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中開始，我受到《中國青年》雜誌那篇有關創業的文章的感染，內心一直憋著一個做公司的夢。我暗自朝著那個目標前進，從來沒有覺得任何時期的學習是任務。相反，我像飢餓的人渴望食物一樣，渴望瞭解世界的真相。
在中國計算機事業正在起步時，美國硅谷的計算機事業已經蓬勃發展了一段時間，其中一些優秀的公司已經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我渴望著瞭解另一個世界科技發展的現狀。
大三時，我去上海的一個單位實習，坐在火車上，我閱讀了一本對我影響至深的書——《硅谷熱》。埃弗雷特·M.羅傑斯的這本著作蕩氣迴腸，回顧了硅谷興起的過程、描述了硅谷當前發展的現狀和未來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這本書如同一場饕餮盛宴，讓我如癡如醉。這次閱讀給了我豐富的精神滋養，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硅谷熱》總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硅谷的崛起」，以蘋果電腦的傳奇故事為主線，講述了硅谷的發展歷史；第二部分是「高技術文明」，從風險投資、創業故事、人物傳奇等各個方面描繪了硅谷的生態狀況；第三部分是「硅谷的明天」，講述了硅谷模式在全球的擴散、硅谷面臨的全球競爭和對世界的深遠影響。
這本書嚴謹的風格、美式的語感，以及裡面傳遞的捨我其誰的精神，像一針催化劑，讓我這個理工男的內心波瀾壯闊。在這本書裡，我第一次知道了喬布斯。
喬布斯說他年輕的時候曾想：一個人是不可能改變世界的。世界太大了，十分複雜，威力無邊。但是，他近年來創辦蘋果公司的經歷，使他產生了一種欣喜若狂的感覺。他說：「你可以在這兒激勵世界，也可以在那兒影響社會。」這種效能感，就是給許多企業家生活帶來歡樂的原因。
當某個人有了這種能駕馭未來的威力感，他就會勇往直前。喬布斯喜歡用一些形象的比喻來說明問題。例如他說：「費爾柴爾德半導體公司就像朵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
在那本書裡，我看到了硅谷的年輕人的工作狀態：
硅谷是袖珍計算器、影像遊戲機、家用計算機、無線電話、激光技術、微處理機和數字顯示手錶的誕生地。近年來，在電子產品方面的每一樣新產品，都是從硅谷出來的。工作的人的信條是「猛干，猛玩」，沒什麼差別。在硅谷，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與工作方式。工程師往往一天干15個小時，每週工作7天，許多人計劃幹上10年成個百萬富翁，然後就退休。
在那本書裡，我看到了信息革命與工業革命的區別：
今天的信息革命不同於過去的工業革命。其中一點不同是，當前的這場革命進展要快得多。向工業時代的轉變用了幾代人的時間，而信息革命卻只在一代人的時間之內就發生了。另一點不同是，在信息革命產生的同時，我們就認識了它，而一百年前，在曼徹斯特或其他工業城鎮，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社會在發生什麼變化。
使用計算機的數量，標誌著信息革命的飛快速度。由於硅谷使用計算機的體積越來越小，價格越來越低。1984年，計算機已經變得到處都有。
在車庫裡創造出一個產品，孵化出讓人受益的理念，沒日沒夜地去改變世界、去擁抱信息時代的革命……看著讓人熱血沸騰的文字，我恨不得馬上投身這場革命。
《硅谷熱》成為影響我最深的一本書，它對我是一種價值觀的影響。當時我對VC沒有興趣，因為我還想像不到VC的作用。我看到的是一堆孩子在車庫裡做出的神奇的產品。「產品為王」這個想法對我影響很大，因此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是在做產品。另外，這本書還提及那些硅谷人怎麼藐視大公司的，書中的人個性都很鮮明。最早這些人都是從大公司裡出來的，但是他們不怕挑戰大公司。最經典的是蘋果和IBM的故事——其實IBM做PC勝過了蘋果，從商業上講，蘋果敗給了IBM，但從價值觀來說，蘋果被當成硅谷的英雄。我受這種價值觀影響很大——如果一個社會只以成敗論英雄，或者只以金錢多少論英雄，是不可能鼓勵年輕人創新的。
自從看了這本書，我就決定要像那些硅谷的年輕人一樣——「在這兒激勵世界，在那兒影響社會」。這讓我渾身充滿了創業的慾望。
大四畢業之後，我被保送到了西安交通大學的研究生院，但讀的是管理專業。當時我的想法是，既然決心要做一家軟件公司，除了計算機知識外，一定要知道管理知識，所以研究生想當然選讀了管理。但是剛剛學了幾天我就失去了興趣，我覺得沒有進入過任何公司就學習管理簡直是天方夜譚。那時候我就覺得，要不要研究生學位我無所謂了，要一個沒用的學位簡直是在浪費生命。於是，我開始逃課，心裡有個聲音正在對我振臂高呼：此時不創業更待何時？對於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想再浪費一分鐘了。於是，我一頭扎進了市場，要去做一個產品瘋子。
至於做什麼產品，我經過思考，做出了一個宿命般的選擇——我要做一塊清除計算機病毒的電腦外接卡，簡稱為反病毒卡。除了覺得研究反病毒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以外，我做這個產品還有其他方面的考慮。
當時的計算機發展過程中，病毒的出現已經不是一件新鮮事了，它逐漸成了人們使用電腦的一個痛點。順延著解決這個痛點的思路，我製作產品的想法就是，用一塊外接的硬件來幫人們查殺電腦病毒。根據我連續幾年閱讀《計算機世界》的積累，我知道瑞星公司已經進入了這個領域，而且做的硬件賣得很好。
當時我義無反顧地選擇做硬件，除了因為已經聲名鵲起的瑞星的榜樣作用，還有幾個原因。
首先，中國用戶當時認為所有的軟件都應該是免費的，因此把軟件做成一個生意很難，而硬件卻有得到利潤的可能。其次，通過設計，我們有信心通過外接硬件，在電腦的操作系統啟動之前，就獲得電腦的控制權。最後，我傾向於用一種更加通用的方法來解決電腦病毒的問題，比如根據病毒的行為而不是根據病毒的特徵來防範病毒。
我給反病毒卡配一張軟盤，讓電腦插上反病毒卡之後，通過調用軟件來實現整個功能。可以說，這是一種軟硬件結合的思考方式。
想好了這些，我的內心便非常篤定。《中國青年》上的那篇文章的場景，我想我準備親手去締造了。《硅谷熱》中年輕人的狂熱，我也要去親自感受了。不眠不休我完全可以做到，我甚至可以更狂熱。
我一頭扎進了我的理想。當然，早期創業我們並沒有註冊公司，而是希望想方設法先把產品做出來再說。直到今天，我也認為註冊公司等瑣事只是創業的形式，而創業的關鍵取決於推出什麼樣的產品。我找來負責技術的范剛和負責統籌的石曉虹和我一起工作，而我作為產品的總策劃和推進者，每天都在思考著一件事，那就是怎麼盡快把反病毒卡生產出來，並迅速推向市場。
理想如此豐滿，但現實往往骨感。一個希望以查殺計算機病毒起家的學生公司，需要每天在電腦上調試程序，尋找病毒特徵，而此時，我們卻連一台屬於自己的電腦都沒有。
這一切看起來多像癡人說夢。這時候，已經有人在說我們幾個辦公司的事兒是異想天開了。
譏諷和嘲笑開始在空氣裡無聲流動，我們該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