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經告訴我，紐約的律師比普通人還多。
———沃倫·巴菲特
「當然父母從來都沒特別為學法律而培養我們， 」溫迪·芒格說，她是一名律師，兼職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教仲裁法和談判技巧。不過她又補充說： 「我們的確是一群口齒伶俐的孩子。 」
埃米莉·芒格在決定報考法學院時絕對受到了家庭傳統的影響。「法律是瞭解家庭文化的一種途徑， 」她解釋說，「我認為我們都很有分析能力。菲利普沒有選擇法律，不過他完全有機會這樣做。他喜歡閱讀、思考和分析，曾經兩次作為高中辯手贏得加州冠軍。 」
雖然並沒有什麼遠大的計劃，但芒格家的孩子們在選擇職業時都傾向於跟隨家族傳統。南希查理的八個孩子中的四個都成為了律師，其中五個和律師結了婚。
莫莉·芒格是兄弟姐妹中第一個這樣做的，雖然她選擇法律更多的是出於本能而沒什麼特別原因。「我們家沒有什麼與眾不同的觀念———女孩長大後結婚，應該有點事情做，萬一你的丈夫去世或者發生了別的事情。這種想法影響了我。我在拉德克利夫學院的最後一年，別的女孩都有了訂婚鑽戒。我並沒有想我要和爸爸一樣去讀哈佛法學院，不過當我意識到自己沒有工作時，認為應該去讀大學。要讀經濟專業的話，我的數學成績不夠好。然後我填了哈佛法學院的問卷，裡面問你們家是否有任何人曾經在哈佛讀書… … 」
對莫莉而言，這彷彿點亮了一盞明燈。她知道自己這樣做是對的。查理·芒格通常不輕易表露自己的感情，這次卻以一種迂迴的方式讓大女兒知道自己對於她的決定有何感受。
「聖誕節或是生日的時候，他通常都是寫一張支票或者給現金，只有很少幾次例外， 」莫莉說，「對於他來說上街購物是非常可笑的想法。他總是給我們買他最愛的布克兄弟的禮券讓我們去挑禮物。還有一次他忽然對一種公文包著了迷，就給我們每人買了一個。當我大學畢業的時候跟他說：『我畢業啦。你要是能給我買塊表就最好了。 』他從文件堆裡抬起頭說：『對啊，那很應該。去自己挑一塊手錶然後把賬單給我吧。 』當我正準備出門的時候他又一次抬頭說：『記得讓他們刻上字：來自你親愛的父親。 』他就是這樣一種爸爸。我在法學院的第一年，住在一間破破爛爛的劍橋雙人學生公寓裡，暖氣少得可憐，室友整個冬天都站在火爐旁邊取暖。我拆開爸爸寄給我的包裹，裡面是四個人的大頭照片，裝在精緻的相框裡，分別是我曾爺爺、爺爺、爸爸和我自己的高中畢業照，還有一行他親筆寫的小字———『來自爸爸的愛』 。所以你可以想像我當時的驚奇程度，不由得緊緊抱住了那個相框。 」
雖然一開始有些矛盾，莫莉還是愉快地投入了這一職業。她在洛杉磯檢察官辦公室任公訴人，後來又創辦了一家私人公司專門起訴金融罪犯。最後，她又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轉投公眾利益法。 20世紀90年代後期加州有一項撤銷學校和政府機關反歧視行動的提案，莫莉領導一個社會聯盟對此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儘管最後並沒有成功。她和一些同事以及自己的丈夫成立了一個名為「進步項目」的公眾利益法組織。在那裡，莫莉繼續從事她之前為國家有色人種進步委員會和其他人權組織做的事情。
1962年，巴菲特開始買入處於困境中的新英格蘭紡織製造公司的股份，這就是伯克希爾的前身，同年在查理·芒格的幫助下，兩家新公司在洛杉磯成立了。第一家是律師事務所，第二家則是一家證券公司，名為「惠勒和芒格」 。
一群從繆齊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師事務所脫離出來的律師勸說芒格和他們一起成立一家律師事務所，他們很快就以「超級律師團」而聲名遠揚，這家小事務所的客戶不僅在洛杉磯，還遍佈全國。查理在繆齊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師事務所工作了13年，然後和另外6名律師一起跳出來成立了自己的事務所，這些人中還包括羅德裡克·希爾斯（後來成了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以及他的太太卡拉·安德森·希爾斯（後來擔任了美國貿易代表） 。他們的想法是成立一個民主單位，滿足最高標準的執行準則，只招收最好的人選，在各地建立最好的律師事務所。
羅伊·加勒特那時已經有了心臟病，為減輕自己的負擔，他為公司聘請了一位高管，這個人被芒格形容為「控制狂」 。那些有經驗的律師最終厭煩了這個人，紛紛離開公司，芒格也是其中一員。
「當時對繆齊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師事務所來說，這個新事務所的成立並不全然是令人痛心的損失， 」芒格說，「大家都不想看到弗雷德·沃德和迪克·恩穗德離開，不過很多人都會慶祝另外一些人的消失，特別是羅德·希爾斯和查理·芒格。新的合夥人特別討厭羅德·希爾斯，因為他常常擔任的工作在其他事務所裡不會被這麼年輕的律師負責。 」
南希·芒格回憶起這段叛離的日子，認為是她人生中最令人激動的時期：「房地產開發項目正在進行中，關於建立新公司的討論多數都是在我們家進行的。查理還成立了他的第一家投資公司。他和過去徹底告別。我並沒有特別害怕，因為我有信仰，所以並不擔心。我又生了幾個孩子，好好地過著日子。 」
她對自己丈夫的瞭解讓她對新項目充滿信心：「他看人相當準———哪些可以交往哪些不可以， 」南希說，「他避免和那些會惹麻煩的人攪和在一起，這非常有用。 」
相比芒格，羅德·希爾斯才是新公司的真正幕後主腦。作為一名有智慧的律師，他語速很快，工作量很大。他出生於西雅圖，不過很小的時候爸爸就失去了工作，於是舉家遷往加利福尼亞。在途中車壞了，他們一路搭順風車到了洛杉磯。希爾斯在洛杉磯東部長大，橄欖球打得很好，因此得到了獎學金去讀斯坦福。他進入法學院後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職業，畢業後在美國最高法院任職。是芒格把他招進繆齊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師事務所的。
「那並不是最難進的一家事務所， 」希爾斯說，「不過他們裡面有一些人特別與眾不同，比如查理。 3年後，公司升我做合夥人。出於很多原因，我決定拒絕。我們有一個小孩，我妻子是助理地區檢察官，有一位資深合夥人我有時總看不起他，於是我決定退出。查理說那他也辭職，我們可以合租一間辦公室。他說他再也不想做律師了，我說可以啊，只要你讓我在公司名字裡用上你的名字。查理是我見過的最特別的人。在很多方面他都讓我想到了弗蘭克福特大法官。他和他有同樣的思路，不會憑表面價值判斷事務。他幾乎對所有事情都感興趣，因此看事情的角度會和別人非常不一樣。他是一個公平的人，能理解別人的偏見和弱點並因此留下餘地。他不和別人一樣充滿批判精神，不是普通的律師。他服務於自己真正關心的客戶，有些人是我不肯去為之服務的。他以前常說：『你為什麼要堅持做一名傳統型的律師呢？你們是哈佛、耶魯和密歇根大學的頂尖學生，很多人在聯邦法院任職。做一些其他人做不來的事情吧。 』 」
當他們自立門戶的時候，希爾斯31歲，卡拉·安德森·希爾斯28歲。對於他們而言，芒格雖然只有38歲，行為舉止卻像個老年人，頭髮灰白、行事成熟。
卡拉·希爾斯是土生土長的洛杉磯人，考進了斯坦福，在學校裡因為打網球而聲名遠揚。她後來又去了耶魯法學院。 1958年畢業後在洛杉磯擔任了兩年的助理檢察官。
「爸爸和卡拉·希爾斯在工作方面聯繫得很密切， 」莫莉說，「他說她是一名優秀的律師。 」雖然莫莉當時沒有特別意識到，她父親對卡拉·希爾斯的讚揚也許同時也是一個他接受莫莉學習法律的信號。
有些律師去新的事務所時會把客戶也帶去，芒格也不例外。羅德·希爾斯估計早年芒格的客戶佔到了公司至少10%的業務。此外，希爾說芒格還幫助他們維護已有客戶並吸引新客戶。
「我們最早的客戶有通用航空動力公司和聯邦默高， 」希爾斯回憶說，「因為查理的存在，公司看來相當有實力，於是他們都把業務轉了過來。恰克·裡克肖瑟當時在另一家事務所，不過同時也擔任加州公司法專員。要不是查理在，他也不會加入我們公司。因為他的加盟，太平洋海岸證券交易所也成了我們的客戶。 」
希爾斯說事務所一開始就健康蓬勃地成長起來，後來越變越好。「第一年我們公司真的賺了大錢，很快我就成了富人。我賺到錢後，有人建議我進行一項合法減免所得稅的投資。我說：『查理，我有一個絕妙的投資機會。 』我覺得那真的很好，不過查理說：『我對規避所得稅有一項更好的建議，把錢都給我就行了。 』我說： 『我倒是很有興趣知道你打算怎麼做？ 』他說：『我就把錢存起來。反正你早晚會血本無歸的。我會把稅款付掉，永遠感激你所做出的貢獻。 』我聽從了他的勸告，沒有參與那項避稅投資。 」
從1962年到1974年，羅德和卡拉·希爾斯都是事務所的合夥人。卡拉積累了反壟斷和證券類案件的經驗，同時也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授課。 1973年卡拉被尼克松總統任命為助理大法官，從此希爾斯夫婦開始了從政生涯。 1974年2月大法官艾略特·理查森因水門事件中「星期六夜大屠殺」而辭職後，這一職位就無人擔當。不過下一任大法官威廉·薩克斯比延長了這一任命。希爾斯成了助理大法官，負責司法部民事法庭。 1975年，福特總統提名她擔任住宅與城市發展部的秘書長。 1989年到1993年，喬治·布什總統在任期間，她是美國的貿易代表。現在她開了一家咨詢公司，幫助公司解決貿易爭端。
羅德·希爾斯也在白宮政壇平步青雲。 1974年他離開芒格和托爾斯律師事務所成為了福特總統的白宮首席顧問，最終還擔任了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現在他有一家咨詢公司，多數時間都在處理公司業務，重組或關閉有問題的公司。他最廣為人知的政績就是在垃圾債券醜聞後處理了德崇證券，這家公司現在已經不復存在。最近希爾斯接手了聯邦默高和廢物處理公司的業務。
雖然希爾斯夫婦一度定居在華盛頓，他們仍然與芒格和托爾斯律師事務所保持聯繫。希爾斯的四個孩子中有三個成了律師。女兒嫁給了芒格和托爾斯律師事務所舊金山辦公室的一名律師。
在最早的那幾年，查理不斷地鞏固那些他覺得對公司有價值的關係，包括吸引另一名前任最高法院職員恰克·裡克肖瑟來做他們的合夥人。芒格和裡克肖瑟1965年相識，當時芒格還在兼職做房地產開發。加州頒布了一條有關於共有產權類項目的新法規。這是改變地產法基本概念的一條法令，芒格認為該條款寫得並不合理。裡克肖瑟當時36歲左右，在州長手下做公司法專員。
「查理希望法規的條款稍做調整，於是我對它進行了修改並加以潤色。 」裡克肖瑟說。幾年後他們在一個派對上遇見，查理為芒格和托爾斯律師事務所招攬了裡克肖瑟。在早年受委派出國的律師中，羅納德·奧爾森和羅伯特·德漢姆則最為出名。
羅恩·奧爾森1966年畢業於密歇根法學院，在牛津進修了一年後於1968年回到華盛頓特區和該法院法官共事。任期結束後他原本決定留在華盛頓，不過他的法學院同學建議他到加州來，與他一起加入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
「兒子出生前兩個星期我和太太說我要去加州看一看， 」奧爾森說，「我回來後和她說我們應該搬去那裡。為什麼呢？因為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比這些人更有趣的團體。查理不在事務所任職，不過他的價值觀是公司的重要構成部分。招聘過程中我聽到了有關他的故事，時至今日，來應聘的人還會聽到查理·芒格的故事。 」
奧爾森最終見到芒格的時候，他的第一印象和其他人如出一轍。「天啊，他看起來可真老， 」奧爾森心想，「他當時40多歲。多年來他媽媽也許總是在告誡他： 『查理，你的行為舉止應該合乎自己的年紀，也就是說你應該更成熟一些。 』查理從我第一天遇見他開始，就是我見過的最有智慧、最成熟、最通情達理的人。現在他的生理年齡終於和自己早年就已累積到的智慧相匹配了。 」
誠然，奧爾森說： 「他也會暴怒。他可以說服我認識的最健談的人，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們的政治觀點相當不同，他是保守的共和黨而我則支持民主黨。我們對於如何解決一些社會問題分歧甚大，不過最後會得出相同的結論。 」
《加州法律商業》曾經這樣形容奧爾森：在艾奧瓦的一個小鎮上長大，是全國最優秀的「造雨人」 ———能為公司帶來新業務的合夥人。奧爾森為他的客戶美林證券和奧蘭治縣之間的一宗著名的垃圾債券案件進行調解，最終以4億美元的價格達成了協議。考慮到縣政府要求的賠償額是20億美元，這樣的結局已經相當不錯了，奧爾森也因此贏得了業界的認可。奧爾森為大西洋裡奇菲爾德公司、環球影業和迪士尼前總裁邁克爾·奧維茨提供咨詢。 1998年加州律師舉行了內部排名，奧爾森位列最有影響力的律師榜首。
凱瑟琳·格雷厄姆是巴菲特密友圈中的常客，第一次和奧爾森在華盛頓共進午餐時就對他印象深刻。 「他很有活力，是個很好的小伙子。當時他已經擔任沃倫的證券顧問有很長一段時間了。他是洛杉磯最優秀的交易專家。為奧維茨安排的那樁4億美元的和解協議可真是令人驚歎！ 」
格雷厄姆所說的和解協議指的是迪士尼以前的二把手邁克爾·奧維茨，和最高決策人邁克爾·艾斯納鬧翻後離職。奧維茨的勞動合同利益有時高達14 000萬美元，有時則大大低於這個數字，取決於迪士尼的股價如何。
羅伯特·德漢姆於1985— 1991年間在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擔任合夥人，當巴菲特和芒格叫他和奧爾森去紐約幫忙解決所羅門兄弟的債券醜聞時變成了全國名人。德漢姆在紐約待了7年，離開的時候已經是所羅門的主席了。
德漢姆在得克薩斯西部長大，當他在哈佛法學院讀書的時候知道了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在學校他和芒格一樣贏得了西爾斯獎學金。 「 1969— 1970年，希爾斯在哈佛授課。卡拉正在撰寫一本反托拉斯的著作。他們都是非常有趣的人。希爾斯夫婦邀請我和太太一起晚餐，莫莉·芒格也在場。莫莉當時是拉德克利夫學院的高年級學生。 」
和希爾斯夫婦談過以後，德漢姆決定給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一個機會，去他們那裡做暑期工，他被自己在那裡的所見所聞震撼了：「這家公司堅持以價值主導的經營思路、堅持誠實經商。查理堅持什麼，公司就堅持什麼。 」
德漢姆在夏天做實習生的時候第一次見到芒格。「我對他最早的印象是這是一個非常聰明、注意力非常集中的人，有許多真正關係密切的朋友，對朋友非常關心。 1971年或是1972年我開始為他處理法律事務時，對他的看法更為全面了。他是一個聰明得異乎尋常的客戶，對於法律工作和商務事宜相當瞭解。為他服務很難、要求很高，但卻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因為你可以從中學到很多。任何一家好的律師事務所從本質來說就是一門出售判斷力的業務。這是查理從事法律工作時的一個重要方面。紮實的法律技術和對於商業規律的深刻瞭解。 」
多虧了有芒格的名頭和他的人際關係在，德漢姆解釋說：「我們的招聘工作進行得非常非常順利，甚至可以說是非精英勿入。很多非常有能力的人都被拒絕了。這是一家天才彙集的公司。 」有一位應聘人甚至以「精英、勢利、競爭激烈」來形容他們的招聘過程。
不論申請人是誰，都必須牢牢遵循僱傭原則。莫莉·芒格從哈佛畢業後不久申請了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的一個助理職位。面試她的人是卡拉·希爾斯，不過希爾斯並沒有給她這份工作，據說是因為莫莉沒有參與過《哈佛商業評論》的工作。顯然在希爾斯的估計中，這意味著莫莉的資質並不太符合他們的標準。
每當應屆生去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面試的時候，他們都會被告知成績是衡量的最主要標準。「即使是本科成績也要拿出來看， 」一位應聘者說，「上帝保佑，你最好是以優異成績畢業，而不是良或者中。 」
在他們的120名律師中， 17名以前是最高法院的職員。 2000年的時候增加了7名新合夥人，分別畢業於喬治敦大學法律中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學、密歇根大學法學院、斯坦福法學院以及耶魯法學院。在多數律師事務所中一名合夥人有兩名助理，由助理負責最繁重的工作，而在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合夥人必須自己親自做更多的事情，因為員工中只有一半是助理。
芒格為事務所所做的最有用的事情之一也許就是把一堆小公司帶來作為客戶，這些公司後來成為了伯克希爾集團。隨著伯克希爾的規模不斷擴大、影響力和威望不斷上升，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也跟著出名起來。
「伯克希爾對公司有巨大的影響… …有能力為沃倫·巴菲特工作、有機會擔任伯克希爾的律師意味著什麼？ 」哈爾·博思威克說，「順便說一下，我並不是在說伯克希爾的業務創造了大量財富。這是持之以恆的工作，不過總體來說沃倫和查理的運營方式讓公司不惹麻煩。同時，在早期他們收購的業務都有些問題，不過覺得自己可以解決。以藍籌印花為例，他們取得控制權的時候公司大概有，我不是最清楚，十來個官司在身？他們通過精心計算後認為可以打贏官司或者以很低的價格達成協議。他們做到了。雖然花了些錢，用了很長的時間，但他們做了筆好買賣，不是麼？不過有伯克希爾這樣的客戶對於公司來說獲益匪淺。這是一種認可，有些法律總顧問會說： 『你看，如果他們有資格為沃倫·巴菲特服務，我認為我們也能用他們。給我來電話吧。 』 」
由於伯克希爾的業務以穩定可控的速率增長，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也得以保持同步發展，根據需要增加人手。今天，芒格、托爾斯和奧爾森律師事務所開設在邦克山兩座有著黃褐色大理石外牆的摩天雙塔中的一幢，佔據了七個樓面。辦公室對面就是洛杉磯當代藝術館，周圍都是高樓大廈，不過幾個街區之外的地方看起來像是墨西哥城的後巷。離高級的卡布奇諾咖啡店和裝滿了衣冠楚楚的商務人士的電梯不遠的地方，街道的氛圍卻讓人聯想到墨西哥玉米卷攤的香味、人行道上小攤小販的討價還價以及熱情奔放的拉丁音樂。
芒格、托爾斯和奧爾森如今專攻公司法、證券法、商業訴訟、勞工案、反壟斷法、稅法、不動產、信託基金、遺囑檢驗和環境法。公司在商業訴訟方面的經驗特別豐富。
除了自1970年起就是伯克希爾的首席法律顧問外，芒格、托爾斯還代表菲律賓政府向伊美黛和費迪南·馬克思追討資金損失。他們也代表阿拉斯加石油管道服務公司解決埃克森瓦爾迪茲號在阿拉斯加灣發生原油洩漏事件。在重組一家西部連鎖式雜貨店Vons Cos的時候他們是法律顧問。他們為諾斯洛普公司、利頓工業、南加州愛迪生、美洲銀行、優尼科公司以及MCA音樂娛樂集團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務所為無數的社會團體提供無償服務，包括西部法律與貧窮中心和洛杉磯流浪者之家。
為了讓公司實現精英管理，芒格和托爾斯創造了一套非常獨特的民主的薪酬系統，這也讓他們聲名遠揚。因此，只要條件合適，合夥人之間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間的差距可以高達5倍。
每年1月所有的合夥人會拿到一張選票，上面寫著所有合夥人的名字，後面有一個空格。公司前一年的淨收入印在選票的最下面一行。每一個合夥人都要填上他認為名單上每個人應該拿多少錢，沒有什麼準則，只是總數要等於當年的淨利潤。對於年資長短也沒有特別的照顧。合夥人們投票的時候他們可以把年資長短作為一個考慮因素，但也要考慮一個人開發業務的能力和是不是一名成功的客戶代表。
「我們的投票是公開的，這樣所有人都能看到每個人的投票情況， 」奧爾森解釋道，「我們並不是一個福利委員會，只會衡量每名律師對於公司究竟有多少價值。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推動力。羅德、羅伊和查理最早一起發明了這個制度，它是對你的年度評價檢驗。 」
選票提交後，公司會在一個坐標中填上每個人的名字和數字，讓每個律師都能看到自己在別人眼中的排名。福利委員會審核完數字後會和每個合夥人單獨談一次，然後確定分紅的數字。合夥人們都說這個系統督促大家在平時的工作中表現得更有禮貌，如果你激怒的那個人會影響到自己的收入，那你一定會三思而後行。
「人們說這種方式一定很殘忍， 」一位合夥人約翰·弗蘭克說，「這是公開的，但並不殘忍。你不能在不影響他人收入的情況下把很多錢給一個人，因此這種方式會強制大家變得禮貌。 」
「他們認為相對多數律師事務所來說，他們自己是一群更聰明的人，我的確喜歡那裡。 」安妮·拉林說，她以前是一名助理，後來成為了通用汽車的法務人員。
雖然已經多年沒有在那裡工作，銅牌上也不再有他的名字，羅德·希爾斯還是斷言： 「傲視群雄，那是全國最好的事務所。 」
查理當時仍然在做律師，雖然並不是全職。他和傑克·惠勒以及後來的阿爾·馬歇爾一起運作惠勒和芒格證券公司。位於太平洋證交所的惠勒和芒格證券公司辦公室非常擁擠，要是芒格接到一個客戶的機密電話，他會叫阿爾和他們的秘書維維安都出去。他們就在大廳裡站著，不停地從一個腳換到另一個腳，等他打完電話。
在成立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後的三年，芒格退出了。 1965年他最終離開公司，因為相信自己再也不需要依靠律師費過日子了。他把公司裡自己名下的餘額都轉到了一名英年早逝的合夥人的遺產基金裡，顯然，芒格計劃逃離法律界已經好一陣了。
阿爾·馬歇爾說查理有一次這樣概括律師生涯：「如果你為了滿足一個很難對付的客戶完全將自我抹殺，最後得到了滿分，你的回報只是把這一切在另外一個難對付的客戶面前重新來一遍，這種情況司空見慣。 」雖然芒格熱愛自己的父親和爺爺，也尊重他們的工作，但離開法律界對於他來說的確是一種解脫。
「我聘請律師、管理律師，離開法律界並不意味著我不使用法律武器。不過我有強烈的意願放棄以律師身份為人服務， 」芒格說，「我有一個大家庭，南希和我要撫養8個孩子，而且當時我並沒想到法律業務會在一夜之間就紅火起來，我離開沒多久法律界人士就開始賺大錢。我寧願用自己的錢來做決定、下賭注。我總是認為自己比客戶懂得多，那為什麼我還要按照他的方式來處理事情呢？所以做出這個決定一方面是因為我的個性強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渴望獲得足以獨立的資本。 」
芒格希望能在感覺安全的時候運用自己的財富來模仿自己的兒時偶像本傑明·富蘭克林。「富蘭克林能做出這麼多貢獻是因為他財務自由。 」芒格開始瞭解要變得真正富有，就必須對業務有所有權。
「我的岳母說過這樣經典的話， 」哈爾·博思威克說，「她說，律師們的生活方式總是很讓人羨慕的，孩子們在學校讀書，住在高尚社區的好房子裡。當然，你的生活水平應該和你的客戶一樣，對不對？可是你忘記了你的客戶在創造資產，而作為他們的律師你卻沒有。你的工作不會產生固定資產，所以有一天你退休了，收入就消失了。你變得一無所有，也許還有一幢房子，於是你不得不把房子賣了搬到沙漠或是其他偏遠地方去了。 」
查理轉行了，律師這個職業也在變化，不過即使他留在這個行當，也很有可能並不如意。現在律師賺得比以前多得多，不過享受的時間大大減少了。
「我認為許多律師現在對自己和工作之間的關係又愛又恨。毫無疑問如今你必須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保持和客戶之間的傳統關係， 」博思威克說，「因為在法律業裡情況變化很大。如今在這個行當，你一定要同時是個優秀的律師和商人才能生存下來，以前你只需要做一個有良好價值判斷能力的好人就行了。 」
博思威克，是加州俱樂部裡查理幫中的一員，說20～25年前，午飯後俱樂部酒廊裡到處都是打牌或者玩多米諾骨牌的人。現在下午一兩點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律師、經紀人和其他專業人士常常在自己的辦公桌上吃午飯，一旦要出門吃午飯一定是去參加一個商業午餐，然後急忙趕回辦公室。「現在世道完全不同了， 」博思威克說，「紳士風度消失殆盡，你必須在有限的時間裡做到最好。 」
雖然芒格不再從事法律業務，但他和自己以前的事務所之間的聯繫還是非常緊密的。
「你知道麼，即使他大概已經有35年沒有從公司得到任何收入，他的名字還是掛在門上，他總是在這裡或那裡有一間辦公室， 」博思威克接著說，「他把很多業務都交給公司負責。所以說他只是改變了與公司之間的關係，從律師變成了客戶。 」
羅恩·奧爾森說律師們認為芒格不僅是一名客戶，更是一項資源。每週有三次，律師們齊聚在辦公室的餐廳裡，星期一他們會請一位來自公司外的人士給他們做講座。演講人包括洛杉磯市長、電視節目編劇羅伯特·肯尼迪，當然還有芒格。 「他會定期被邀請來給律師們講話，大概一年一次。我們每年舉行一次靜修活動用來討論一些長期計劃，他會作為評委參加。他是我們社交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年的假日派對也都會來參加。 」
因為伯克希爾在那裡租了間辦公室給查理用，「他真人也在這裡，觸手可及。他的房門總是打開，他喜歡這樣，可以為他帶來靈感。他熱愛思考各種問題。 」
至於說到芒格的名字仍然掛在門上，鮑勃·德漢姆說： 「從公司的立場來說，去改變這一點完全是瘋了。對查理而言，這樣讓他相當滿意。 」
隨著芒格律師生涯的淡出，他放棄了一些生命中不再重要的東西，致力於那些自己認為真正有價值的事物上。和同事間的關係仍然是他成功的重點所在。
當莫莉·芒格回到洛杉磯開始她自己的法律生涯，她說：「律師事務所已經建立並運作起來了，而且還非常受人尊敬。我很快就發現這是一家很熱門的事務所。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因為自己名叫莫莉·芒格而受益匪淺。工作中遇到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我爸爸就是創立芒格和托爾斯律師事務所的人。 」
莫莉曾經有一次感謝芒格和托爾斯事務所的管理者建立了這樣一家受人尊敬的事務所，即使她都沒能進去工作，卻讓她能自豪地走在事務所的聚光燈下。
「這沒什麼， 」幫助她的律師說，「早年查理讓我參與了他的業務，我認為我們扯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