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要寫他半個世紀前的生活，你一定認為那生活已經像歷史一樣遙遠與模糊，多半已經看不清了。不不不，你肯定沒有那樣的經歷。那經歷一直像「昨天」那樣緊隨著我，甩也甩不掉。是什麼樣的感受叫人無法把它推去、推遠？是由於自己說過那句話——「沒有答案的歷史不會結束，沒有答案的歷史不能放下」嗎？
這答案不僅僅是思想的、社會體制的，還是歷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民族性的，以及文學的。
一條大河浪濤激湧地流過去，你的目光隨著它愈望愈遠，直到天際，似乎消失在一片迷離的光線與煙霧裡；然而你低下頭來，看看自己雙腳佇立的地方，竟是濕漉漉的，原來大半的河水並未流去，而是滲進它所經過的土地裡。它的形態去了，但它那又苦又辣又奇特的因子已經侵入我們的生活深處和生命深處。這決不僅僅是昨天的結果，更是今天某些生活看不見的疾患的緣由。
「文革」不是他者，不管你願不願意，它都已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儘管這一切都已時過境遷，物去人非，連那個時代種種標誌物都成了收藏品，但它在社會生活裡和我的心裡卻還時隱時現，並使我不得安寧。
筆是聽命於心的。可是這一次，我所寫的不是別人，而是我自己。我是主人公。我將把自己的昨天拿到今天來「示眾」。從文本的性質來說，這更像一部自我的口述史，即訪問者和口述者都是我自己，或者這更像一種心靈的自述與自白。這種寫作的意義和目的是用個人的命運來見證社會的歷史。個人的命運或許是一種生活的偶然，但無數偶然彼此印證，便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這裡所說的命運，不是指遭遇，而是精神的歷程。
口述史最難被確定的是口述者口述的真實性，但我對自己的口述則最不擔心這種真實。如果不真實，寫作何義？
我計劃要寫的這一套書有五本，先後是《無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7—1979）、《激流中》（1979—1989）、《擱淺》（1989—1994）、《漩渦》（1995—2015）。五本書連起來是我五十年精神的歷史。我已經提前把第二本《凌汛》寫出來出版了。現在寫《凌汛》前的十年《無路可逃》。這本書很重要，沒有這冰封般無路可逃的絕境，就沒有後來排山倒海的凌汛。
好了，歷史在我身上開始了。
馮驥才
201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