫無實質可言的空話，只能表達我們的美好願望，真是有損我們的顏面。總之，在匈牙利的事情上，我們只能觀察經過和分析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實力不濟的匈牙利很快就投降了。8月底，匈牙利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和幫助過匈牙利的幾位波蘭軍人，渡過多瑙河，到達土耳其的維丁，請求避難。在維丁期間，他們中的德穆賓斯基[26]和科蘇特[27]給我國駐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寫了一封信[28]。從他們的信上可以明顯地看到他們二人的不同：德穆賓斯基的信言簡意賅，而科蘇特的信華而不實。我還記得他們寫的一段話：「我是個基督徒，我寧願流亡和承受痛苦，也不願以死換取安寧。」他們希望得到法國的保護。
在他們請求法國政府保護的同時，奧地利和俄國向土耳其提出了引渡他們的要求。奧地利依據的是《貝爾格萊德條約》[29]，但這份條約並沒有與此相關的規定；俄國依據的是《庫楚克·凱納吉條約》[30]，這份條約雖然有關於引渡的規定，但十分模糊。總而言之，這些所謂依據都不是人們公認的國際法規，他們真正依據的，是人所共知的大國霸權。一開始，他們就擺出一副準備開戰的架勢，他們不是在跟土耳其商量，只要求土耳其回答是否願意從命，如果不從命，就不會再和土耳其有外交聯繫。
面對這種蠻橫無禮的要求，土耳其政府不卑不亢地表示，土耳其是中立國家，按照國際法規的要求，他們無法引渡逃亡到本國的避難者，因此，他們決定效仿奧地利和俄國曾經拒絕引渡參加叛亂的穆斯林的先例。他們強忍著不滿暗示道，多瑙河左岸發生的事，同樣也可以在多瑙河右岸複製。最後，他們強調，奧地利和俄國的要求與他們的宗教信仰相衝突，他們難以接受。他們能做的就是監禁這些避難者，不許他們再任意為害，但絕對不可能引渡他們。
我國駐土耳其大使向我匯報說，年輕的蘇丹在接見奧地利大使時說，他雖然也不贊同那些避難者的所作所為，但又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走向死亡。也就是說，即使出於人道的考慮，也不能引渡他們。在這份報告中，還有土耳其首相雷希德巴夏[31]對我說的一些話。他感動地說道：「即使讓我為此而失去權力，我依然會感到自豪。在我們的宗教中，要求被同情的人都必須得到同情。」這才像文明人和基督徒說的話。顯然，奧地利人和俄國人不是這樣，他們只要求土耳其人做出選擇，或者同意引渡，或者冒著戰爭的風險與他們斷交。
後來，穆斯林全都憤怒了，紛紛表示支持政府的做法。穆夫提代表穆斯林會見了我國駐土耳其大使，感謝我們的支持。在這件事剛剛發生時，土耳其就請求我國和英國給予援助，他們希望我們能夠聲援他們，答應他們一旦俄國有威脅他們安全的舉動，就立即表態支持他們。我們的大使立即回復土耳其，我們認為奧地利和俄國的要求超出了他們的權力範圍，我們鼓勵土耳其的抵制行為。
這時，沙皇派遣一位副官來到君士坦丁堡。這位副官帶來了沙皇寫給土耳其蘇丹的親筆信，要求引渡一批波蘭人，這些波蘭人在匈牙利戰爭期間幫助了匈牙利人，還在更早些時候反抗過俄軍。當然，像這種見不得光的行為是不可能達到沙皇想要的目的的，也不可能成為發動戰爭的借口。這讓人感到奇怪，在這種情況下，沙皇為什麼不找一個更特別的發動戰爭的借口呢？拉莫裡西安在一封來信中，精彩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指出，在歐洲大陸最東邊的這個國家，人們不能發表意見，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似乎沒有發表意見的能力，也沒有用來發表人民意見的報紙。
拉莫裡西安寫道[32]：
沙皇是為了支持奧地利才發動了匈牙利戰爭，因此，不僅俄國的普通民眾厭惡這場戰爭，就連政府都不願意重視它。總之，這場戰爭很不得人心。它花費了俄國的八千四百萬法郎，卻沒有帶來任何好處。沙皇之所想引渡貝姆[33]、德穆賓斯基和那批波蘭人，就是想補償一些戰爭的損失，要知道，俄國軍人可是恨死這些人了。雖然這是為了滿足民族自尊心而產生的蠻橫想法，但群眾和士兵普遍很贊同。沙皇掌握著大權，但他必須考慮人民群眾的意見，因為人民讓他獲得了力量。總之，這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沙皇個人的自尊心，還為了滿足群眾和軍隊的心願。
的確如此，這一切才是沙皇萌生出上述奇怪想法的真實理由。拉奇維爾[34]親王親手將這封親筆信轉交給了土耳其蘇丹，卻沒有得到任何答覆。蘇丹本打算再見他一次，但這位高傲的親王拒絕了，然後就踏上了歸途。之後，奧地利和俄國的駐土耳其大使發出正式聲明，同土耳其斷交。
在這種複雜而危險的形勢下，土耳其態度堅定、手法老練地化解了這個外交難題，這一切簡直可以跟歐洲那些外交經驗豐富的國家相媲美。在拒絕沙皇的無禮要求的同時，土耳其蘇丹還回了一封親筆信，表示他不願意與沙皇討論權力問題，因為這一問題是由雙方對條約的不同解釋引起的。他之所以寫這封信，只是想對沙皇表示問候，希望沙皇能明白，土耳其不會讓他丟臉。最後，他再次聲明，保證不會讓那些避難者再有所作為。蘇丹派他最能幹的大臣方德·埃芬迪[35]帶著親筆信出訪聖彼得堡，奧地利皇帝也從土耳其駐奧地利大使那兒得到了一封內容相似的信。
我在9月底的時候就得知了這些情況。在得知這些情況的第一時間，我決定通報給英國，於是，我以個人的名義給法國駐英國大使寫了一封私信[36]。我寫道：
英國比我們更加關注這些情況。儘管他們不願意被牽扯進可能發生的糾紛中，但倘若他們有所行動，必然對我們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要讓他們明確地說清楚，他們打算干涉到什麼程度。我始終都記得皮埃爾蒙特之事的教訓。如果他們想讓我們把什麼都說清楚，那麼他們就應該指望我們拿出堅決的態度，否則我們也會敷衍。你要瞭解清楚托利黨[37]在這件事情上是什麼意見，這很重要，代議制政府的議會變動頻繁，僅僅有執政黨的支持是不夠的。
當時正是英國國會的休會期，因此，儘管局勢緊張，但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們卻分散在全國各地，一時之間並不能召集到一起。英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由貴族統治的國家，政府官員們本身都是貴族，他們此時都在各自的領地閒居，並不願意外出。在這段時間，英國的新聞媒體發表了鋪天蓋地的評論，斥責奧地利和俄國，呼籲人們支持土耳其。在輿論的影響之下，英國政府很快拿出了主意，他們聲稱，這件事不僅跟土耳其有關，還與英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有關[38]。他們採取了外交和軍事兩個措施，外交上派特使出訪奧地利和俄國，軍事上將地中海艦隊調到了達達尼爾海峽，一者給土耳其打氣，二者隨時準備保衛君士坦丁堡。說到做到，調動艦隊的命令當晚就發出了。他們要求我們也採取同樣的行動給予配合。
在獲悉了英國政府的態度之後，我感到很困惑，甚至有些不知所措。當時我就決定，必須認可駐土耳其大使的勇敢行為，站在土耳其的一邊[39]。至於軍事措施我並不認同，因為那是不明智的。英國邀約我們共同行動，但我們的立場與他們完全不同，說到底，英國只是派了一支艦隊冒險，而我們卻是用國家的命運冒險。面對緊張的局勢，英國政府能夠得到國會和人民的支持；可是，如果引發了戰爭，我們很可能會被議會和人民推翻，這時，國內的政治危機和貧困將超越土耳其事件，成為最迫切的問題。在這種形勢下態度強硬對我們沒有好處，可能會起反作用。問題的關鍵在俄國（我一直將土耳其視為俄國的幫兇），如果他們提議佔領土耳其之後瓜分東歐（儘管我不認為他會這麼提議），那麼即使我們出動軍隊也無濟於事；如果他們只是想表達對波蘭的憤恨，實際上並不想擴大事態，那麼如果我們出動軍隊，沙皇可能會出於面子考慮而變本加厲。
帶著上述想法，我參加了內閣的討論會，但我很快就知道，總統已經命令艦隊出發了。在英國駐法大使諾曼底勳爵[40]的慫恿下，他作出了這個決定。諾曼底勳爵是一位帶有十八世紀風格的外交家，他深受路易·拿破侖的信任，與路易·拿破侖的情婦霍華德生活在一起。說得更確切一些，霍華德是路易·拿破侖最青睞的情婦，因為他的情婦可不止這一個。我的同僚們大都認為應該和英國共同行動，派遣艦隊前往達達尼爾海峽。雖然我反對這個決定，但我又無法讓總統推遲他的命令，只好提議至少徵求一下法盧爾的意見。當時，法盧爾正在鄉下休養。朗瑞內代表總統和內閣到鄉下拜訪了法盧爾。他回來之後告訴我們說，法盧爾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調遣艦隊。於是，這件事就這麼定了。
然而，法盧爾在得知這個事件的前因後果時，並沒有與任何人商量，沒有認真地考慮出動軍隊的後果。法盧爾經常作出這種不三思而行的決定，這是草率、冒失的天性使然，在教育和現實讓他學會思考之前，他已經習慣了這種天性。當他向朗瑞內表示了同意調動軍隊的意見之後，可能又聽到了一些反對意見，或者他自己又有了新的思考，於是他給我寫了一份長信[41]。在這封信裡，他反覆解釋說，他沒有完全理解朗瑞內轉述的情況，就在必須明確表態的要求下發表了欠妥的意見。但這是不可能的，眾所周知，朗瑞內講話是最容易讓人明白的。之後，法盧爾又努力地推卸責任。我立即給他回了一封短信，我寫道：
尊敬的先生，總統已經下達了命令，我們除了靜觀其變之外，什麼也做不了。在這件事情上，個人沒有責任，是內閣全體成員的責任。雖然我反對調遣軍隊，但既然已經這麼做了，我就會支持到底。[42]
雖然我在極力地安慰法盧爾，但實際上我自己卻有困惑和不安的感覺。我不在意奧地利有什麼反應，但很在意沙皇的反應。他對待土耳其的態度是蠻橫而堅決的，對待我們也有挑釁的意圖，接下來他想怎麼辦呢？好在我國駐奧地利和俄國的外交官很能幹，才使我得以及時掌握情況。我給他們寫了一封長信[43]：
你們要對他們的自尊心多加留意，不能讓他們因為自尊心的緣故而敵視我們。他們討厭英國，因此你們要在不至於破壞同英國外交官的關係的情況下，與英國人保持一些距離。我們不喜歡戰爭，你們要友好地向他們表明這一真實的立場，但是又不能讓他們以為我們害怕打仗。如果土耳其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不能支持他們做卑劣的事；當他們表現出勇氣，甚至可能引發我們認為的災難時，我們要給予他們援助。
因此，我們應該時刻準備著擺脫這場困境。為科蘇特一個人，值得打一仗嗎？在這個時候出現這種事件，不正符合列強的利益嗎？難道就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讓全世界都有台階可下嗎？所有人最終的目的是什麼？那些挑起是非的魔鬼不該投降嗎？的確，這都不值得引發全面戰爭。如果這個事件只是一個借口，那麼真實的目的應該是有人對土耳其有野心，一場預謀已久的戰爭將全面打響。的確是這樣，我們是和平主義者，但是也不能眼看著君士坦丁堡遭殃，我們不得不亮出武器應戰。
在這封長信到達聖彼得堡時，事情得到了解決。拉莫裡西安在收到我的信之前，就採取了恰當的行動。他的表現讓一些不瞭解他的人感到驚訝，但我並不驚訝。雖然他性情急躁，但現在已經變得謹慎而巧妙起來了。在他探聽到最新的消息之後，他就迅速地向沙皇表明了態度。他語音柔和，但也暗含譴責沙皇的意思；注重外交大使的形象，但又沒有威脅的口氣；他既保持和英國大使的一致，又不與他們共同行動。方德·埃芬迪帶著阿卜杜勒·梅迪德的親筆信找到他時，他沒有約見阿卜杜勒·梅迪德，但表示土耳其會得到法國的幫助。
從土耳其來到聖彼得堡的這位外交官給拉莫裡西安提供了很好的協助。雖然法國和英國已經收到了土耳其的援助請求，但方德·埃芬迪在聖彼得堡時，並沒有拜訪法國和英國的駐俄大使，但聲稱在面見沙皇之前，他不會見任何人。憑著沙皇的一句話，他的使命就完成了。
此時的沙皇很不高興，因為他的威脅沒能讓土耳其就範，整個局面也出乎他的預料。但他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緒，沒有發怒。不久之前，他隨口說過「奧斯曼土耳其已經是個死人了，我們就等著給他送葬吧」，但此時他並不打算徹底激化與東歐各國的矛盾。
對沙皇而言，通過發動戰爭逼迫土耳其引渡避難者，或者控訴土耳其違反了國際法，都遇到了困難。儘管俄國人民支持他的這種行為，但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在指責他，法國和英國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已經知道了他們的態度。因此，在他還有向土耳其施加壓力的餘地之時，他決定選擇退讓。於是，在人們的驚訝聲中，他宣佈結束這一切。他親自召見方德·埃芬迪，當面宣佈，他撤銷對土耳其的所有要求。之後，奧地利也學著他的樣子，表示退讓。
在帕蒙斯頓勳爵的照會到來之時，一切都已經結束了。有關各方都沒有異議，這無疑是最好的結果，法國只希望能夠成功解決這件事，而英國就不一樣了，既想成功解決問題，還想討個好名聲。當然，這也是無可厚非，因為這樣做可以激發人民的信心。
於是，在沙皇宣佈撤銷對土耳其的所有要求後的第二天，英國駐俄國大使布魯姆菲爾德前去拜訪了俄國外交大臣涅謝爾羅德伯爵[44]。儘管涅謝爾羅德伯爵的態度很冷淡[45]，但布魯姆菲爾德依然堅持宣讀了帕蒙斯頓勳爵的照會。在照會裡，帕蒙斯頓勳爵恭敬地要求俄國停止對土耳其的強迫行為。涅謝爾羅德伯爵表示，這件事已經解決了，但它與英國無關，因此他不能理解英國照會的意圖。布魯姆菲爾德向他詢問最新進展，涅謝爾羅德伯爵表示無可奉告，他後來解釋說：「如果他告訴英國人這些，就表明承認英國有權力干涉與自己無關的事務。」當布魯姆菲爾德要將照會副本轉交給俄國時，涅謝爾羅德伯爵再次表示拒絕，但最終還是勉強收下了。他淡淡地說道，答覆這麼長篇幅的照會讓人覺得很累。說完這些，他就送客了。在最後一刻，他說道：「同樣的話法國人早就說過了，而且比你們說得更好。」
在我們得知原本不好解決的關係到世界和平的兩個外交問題（即皮埃爾蒙特戰爭和匈牙利戰爭）已經得到解決之後，我們這屆內閣也要倒台了。
[1] 科爾邦：1808-1891。工人出身，後來擔任過議會的副議長。
[2] 立法議會：成立於1791年10月1日，主要由中等階級的年輕人組成。1792年9月，國民公會成立，取代了立法議會。後來又再次成立。
[3] 富捨：1803-1854。經濟學家、記者，擔任過公共工程部部長和兩次內政部長。
[4] 布列塔尼亞：法國西部的一個地區。
[5] 畢費：1818-1898。律師出身，在政治上支持右翼政黨，兩度擔任農商部長。
[6] 帕西：1793-1880。法國經濟學家，貴族院議員，擔任過財政部長。
[7] 呂利埃爾：1797-1862。軍人出身，制憲議會議員和立法議會議員。
[8] 特拉西：1781-1864。七月王朝時期當選眾議員。
[9] 尚賈尼埃：1793-1877。軍人出身，六月事變期間擔任國民自衛軍和巴黎駐軍的指揮官，參與鎮壓叛亂。
[10] 在我敘述他與狄福爾的爭執時，他就是這樣的。——作者注
[11] 我認為，他們只是一時衝動，並沒有經過思考。於是，在面臨內戰時停了下來。——作者注
[12] 此處應該加一段用以說明我們的次要目的的前言。——作者注
[13] 卡斯特拉納：1788-1862。法國貴族，軍人，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晉陞元帥，並成為貴族院議員。
[14] 絕對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總統需要錢的事實讓我們的擔心有更加充分的理由。在做夢都想得到錢財的心情的促使下，他不僅想過上物質豐富的舒適生活，還走上了冒險之路。——作者注
[15] 我需要做出聲明，我並沒有系統地向他們請教外交問題，而且我也採納了一些我認為很好的建議，只是拒絕了很多我認為出自黨派利益的建議。——作者注
[16] 培爾西納：1808-1872。路易·拿破侖的朋友兼政治盟友，參與組織了路易·拿破侖的政變。
[17] 在法蘭克福期間，我就對德意志的整體局勢有了仔細的瞭解。——作者注
[18] 弗蘭傑爾：1786-1867。意大利將軍，主要功績之一就是平息了西西里島的叛亂。
[19] 馮·普爾騰：1811-1880。同時兼任著巴伐利亞的外交部長。
[20] 1849年9月7日的電報。——作者注
[21] 博蒙於1849年10月10日從維也納發出的私人書簡。——作者注
[22] 於1849年7月4日給布瓦斯勒孔德的電報。——作者注
[23] 拉德茨基：1766-1858。奧地利將軍，後來成為元帥。在與意大利的戰事中，他功勳卓著。
[24] 於1849年7月25日寫給布瓦斯勒孔德的信件。布瓦斯勒孔德生於1799年，起初在軍隊中任職，1848年2月在拉馬丁的內閣任秘書長，3月擔任駐都靈大使，後來調往那不勒斯擔任大使，1849年10月起擔任駐美國大使。——作者注
[25] 德魯·德·呂：1805-1881，法國外交家，七月王朝時期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曾任外交部長，後來擔任過駐英國大使。
[26] 德魯·德·呂於1849年7月25日和26日的電報。——作者注
[27] 德穆賓斯基：1791-1864。波蘭將軍，匈牙利起義軍的指揮官。
[28] 科蘇特：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人民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29] 1849年8月22日和24日的來信。——作者注
[30] 《貝爾格萊德條約》：俄國和土耳其之間於1839年簽訂的條約。
[31] 《庫楚克·凱納吉條約》：1768年，俄國和土耳其之間的第一次俄土戰爭爆發，1774年，戰爭以土耳其的失敗告終。土耳其被迫與俄國簽定《庫楚克·凱納吉條約》。通過這個條約，俄國奪走了土耳其黑海以北的大片土地，還獲得了通往黑海的出海口。
[32] 雷希德巴夏：1802-1858。奧斯曼帝國的外交官，曾多次擔任首相。
[33] 拉莫裡西安於1849年10月11日和25日的來信。——作者注
[34] 貝姆：1795-1850。波蘭將軍，在匈牙利的人民起義期間，他出手幫助匈牙利人民反抗奧地利。
[35] 拉奇維爾：1808-1885。俄國貴族，曾經擔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副官。
[36] 方德·埃芬迪：1815-1869。土耳其外交官。
[37] 1849年10月1日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38] 托利黨：又稱「托雷黨」，英國著名政黨，成立於1679年，1833年改稱保守黨。保守黨一直是英國的兩大政黨之一。
[39] 德魯·德·呂於1849年10月2日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40] 於1849年10月5日和9日寫給拉莫裡西安和博蒙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41] 諾曼底勳爵：即諾曼底第一侯爵，名為康斯但丁·亨利·菲利普，1797-1863。擔任過英國駐法國大使。
[42] 法盧爾於1849年10月11日的來信。——作者注
[43] 於1849年10月12日寫給法盧爾的信。——作者注
[44] 於1848年10月5日和9日寫給拉莫裡西安和博蒙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45] 涅謝爾羅德：俄國外交家，曾經擔任副首相、外交大臣等職務。1846年，在他的建議下，俄國通過了《外交部章程》，明確了外交部的新結構和職能。按照這個文件的規定，外交部的職能是與外國保持政治關係、保護在外國的僑民、滿足在俄外國人的合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