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之前，大學既不多也不重要。直到1848年動亂，學生才在歐洲政治中扮演起重要角色。那一年不但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出版為標誌，而且有一波起義浪潮，它們是由激進分子、自由主義者，尤其是年輕的民族主義者發起的，旨在反抗控制著中歐和東歐、居於統治地位的、保守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倫王朝、羅曼洛夫王朝和奧斯曼帝國。一般說來，思想生活的輪廓是被階級結構形塑的，而階級結構則由神職人員以及影響略遜於它的貴族階層主導。神職人員，尤其是貴族，通常很富有，無需為生計去勞作。如果他們對思想研究感興趣，神職人員可以在修道院進行，而貴族則可以利用他們自己的錢財為之。基礎設施成本不是太高。大的修道院都有藏書豐富的圖書室，貴族蓋一座私人圖書館花不了很多錢，報紙相當便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倘若沒有足夠的私人收入，就要仰仗貴族的資助。18世紀，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編纂的著名的英語詞典是手寫的，而且全是由約翰遜本人手寫的——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大學經常是死氣沉沉的地方。
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和19世紀西歐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的崛起，大變化才真正發生。基於持續的科學技術創新，工業化快速發展，要求對自然科學進行遠為系統和細化的研究，因此導致了為了交流信息和思想而創辦的專業化期刊。因為物理、化學、生物等的需要，越來越多的詞彙必須被生成出來。這些「語言」很快就變得非常晦澀了，以致普通知識分子無法跟上和理解。人們可以說這全是工業社會的普遍的、越來越快的勞動分工的結果。然而，它並不那麼適合於我們今天一廂情願地所謂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情況。進入20世紀很久之後，受過教育的人依然可以毫不困難地閱讀關於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心理學、政治學甚至哲學的重要書籍。
隨著工業化而來的是政府實行現代化和合理化改革的職能膨脹：衛生、教育、農業、勞動、科學、文化、信息等部門，以及針對貿易、移民、都市規劃等的無數專業委員會。貴族數量太少，無法為這些激增的官僚機構提供人員，即使他們曾希望如此。因此，必需的官僚輸入不得不來自資產階級或者中產階級，他們需要獲得更好、更現代化的教育。教育因此具有了新的重要性，需要重大改革，為此國家有史以來第一次承擔了主要責任。在此過程中，德意志走在最前沿，成為了歐洲大部分地區並最終成為了美國的榜樣。這種變化在美國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形式，因為這個國家從未有過真正的貴族。
不過，「合理有序的」學科佈局並沒有輕易地或者迅速地出現，尤其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中。比如在英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古典學的聲望一直很高。作為合乎體統的文明教育的一部分，「紳士」理應熟悉他們的古典文化。但古典學內容龐雜，包括歷史、考古、文學研究、哲學、語言和藝術史。東方學聲望稍次但依然重要，內容同樣龐雜。文學被不科學地分成了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和俄語文學。人類學——誕生於殖民和民俗研究，最終以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工作為支柱——出現得很晚，基本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直到1945年之後，社會學才被英國大學完全接受，雖然它在德國和法國更強一些。在很多地方，人類學和社會學被視為一門學科的不同面向。因為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的聲望，政治學和經濟學也是相互交織的。歷史是按時代和國家來劃分的，範疇沒有任何科學可言，而哲學是數學、語言學、思想史和政治學一樣一點的混合體。
非常重要的是，在英國直到相當晚近的時候，博士學位根本不被視為獲取大學教職或者做一流研究之必需。1950年代中期我在劍橋大學的時候，頻頻聽到年齡稍長的老師嘲笑美國人對博士學位的「狂熱」僅僅是對德意志實踐的無知模仿。在德意志邦國於19世紀下半葉統一之前，它們各自都有培養未來貴族和教師的大學。那些希望在這些大學教書的人需要獲得博士學位，因此，在德國有很多博士。另一方面，英國大學通常是建立在「講席制」（chair system）之上的，一個系只有一名正教授。一旦有新教授被任命，這個系的其他成員就沒有太多必要撰寫博士論文了。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學者往往瞧不起德國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的原因之一，因為德國學者和美國學者把博士學位視為一種職業要求和社會流動手段。另一個原因是，並沒有很多學者真正認為這些學科可以在嚴格的意義上說是千真萬確「科學的」，即便是經濟學或者社會學；它們被認為更像實踐領域，與比如東方研究差別並不大。或許是出於懷舊，一些人宣稱過去的學問基本上都是跨學科的。但這種觀點可以說是時序錯亂的：要讓研究跨學科，首先就得有學科。直到它們根植於大學的機構和社會結構，學科才變得對學問至關重要。在此過程中，三個重要發展可以被視為起了關鍵作用。
一個是專業協會和期刊的創辦，它們借助自己的名字宣稱學科在國內的充分覆蓋。比如，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辦有《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Association，1885）辦有《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11)，美國人類學學會（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902）辦有《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888，最初由華盛頓人類學學會[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出版)，美國政治學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03）辦有《美國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06)。（有趣的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加籐剛告訴我，這一發展及其時間在日本和美國幾乎是一致的。）不可避免的是，因為控制這些刊物編委會的知名學者有他們自己的偏向，形成了他們自己的派系，被排斥或者被邊緣化的那些學者很快便創辦了自己的專業期刊，同在一學科內但有不同的見解和追隨者。因為在決定年輕老師是否獲得終身教職和提升的過程中，在相關期刊上發表論文是非常重要的，期刊數量大幅增加，大多有學科要求。我的一位資深同事和好朋友曾經開玩笑地計算過，專業期刊上一篇文章的平均讀者人數是兩個到三個。
第二個重要發展是大學內權力的調整。關於這一點，最顯而易見的標誌是財務系統，它為以學科為基礎的各系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多的預算撥款。聘用和任期的決定權幾乎全部掌握在各繫手裡。事實證明，這個權力在很多情況下會產生相當保守，有時候非常好笑的後果。在各系內部，權力通常是掌握在上了年紀的教授手中，他們往往已經過了自己的巔峰時期，而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又不相信具備新技能、擁有新愛好的年輕學者的工作。
第三，院系是以如下樂觀的理念為基礎的：各門學科是在廣闊的學術知識內部科學地劃分的，標示每一部分的是一種基本的共同話語。事實上，這種理念是一種虛構，因為學術知識一直在朝著多個方向發生變化。比如，當人類學系開始在美國建立的時候，它們包含了考古學和進化生物學。當考古學進入高度技術化領域，即當化學變成其間的一個重要元素的時候，或當「人的直立行走」引領學者們朝著「類人動物」（hominid）一步步地回溯，要求深刻理解生物學的時候，人類學便中斷了與那些其他學科的聯繫。
在進化生物學方面，文化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會研究相同的問題，進化生物學家對高級親屬關係研究和比較宗教體系同樣關注。他們通常不看彼此的文章，本來它們就在迥然不同的刊物上發表的。實際上，這樣的院系主要是作為管理和預算空殼而倖存的。
我自己在康奈爾大學所經歷的一件趣事於此可能是有啟發性的。有一天，藝術和科學學院的院長召喚了我，以及一位我不認識的很和藹的數學家，指派我們去調查心理學系的一個嚴重問題。直接原因是心理學系拒絕為一位受學生歡迎、學術生產力強的年輕老師提供終身教職，他對該決定提出了申訴。這位院長還告知我們，已經十年了，心理學系從未給任何人提供過終身教職。當我們兩人調查的時候，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情況。享有終身教職的教員平均地分為三派，三派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除了彼此不喜且缺乏理解。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研究小老鼠和大老鼠，與生物科學關係密切。另一派堅定地迷戀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論，迷戀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遺產。第三派自稱社會心理學家，他們研究為什麼目擊同一汽車事故的人會講出如此不同的故事之類的東西。
十年來沒有人獲得終身教職的原因，很快便水落石出了：任何候選人都會被兩個團隊否決，他們不感興趣或者看不起剩下的那個他們認為候選人所屬的團體。甚至在我自己的那個系裡，那些利用複雜的數學模型與等式工作的人，與那些研究柏拉圖或者尼采的人，簡直不理解彼此所寫的東西，而且大多無心嘗試，這種趨勢日漸明顯。
我不記得這位院長的決定是什麼。但我有一種強烈的直覺，他會承諾如果審查中的這位年輕的社會心理學家被授予終身教職，他就為系裡提供兩個新的職位（不妨說，一個給老鼠，一個給拉康）。同時，這位院長明白，院系拆分或把部分教員移至其他學科都將面臨巨大阻力。體制惰性、擔心預算減少、短期和長期「職位」喪失的預期，全都在內部鬥爭中發揮作用。
這些問題因圍繞大學的兩次大規模社會變革而加重，一次與數量有關，一次與質量有關。1900年在美國被授予學士學位的不到3萬人，占美國適齡大學畢業生的2%以下。到2005年，被授予學士學位的學生數量已經躍升到了接近150萬，年輕的美國人中36%都擁有這樣的學位。但這種升高並不是均衡地、一代一代地發生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大學教育依然主要面向富家子弟、名門之後。然而，在隨後的繁榮的二十年裡，出現了大學數量和入學人數的大幅增長（現在，全國有1400多所四年制的學院和大學），以及對大學學位益處的渴望的普遍蔓延。這一變化背後的社會力量是戰爭期間被動員起來的數量龐大的美國人，其中首次包括了之前遭受歧視的大量婦女和黑人。退伍軍人組建了一個強大的政治遊說組織，要求通過為他們的大學教育提供巨額資金來承認他們為這個國家所做的犧牲。遊說導致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 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的通過，通常也被稱為「the G.I.Bill」。
學生入學人數上升的直接後果是教職數的快速增加。之前已經介紹過，我1958年到康奈爾的時候，康奈爾大學政治系有多小——只有8位老師，全是男性。隨後的十五年裡，它的規模差不多翻了兩番，而且不再全部是男性。[13]但對於一所頂尖大學而言，它依舊是一個小系。哈佛和伯克利等地的兄弟系有70位老師，也許更多。因此，全系大會是很難控制的，教師之間的密切聯繫也更難建立和維持。
在質量方面，對這些數量變化的一大反應是「職業化」的新意識形態，它開始替代源自歐洲的舊學術傳統。在一個層面上，該變化的標誌是對研究生要求的巨大轉變。剛來美國的時候，我和我的同學必須通過法語和德語（又一傳統的學術世界語言）閱讀能力考試才能拿到我們的博士學位。到1970年代初，有了一種可資利用的替代選項：要麼選擇法語或者德語，要麼選擇一門為期一年的統計學。最後，外語方面的要求沒有了，那些打算到海外做田野的學生除外。
1961年前往印度尼西亞之前，我必須在連續五天的時間內通過由各位教授確定的五門考試（比較政治學、政治理論、美國政治、美國政治社會學和亞洲政治）。十五年後，學生們僅僅參加兩門由教授委員會確定的標準化的政治學考試，而且兩門考試可以相隔數月。這些青年學生和我們當年一樣用功，但他們是在被「職業地」訓練，即提供與其他好大學非常接近的標準化課程，使用大致相同的閱讀書目，非常重視「當前的理論」（它們很快就會被其他理論替代）。我之所以說「職業地」，是因為他們是在被訓練，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被教育，目的是讓他們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在開始被稱作「學術工作市場」的地方具有競爭力。通過這樣的考試並獲得博士學位漸漸被視為具有職業資格，與有抱負的醫生和律師必須通過職業考試才能獲得行醫的執照和律師資格一模一樣。
在另一層面上，職業化和院系的急劇膨脹導致了院系文化的重大改變。正像前面所介紹的那樣，在我早年的學生時代，我和我的同學每學期都要當助教，因此，我們與本科生、與我們為數不多的老師都關係密切。我們基於他們的興趣與專長挑選我們的首席導師。十年後，在慷慨的獎學金的資助下，研究生的數量大幅增加，他們也很少進行本科生教學了。這不是懶惰或者自私的問題——他們是在密切留意他們的老師，並在朝著職業化方向加速前進。
隨著院系擴張，頂級教授往往把本科生大課的教學留給青年教員，集中精力於研究生的研討課。這個過程反而引發了首席導師選擇驚人的不對稱，因為選擇通常局限於五六個最知名的（上了年紀的）教授。研究生們以為這些「知名人士」將會在找工作的時候幫上大忙。最後，學生並沒有強烈的動機去選修其他學科的課程，因為那些課程基本無助於提升年輕人在就業市場的機會，甚至可能讓他/她看起來「業餘」。
儘管一切如此，還是有重要的抗衡力量在起作用。長期以來，這股力量區域研究方面最為顯著，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國家政府和與教育相關的私人基金會都在資金等方面支持區域研究。比如，早在1950年代，康奈爾就有針對中日、東南亞、南亞和拉丁美洲的專業，後來又成立了針對西歐、東歐和中東等的專業。從戰前開始，康奈爾就有一個亞洲研究的小系，主要容納對前現代中國和日本的歷史、文學和宗教體系感興趣的學生和老師。文學和歷史過去常常公然意味著歐洲的文學和歷史，相應地，把它們的亞洲變體包含在文學系或者歷史系是不可能的。在英國，它們被包括在東方學裡，但在美國，它們是被一起歸並在亞洲研究系的。
前文提及的所有區域研究專業都在不同程度上是跨學科的，很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課程和每週的午餐討論會。我這裡說「跨學科的」（cross-disciplinary）指的是這一情形：一個專業的教學人員包括不同學科背景的老師，允許研究生們打破這些學科界限選擇三個成員組成其論文評審委員會。它與「多學科的」（multidisciplinary）不同，「多學科的」往往是指某一特定學科背景的學者把其他概念和學科納入他/她的分析。
在國家層面上，還有學會（和它們自己的期刊），像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每次舉辦大型年會，都有幾十個小組，收到上百篇文章。不過年會的氛圍與標準的學術會議的氛圍不同，關鍵方面還是找工作——學生們總是期望他們的首席導師把他們介紹給其他大學有影響力的資深同事，讚揚他們，以及指望作為空缺職位的候選人被面試。幾乎沒有學生去參加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會指望被面試或者結識「重要聯繫人」，因為區域研究專業罕有他們自己能決定的工作機會。因此，年會的氛圍不那麼緊張，小組更加多樣，玩笑更加生動活潑。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年假。
為了得到他們所希望的，各區域研究專業嚴重依賴來自大學之外的和來自聰明的大學管理者的支持。在區域研究專業之間，也存在隨時間而變化的巨大權勢差別。美國在印度支那潰敗之前，東南亞專業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也贏得了堅定的本科追隨者。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美國因日本非凡的經濟成功而短暫恐慌的時候，日本研究也表現良好。中國剛一對美國學者開放，中國研究這一傳統強項就變得非常有影響了。南亞研究要弱得多，部分原因是人們傾向於認為這個地區不知為什麼「仍屬英國」，但主要是因為華盛頓不太為它擔心。除去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短命的軍管政權時期，印度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因此是當時所謂「紅色中國」的特殊制衡。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印度和老巴基斯坦（Old Pakistan）對外國學者的限制都逐漸加強，尤其是美國人。簽證更難拿了，越來越多的主題被判定為太敏感而不得考察。
我認為各門學科與區域研究之間的張力並不完全是壞事。通常都有妥協與調和的空間，因為大約直到1990年代還是有很多錢，大學依舊在擴張。有大量學者在兩種環境下都順風順水。但區域研究的聲望最終取決於它們製造知名人士的能力。中日研究有費正清（John Fairbank）和埃德溫·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東南亞研究有克利福德·格爾茨和喬治·卡欣，南亞研究有蘇珊娜·魯道夫（Suzanne Rudolph）和她丈夫。
不過，區域研究專業（尤其是那些與亞洲有關的專業）有一個事關重大的錦囊妙計——「留學生」。在人們隨意命名的「全球化」時期，他們成倍增長。這些學生不包括西歐人，西歐人被一廂情願地視為「就像我們一樣」。當然，在我的記憶中，當越來越多泰國人、拉丁美洲人、印度尼西亞人、日本人、菲律賓人、韓國人、印度人、斯里蘭卡人，後來還有伊朗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過來留學的時候，剛開始是有溫和的本土主義反應的。我過去常常聽到我的一些同事抱怨，「這是一所為美國人辦的美國大學」，「這些亞洲人不會說英語，聽不懂課，不能擔任助教，還不能理論化地思考」。但最後他們習慣了留學生（留學生中有一些人表現極其優秀），甚至開始喜歡他們了。到1980年代末，我所在的院系甚至聘請了亞洲人當老師。
日本大學花了更長的時間才看到招收留學生的好處，尤其是對日本學生自身的好處。就各門學科與區域研究之間的關係而言，戰後日本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對照。似乎從很早的時候開始，各門學科和區域研究在日本的體制化就採取了一種不同於它在美國所採取的形式。人們可以把它描述為一個隔離的過程，而不是不平等綜合。在最好的日本大學，學科的體制權力甚至比在美國還強大，這或許是因為於明治時期啟動的現代日本教育深受德國影響，雖然在諸多方面都是極好的，但與它在太平洋對岸的同檔次大學相比，層級結構更明顯。因此，要建立跨學科的區域研究專業絕非易事。面對這種狀況，認識到區域研究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潛力，教育部的政策制定者決定同時在現有大學內外建立一批獨立學院或者專門學院，在那裡從事區域研究的人可以匯聚一堂（即使他們的聲望低於主流大學的教授）。
另外，在戰後日本，很長一段時間內並不存在可與洛克菲勒、福特和梅隆等基金會相提並論的基金會，它們財力雄厚、勢力強大，提供了讓區域研究得以在美國重點大學被體制化的資金和政治支持。然而，日本體制有其優勢，其中最重要的是區域研究學者實實在在的自主權。弊端是因為這些專門學院僅僅從教育部獲取資金和權力，有時候它們難以抗拒教育部的壓力去追隨政策時尚。這也意味著學科與學院的思想文化並不總能有效地彼此交流豐富。
最後，美國大學在「激進的六十年代」中的混亂的重要影響之一，是今天所謂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崛起。先驅是富於戰鬥性的黑人學生，他們要求大學當局設立黑人研究專業，聘用更多的黑人老師，以及招收更多的黑人學生。富於戰鬥性的女權主義者和男女同性戀者緊隨其後，這些人頗具說服力地指出，標準的課程要麼忽視要麼邊緣化他們的歷史作用，以及他們已然遭受的長期歧視。
1970年代，很多少數族裔加入了這一潮流，包括美洲土著，和來自中美洲、南美洲以及許多東亞、東南亞與南亞國家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國出生的孩子。為了響應後者的要求，並考慮到他們相比較而言人數不多，各大學開始設立亞裔美國人研究專業，聘用能夠講授適應其學生身份利益的課程的年輕老師。這些「混合」專業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是非常成功的。舉例來說，菲裔美國籍學生與薩摩亞裔美國籍、華裔美國籍或者泰裔美國籍學生鮮有共同的興趣。他們首先想上關於其來源國的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