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都有一個瘦削的身影走進居維埃路上那間狹窄的實驗室，從衣帽鉤上取下一件粗布工作服罩在黑色衣服上，馬上便開始工作。她臉色很蒼白，面色越來越憔悴，一頭金髮忽然花白了。
雖然瑪麗自己並沒有意識到，但是在她生活中這段陰暗的時光中，她的容貌卻日臻完美。據說，人上了年紀，容貌才能定型。這句話對我母親完全適用！瑪妮婭·斯科洛多斯卡少年時期只能算是「可愛」，上大學和成為年輕妻子的時候變得十分迷人，如今她是個成熟的科學家，又飽受悲痛的煎熬，這些卻將她塑造成個驚人的美女了。她的斯拉夫特徵輔以腦力勞動的生活環境，根本不需要用鮮艷的色彩和愉快的情緒額外裝點。四十歲以後，她性情中有了一絲悲愴的勇氣，還有一種越來越明顯的溫柔，這些卻變成她高貴的裝飾了。在艾萊娜和艾芙眼中，母親多年來一直保持著這種理想的形象，後來姊妹倆突然發現母親變成了一個非常老邁的女人，禁不住感到恐慌。
居里夫人集教授、研究者和實驗室主任數職於一身，以同樣無法比擬的強度工作著。她還繼續承擔著賽弗爾學校的教學工作。在巴黎大學，她於一九八年晉陞為有正式職稱的教授，成為世界上第一位講授放射學課程的教授，也是當時唯一講授這種課程的人。她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啊！雖然她認為法國的中學教育有缺陷，但是她對這裡的高等教育卻真心欽佩，希望成為其中的一名大師，與她年輕時欽佩的教授齊名。
擔任教授兩年後，瑪麗開始著手編寫自己的講義，於一九一年出版了一本厚達九七一頁的高水平專著《論放射性》。儘管居裡夫婦宣佈發現鐳還是不久前的事，但是在這一領域已經獲得了極為豐富的知識，這本厚厚的書幾乎不能將這些知識完全囊括其中。
這部著作封面上沒有作者像。瑪麗在封二放了一張皮埃爾的照片。兩年前，由瑪麗整理後於一九八年出版的《皮埃爾·居裡作品集》上，也印著這幅照片。那是一本厚達六百頁的著作。
這位寡婦為這部作品集作序，追述皮埃爾的科學生涯。她十分克制地哀悼他的不幸去世：
皮埃爾·居裡去世前幾年創作頗豐。當時他的知識已得到充分發展，實驗技能也臻於完美。
由於獲得了更完善的工作條件，他生活中的一個新時期正要開始，他令人欽佩的科學生涯本該自然延續。然而，命運多舛，我們只能在這費解的命運前低頭。
居里夫人的學生人數與日俱增。一九七年，一位名叫安德魯·卡內基的美國慈善家向她提供了系列年度獎學金，使她能在居維埃路的教室裡多接受一些新生。這些新生有些成為大學僱用的實驗室助手，有些成為義務自願工作人員。其中有一位身材頎長天資聰穎的男孩，他名叫莫裡斯·居裡，是雅克·居裡的兒子。瑪麗對他的成功感到自豪，始終像母親一樣關懷這個侄子。一位忠實的朋友與瑪麗一道負責這八到十位學生的學業，這位朋友便是居裡夫婦的老合作者、一流的科學家安德烈·德比爾納。
儘管居里夫人的健康越來越差，但她制定了一個系列研究計劃，並一直貫徹始終。
她提純了幾百毫克氯化鐳，並第二次確定了這種元素的原子量。在此基礎上，她開始分離金屬鐳。在此之前，她每次製出的「純鐳」都是鐳的鹽（氯化物或溴化物），這是鐳的唯一穩定狀態。瑪麗與安德烈·德比爾納合作，終於分離出純粹的金屬鐳，金屬鐳並不因空氣作用而發生改變。這是科學上已知最艱難的操作，後來再也沒有人重複做過。
安德烈·德比爾納還幫助居里夫人研究釙及其發出的射線。最後，瑪麗獨自發現了一種方法，可通過測量鐳的射氣來測定鐳的原子量。
放射療法在普及。這一事業的發展要求將這種貴重物質的微小顆粒精確細分成很小的份額。當需要量為一微克時，天平就沒什麼用處了。瑪麗有了個主意。她根據放射物質發出的射線強度為之「稱重」。她將這項複雜的技術推向實用化，在她的實驗室創立了「測量服務」，科學家、大夫甚至平民都可以拿放射性礦物來檢驗，領取一份標明鐳含量的證書。
在她發表《放射性元素分類》和《放射性常數表》的同時，又在完成另一項具有普遍重要意義的工作：制定鐳的第一個國際標準。瑪麗的情緒十分激動，親自將二十一毫克純淨的氯化鐳裝在一隻小安瓿裡，莊重地存進巴黎附近賽弗爾的度量衡標準局，作為鐳的計量標準。這便是後來通行五大洲的鐳標準計量單位。
居裡夫婦出名後，「居里夫人」的個人聲譽越來越響亮，傳播速度快得像火箭。名譽博士證書、外國科學院的通訊院士證書等等接踵而至，把西奧克斯家裡書桌抽屜都塞滿了。可這位接受者從來沒想過把這些證書拿出來展示，甚至連寫個證書列表的念頭都沒有過。
法國對在世的偉人只有兩種表彰方法：頒授榮譽勳章和科學院院士頭銜。一九一年，法國向瑪麗頒授騎士十字勳章，但她受皮埃爾·居裡的影響拒絕接受。
幾個月後，一些特別熱心的崇拜者勸她申請成為科學院院士，她為什麼沒有同樣拒絕呢？難道她忘記了丈夫在失敗和成功時同樣受辱的可憐得票數？難道她沒有意識到，自己周圍已經撒開一張嫉妒的羅網？
她的確沒有意識到。她是個天真的波蘭女人，以為拒絕第二祖國給她的這一崇高榮譽會顯得自負，顯得不知恩。
她的競爭對手是高級別科學家、天主教徒埃都亞·布朗利。結果，在「居裡的支持者」與「布朗利的支持者」之間，在自由思想者與宗教信仰者之間，在贊成婦女入科學院當院士的人與反對這種新鮮事物的人之間，全方位的對抗爆發了。瑪麗無能為力，驚惶失措地目睹著這場始料未及的爭論。
幾位最偉大的科學家領導了支持她的活動，其中有亨利·普安加瑞、羅克斯大夫、埃米爾·皮卡德、李普曼教授、布提教授、達爾波克斯教授。對方的陣營也準備了一種有利的防衛武器。
「婦女不能進法國科學院」，阿瑪加先生帶著衛道士的憤慨口吻說。八年前，就是這位阿瑪加先生，在與皮埃爾·居裡競爭時獲勝。一些撥弄是非者跑到天主教徒一邊，說瑪麗是個猶太人，然後又跑到自由思想者一邊，說她是個天主教徒。到了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投票那天，校長宣佈開會時高聲對看門人說：
「任何人都可以進來，但女人除外。」
一位幾乎雙目失明的院士贊成居里夫人進科學院，他後來訴苦說，有人當時把一張假選票塞到他手裡，他險些投了她的反對票。
四點鐘，記者們匆匆離席，趕去寫選舉失敗或成功的「報道」：瑪麗·居裡只差一票沒有當選。
在居維埃路上，實驗室的助手和工人比這位候選人還著急，都在等待著選舉結果。他們原以為百分之百能成功，所以這天早上買來一大束鮮花，藏在擺放精密天平的桌子下面。結果，失敗讓他們驚呆了。機械師路易斯·拉戈特心情沉重，把那束沒用的花清理出去。年輕的工作人員們心裡默默準備著安慰言辭，但是他們根本用不著說這番話。瑪麗從她的小辦公室走出來，對於這次挫折並不當回事，一句評論也沒說。
在居裡夫婦的經歷中，法國對他們的態度彷彿不斷受到其他國家的糾正。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瑞典科學院向這位女科學家頒發當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嘉獎她在丈夫去世後獨立做出的出色貢獻。從來沒有哪個得獎人兩次獲得過這種獎賞，不但女人沒有，男人也沒有。
瑪麗身體虛弱多病，請求布羅妮婭陪她同去瑞典。她還帶了大女兒艾萊娜一道旅行。這個孩子參加了這次莊嚴的會議。二十四年後，在這同一間大廳裡，她也接受到同一獎項。
頒獎之後，除了照例有的招待會和國王舉行的晚宴外，人們還特別為瑪麗組織了喜慶活動。有一個活動永遠留在了她的記憶裡，那是個令人喜悅的鄉村慶典，幾百位婦女身穿色彩鮮艷的服裝，頭上戴著蠟燭組成的冠冕，燭光隨著舞蹈搖曳，如同一頂頂王冠在閃爍。
在公開講演時，瑪麗將人們對她慷慨表示的尊崇轉而獻給皮埃爾·居裡的英靈。
在談到本次講演的正題之前，我希望指出，發現鐳和釙是皮埃爾·居裡和我共同研究的結果。放射性領域的幾項基本研究也要歸功於皮埃爾·居裡，這些研究有的是他單獨完成的，有的是與我共同完成的，有的是在他的學生們合作下完成的。
雖然我分離出了純鐳鹽，並且確定鐳是一種新的元素，但這與我們共同的研究工作有著密切聯繫。因此我認為，瑞典科學院授予我如此崇高的榮譽，是基於對我們共同工作的認可，也是對皮埃爾·居裡表示的敬意。
瑪麗做出了偉大的發現，享有全球馳名的聲望，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無數同時代的人無比羨慕她，因此也有數不清的人仇視她。
惡意突然朝她撲來，想要毀掉她。巴黎掀起一股濁浪，攻擊這個四十四歲的虛弱女人。她獨自堅持著常人無法承受的辛勞，對這種進攻並不抵抗。
瑪麗做的是男人的工作，選擇的朋友和知己也都是男人。她的人格對密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其中一位影響尤其顯著。這就足夠了。於是人們指責她，說一個女科學家本來應該獻身工作，生活也應該矜持而有尊嚴，但是，近年來這個女人卻變得特別可鄙，她破壞別人的家庭，有辱她的姓氏，玷污了她輝煌的名譽。
我覺得不該由我評判那些發動攻擊的人，我不該說出瑪麗感到如何絕望，也不該說出她如何痛苦掙扎。我們也不去提那些記者，他們在這個女人受到匿名信騷擾，公開受到暴力威脅，甚至生命都遭遇危險的時候，還落井下石誹謗她。雖然有些攻擊她的人後來請求她的寬恕，流著眼淚懊悔不已，但是罪行已經犯下了，瑪麗精神崩潰，幾乎發了瘋，差一點兒要自殺。她的身體也垮了，患了重病。
我只願意在如林的毒箭中挑出一支稍加描繪。這其實是一支最不致命，卻最卑鄙的毒箭，它隨時都瞄準著她。正如在一九一一年那些痛苦的日子裡，或者她的一種頭銜、獎賞或榮譽受到拒絕，每逢有機會讓這位獨特的女人受屈辱，便有人提出她的國籍來非難她，說她是俄國人，說她是德國人，說她是猶太人，說她是波蘭人，說她來到法國巴黎想以不正當手段篡奪崇高的地位。然而，每逢瑪麗·居裡以自己的天才為科學增添了光彩，每次她在別的國家受到前所未有的稱頌，在同一份報紙上，她立刻變成了「法國的女使者」、「我國天才的最純潔代表」、「國家的榮耀」等等，全然不提她引為自豪的波蘭國籍，這同樣是不公正的。
偉人往往容易受到某些人的攻擊，那些人總是渴望從天才的甲冑下找到人性的弱點。若不是榮譽這種可怕的磁性吸引來同情和憎恨，瑪麗·居裡決不會受到如此嚴重的誹謗和中傷。於是，她憎恨名望又有了一個新的理由。
逆境中要靠朋友。瑪麗收到幾百封信，信中對她受到的磨難表示同情，也表示憤怒。這些信有些來自她的熟人，也有些是素不相識的人寫來的。許多人為瑪麗而戰鬥，其中有安德烈·德比爾納、讓·佩林夫婦、沙瓦納夫婦、一位好心的英國朋友埃爾頓夫人、瑪麗的助手和學生等等。在大學圈子裡，有些幾乎不認識她的人也主動幫助她，譬如數學家埃米爾·波瑞爾夫婦就是這樣。他們對她的友好關懷無微不至。她哥哥約瑟夫、姐姐布羅妮婭和海拉匆匆趕到法國來幫助她。為她辯護態度最堅定的是皮埃爾的哥哥雅克·居裡。
親友的摯愛讓瑪麗恢復了一些勇氣，可她的身體日漸衰弱。覺得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在西奧克斯與大學之間奔波了。於是，在巴黎租了套房子，地點在白求恩碼頭路三十六號。她打算從一九一二年一月起搬到那裡去住，可她沒有支撐到這個日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人們把她送進了一所療養院，她當時已經奄奄一息，幾乎送了命。不過，她還是征服了病魔，但她的腎臟發生了嚴重病變，需要做手術。沒出兩個月，瑪麗就被人用擔架抬進醫院好幾次，現在身體極其虛弱。可她要求把手術推遲到三月份，因為她要在二月底參加一次物理學大會。
著名外科醫師查爾斯·瓦爾特為她做了手術，並精心護理她，可她的身體仍然長期處於危險中。瑪麗瘦得可憐，想站起來都困難。她忍受著發燒和腎臟疼痛，從不叫苦。要是換了別的女人，恐怕從此要抱病臥床了。
身體的疾患加上人們的卑鄙誹謗，她就像個走投無路的困獸，不得不到處躲藏。她姐姐為她在巴黎附近的布魯諾地方租了一處小房子，租房子時用了「德盧斯卡」的名字。這個病人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又在憂鬱中隱姓埋名在圖農療養了幾個禮拜。到了夏天，她的朋友埃爾頓夫人接她和她的女兒們到英國海邊一所平靜的房子裡去住。她在那裡受到了照料和保護。
就在瑪麗感到前途黯淡的時候，有人向她提出一個預料之外的建議，她既感到興奮，又覺得為難。
一九五年革命之後，沙皇政權逐漸走向崩潰，對俄國的自由思想作了一些讓步，就連華沙的生活條件也不似原先那麼嚴酷了。一九一一年，華沙一個相對獨立而且非常活躍的科學協會將瑪麗聘請為名譽會員。幾個月過後，那裡的學者們訂立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要在華沙創立一個放射性實驗室，要迎請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女科學家居里夫人回國領導那裡的工作。
一九一二年五月，一個由波蘭教授組成的代表團來瑪麗家拜訪。代表團還帶來一封信，寫信的人是波蘭最著名、最受歡迎的作家亨利克·顯克維支。雖然這位作家沒有見過瑪麗，但他在這封請求她回國的信中既對她表示出敬仰，也帶著諄諄懇請的親切口吻：
最尊敬的夫人：懇請您返回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首都，在這裡繼續您光輝燦爛的科學活動。您一定明白近年來使我國的文化和科學瀕臨沒落的種種原因。我們對自己追求知識的能力喪失了信心。我們的敵人蔑視我們，我們自己對未來也不抱希望了。
……我國的人民都欽佩您，更希望看到您在這裡工作，看到你回祖國工作。這是全國人民熱切的希望。有您在華沙，我們會感到比較強大，我們就能抬起在不幸中低下的頭。願我的衷心祈禱能成為現實。請不要拒絕我們向您伸出的手。
換了一個沒什麼顧慮的人，這該是多麼好的機會啊，借此體面離開法國，不再理會誹謗，不再承受殘忍的行為！
但是瑪麗從來沒有怨恨。她以真誠的心情急切地考慮自己的責任所在。回國這個主意既吸引她，又讓她感到害怕。她的身體非常虛弱，害怕做出舉家遷徙決定。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在一九九年，一項計劃終於敲定了，要建設居裡夫婦長期渴望的實驗室。這時候如果離開巴黎，從法國逃走，那就等於使這個計劃化為泡影，也等於扼殺了一個偉大的夢想。
這是兩種互不相容的職責，這也是瑪麗一生中最虛弱的時期。她疲憊不堪的心在做著鬥爭。不知承受了多少思鄉的痛苦，也不知經過多少時日的遲疑，最終她寄出婉言謝絕華沙的信，她心裡該是多麼痛苦啊！不過她仍然答應對這個新實驗室提供遠距離指導，並由她兩個最好的助手管理。這兩位助手是波蘭人達尼什和衛滕斯坦。
一九一三年，瑪麗拖著重病的身體前往華沙，參加那座放射性實驗室的落成典禮。俄國當局對她的出席故意不理睬，沒有一個俄國官員參加為她組織的招待活動。如此一來，祖國同胞對她的歡迎就更加熱烈。在一個擠得水洩不通的大禮堂裡，瑪麗平生第一次用波蘭語作了科學講演。
她在寫給一位同事的信中說：
我要在離開之前盡力做出貢獻。星期二，我作過一次公開講演。我參加過各種聚會，並且還會繼續參加一些集會。我在這裡得到了一種善意，不應該辜負它。這個可憐的國家受到荒謬而野蠻的蹂躪，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設法保衛其道德水準和知識水平。壓迫者退卻的一天也許會到來，人民必須堅持到那個時候。但這是什麼樣的生活！這又是什麼環境啊！
我拜訪過記憶中少年和青年時期生活過的所有地方。我又去了維斯杜拉河，還有那裡的墓地和墳墓。舊地重遊既讓我感到甜蜜，又讓我心中悲哀，可我不能不去。
有一個儀式是在工農業博物館舉行的。二十二年前，瑪麗就是在這座建築物裡第一次做簡單物理實驗的。第二天，波蘭婦女為「斯科洛多斯卡·居里夫人」舉行了一個宴會。一排排客人中間坐著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小姐，老人出神地凝視著這位科學家：原來這是西科爾斯卡小姐，就是梳著金色髮辮的小瑪妮婭最初接受教育的寄宿學校校長。瑪麗從擺著鮮花的桌子中間穿過，來到老小姐身旁，她就像當年領獎時一樣羞怯，俯身親吻老人的兩頰。可憐的西科爾斯卡小姐在觀眾暴風雨般的掌聲中流出了眼淚。
瑪麗的健康逐漸好轉，後來恢復了「正常」生活。一九一三年夏天，她想試試自己的體力，便背起行囊徒步在恩加迪納地區旅行。陪她一道旅行的有她的兩個女兒和她們的家庭教師，還有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他的兒子。在幾年時間裡，居里夫人與愛因斯坦之間建立起了「天才的友誼」，他們彼此欽佩，兩人之間的友誼坦誠而忠實。兩人有時說法語，有時說德語，喜歡不斷地討論物理學上的理論問題。
孩子們跑著跳著走在前面，對這次旅行感到極為興奮。稍後一點，健談的愛因斯坦興致勃勃解釋著自己一直思索的理論，瑪麗的數學頭腦異常傑出，屬於歐洲少數能聽懂愛因斯坦理論的人之列。
艾萊娜和艾芙有時聽到他們說的幾句話，覺得十分古怪。愛因斯坦心事重重，沿懸崖邊的陡峭岩石路向上攀登，對道路的艱險卻並不注意。他突然停住腳步，抓住瑪麗的胳膊，大聲喊道：「你明白的，我需要確切知道，電梯墜下時，乘客會發生什麼事情。」
為這麼滑稽的事操心！年輕人聽了放聲大笑，根本沒想到想像中的電梯墜落會引發卓越的「相對論」。
這次短期休假過後，瑪麗去了英國，參加那裡舉行的科學儀式。在伯明翰，她又得到一個榮譽博士學位。這一次她破例帶著愉快心情忍受了折磨，後來寫信把當時的情景講給艾萊娜聽：
他們給我穿了件漂亮的綠邊紅長袍，還有其他接受博士學位的科學家，大家都身穿這種衣裳受罪。他們對我們每人說了一段讚頌我們成就的演說辭，然後大學副校長對我們每人宣佈說，大學授予我們博士學位。接著，我們都在台上就座。儀式完了以後，我們加入教授和博士的行列，大家都身穿跟我們差不多的衣服。這一切都很滑稽。我只好一本正經遵守伯明翰大學的規矩。
艾萊娜卻覺得很著迷，寫信給母親說：
親愛的媽媽：
我簡直像親眼看見了你身穿綠邊紅袍的模樣，你穿著一定漂亮極了！他們讓你保留這長袍呢，還是僅僅借給你在儀式上穿？
在法國，一場場暴風雨都過去了，這位科學家升到了榮譽的頂巔。兩年以來，建築師內諾一直在皮埃爾·居裡路上分配給她的地皮上建造鐳研究院。
各方面的事情安排得並不容易。皮埃爾剛去世，政府便向瑪麗建議，向全國徵求捐款，建設一個居裡學院。這位寡婦不願借多非納路發生的災難募捐，拒絕了這個建議。當局便懶得出面管這事了。但是，在一九九年，巴斯特研究院的院長羅克斯大夫慷慨建議說，為瑪麗·居裡建設一個實驗室，請她離開巴黎大學，在巴斯特學院當個顯赫的科學家。
巴黎大學的領導人忽然豎起了耳朵……把居里夫人挖走？不行！無論代價多大，也要把她留在巴黎大學！
後來，羅克斯大夫和李亞爾副校長達成諒解，這才解決了這場爭論。巴黎大學和巴斯特研究院各出資四十萬金法郎，共同創建鐳研究院。該院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放射性實驗室，由瑪麗·居裡領導；另一部分是生物研究和放射性療法實驗室，由著名醫師克勞德·利高德教授組織研究對癌症的治療和對病人的護理。這兩個姊妹研究機構相互依賴，合作發展鐳科學。
這個時期，人們常常看到瑪麗離開居維埃路，急匆匆趕往這個佈滿腳手架的工地，在那裡擬定計劃，與建築師爭論。這個頭髮花白的女人腦袋裡充滿了現代化的新穎念頭。她當然要為自己的研究工作考慮，但她更要為長遠著想，想要這間實驗室三十年後，甚至五十年後還能繼續使用，儘管到時候她早已是塵歸塵土歸土了。她要求屋子建得非常寬敞，要求採用大窗戶，好讓實驗室充滿陽光。另外，她還執意要求有一個電梯，這一創意成本高昂，讓政府的工程師怒不可遏……
這個永遠具有農婦氣質的科學家最關心花園，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心意來搞。她不願聽從「節約面積」的說法，迫不及待地爭取建築物之間的每一平方英尺土地，早在建築尚未奠定基礎時，就像個鑒賞家似的選好一棵棵小樹，親自監督人們栽種下去。她對合作者們說了知心話：
「現在買下我的法國梧桐樹苗和椴樹苗，就是爭取了兩年時間。等我們開始使用這座實驗室的時候，這些樹都長大了，一叢叢樹木就會開花。不過你們別說出去，我還沒有告訴內諾先生呢！」
她那雙灰色眼睛裡又閃爍出了歡樂的小火花。
她親自栽種攀援薔薇花，揮動鐵鍬在沒有完成的牆腳下培土，天天澆水。她迎著風直起腰來，便覺得磚石牆壁與生氣勃勃的植物在一起成長。
一天，瑪麗正在居維埃路實驗室裡聚精會神做實驗，她原來的實驗室工友佩第來找她，這個人情緒十分激動。物理學校也在建工作室，皮埃爾和瑪麗使用過的那間潮濕的棚屋要拆掉，工人們已經揮動鎬頭動手了。
瑪麗隨昔日這位工友來到拉赫芒德路，向棚屋最後道別。棚屋還沒有開始拆，人們懷著虔敬的心情，保留下皮埃爾在黑板上寫的一行行字。瑪麗彷彿覺得門子很快就會打開，一個高大的身影就要走進來。
拉赫芒德路、居維埃路、皮埃爾·居裡路……這是三個地址，也是三個階段。這一天，瑪麗不由自主地將自己追求科學的道路回顧了一遍，她的生活中既有艱辛，也有滿足。她的未來已經有了清楚的輪廓。剛剛建成的生物實驗室裡，利高德教授的助手們已經開始工作，到了晚上，新樓宇的窗戶射出明亮的燈光。幾個月之後，瑪麗也要離開理化自然科學學部，把她的實驗儀器搬到皮埃爾·居裡路上這座建築物裡來。
這位女英雄獲得如此勝利時，自己已經上了年紀，身體也不再結實，而且還失去了生活中的幸福。可這又有什麼關係？她周圍有了一批新生力量，朝氣勃勃的科學家們都準備幫助她，大家一道奮鬥。這並不算太晚。
每一層樓上都有安裝玻璃的工人在歌唱，在吹口哨。樓門上方已經鑲嵌了石板銘牌，上面鐫刻著：鐳研究院居裡樓。
瑪麗站在堅固的牆壁前，望著飽含敬意的題刻，不由想起巴斯特說過的話：
如果造福人類的種種發明打動了你的心，看了電報、攝影術、麻醉術等眾多效果驚人的發明，如果你感到肅然起敬，如果你盼望自己國家未來在這類奇跡中做出貢獻，我勸你關注這些神聖的建築吧。人們為它們起了十分有表現力的名字，叫做實驗室。讓實驗室大量增加吧，讓這些建築物裡擺滿儀器吧。它們是未來的殿堂，是財富與福利的神廟。人類就是在這些神廟殿堂中成長壯大的，就是在這裡進步的。人類在這裡學習，學習著閱讀自然的作品、進步的作品、普遍和諧的作品，而人類自己的作品往往是野蠻的、瘋狂的、具有破壞性的。
在那個美好的七月，皮埃爾·居裡路上那座「未來的殿堂」最終建成了。實驗室準備迎接鐳、迎接工作人員、迎接這裡的領導人。
可惜這個七月是一九一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