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不同種族和不同信仰人士的接觸
今天我想談談我在美國留學的各方面。這些大半都是與1910年代——尤其是自1910年到1917年間——美國學生界，有關家庭、宗教、政治生活和國際思想諸方面的事情。由一個在當時思想和訓練都欠成熟的中國學生來觀察這些方面的美國生活，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現在我們都知道，中國學生大批來美留學，實是1909年所設立的「庚款獎學金」以後才開始的。原來美國國會於1908年通過一條法案，決定退回中國在1901年（庚子）為八國聯軍賠款的餘額——換言之，即美國扣除義和拳之亂中所受的生命財產等實際損失〔和歷年應有的利息〕以後的額外賠款。
美國決定退還賠款之後，中國政府乃自動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項，作為派遣留美學生的學雜費。經過美國政府同意之後，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1924年，美國國會二度通過同樣法案，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這樣才成立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華基金會」。這當然又是另一件事了[1]。
由於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經過中美兩國政府交換說帖之後，乃有第一批所謂「庚款留學生」赴美留學。第一屆的四十七人之中包括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其他後來在中國科技界很有建樹的許多專家。第二屆七十人是在1910年在北京考選的，然後保送赴美進大學深造。另外還有備取七十人，則被錄入於1910年至1911年間所成立的「清華學校」，作為留美預備班[2]。
我就是第二屆第一批考試及格的七十人之一。所以，1910年至1911年間也是中國政府大批保送留學生赴美留學的一年。抵美之後，這批留學生乃由有遠見的美國人士如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協會主席約翰·穆德（John R.Mott）等人加以接待。多年以後，當洛克菲勒基金會撥款捐建那遠近馳名的紐約的「國際學社」（International House）時，穆德的兒子便是該社的執行書記。我特地在此提出說明這個國際精神，並未中斷[3]。
像穆德這樣的美國人，他們深知這樣做實在是給予美國最大的機會，來告訴中國留學生，受美國教育的地方不限於課堂、實驗室和圖書館等處，更重要的和更基本的還是在美國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去深入體會。因而通過這個協會，他們號召美國各地其他的基督教領袖和基督教家庭，也以同樣方式接待中國留學生，讓他們知道美國基督教的家庭生活的實際狀況；也讓中國留學生接觸美國社會中最善良的男女，使中國留學生瞭解在美國基督教整體中的美國家庭生活和德性。這便是他們號召的目標之所在。許多基督教家庭響應此號召，這對我們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實在是獲益匪淺。
在綺色佳地區康乃爾大學附近的基督教家庭——包括許多當地士紳和康大教職員——都接待中國學生。他們組織了許多非正式的組織來招待我們，他們也組織了很多的聖經班。假若中國留學生有此需要和宗教情緒的話，他們也幫助和介紹中國留學生加入他們的教會。因此在綺色佳城區和康乃爾校園附近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與美國家庭發生親密的接觸。對一個外國學生來說，這是一種極其難得的機會，能領略和享受美國家庭、教育，特別是康大校園內知名的教授學者們的溫情和招待[4]。
綺色佳和其他大學城區一樣，有各種不同的教會。大多數的基督教會都各有其教堂。「教友會」（或譯「貴格會」或「匱克會」Quaker；Society of Friends）雖無單獨的教堂，但是康乃爾大學法文系的康福（W.W.Comfort）教授卻是個教友會的教友，足以補償這個遺珠之憾。康氏後來出任費城教友會主辦的海勿浮學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長。我就送我的小兒子在該校就讀兩年。康福教授既是個教友會的基督徒，他的家庭生活便也是個極其美好的教友會教徒的家庭生活。我個人第一次對教友會的歷史發生興趣和接觸，和對該派奇特而卓越的開山宗師喬治·弗克斯（George Fox，1624——1691）的認識，實由於讀到〔歐洲文藝復興大師〕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有關英國教友會派的通信。這一認識乃引起我對美國教友會的教友很多年的友誼[5]。
教友會的信徒們崇奉耶穌不爭和不抵抗的教導。我對這一派的教義發生了興趣，因為我本人也曾受同樣的但是卻比耶穌還要早五百年的老子的不爭信條所影響。有一次我訪問費城教友會區，康福教授便向我說：「你一定要見我的母親，訪問一下她老人家。她住在費城郊區的日耳曼鎮（German Town）。」由於康福教授的專函介紹，我就順便訪問了康福老太太。康福老太太乃帶我去參觀教友會的會場[6]。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印象和經驗都是難忘的。這一次訪問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在教友會裡我有很多終身的朋友。我以後也時常去教友會集會中做講演；我也送了我的小兒子去進教友會的大學[7]。
當然我也接觸了很多基督教其他不尋常的支派。在我的《留學日記》裡，我也記載了訪問猶他州（Utah）「摩門教會」（Mormonism）的經過。我也碰過幾位了不起的摩門派學人和學生。我對他們的印象也是極其深刻的。同時也改變了以前我像一般人所共有的對摩門教派很膚淺的誤解[8]。
我和一些猶太人也相處得很親密。猶太朋友中包括教授和學生。首先是康乃爾，後來又在哥倫比亞，我對猶太人治學的本領和排除萬難、力爭上游的精神，印象極深。在我閱讀《聖經》，尤其是《舊約》之後，我對猶太人真是極其欽佩[9]。所以，我可以說這些都是我的經驗的一部分——是我對美國生活方式的瞭解。
在1911年的夏天——也就是我從大學一年級升入二年級的那個夏天——有一次我應約去費城的孛可諾松林區（Pocono Pines）參加「中國基督教學生聯合會」的暑期集會。會址是在海拔二千英尺、風景清幽的高山之上。雖在盛暑，卻頗有涼意[10]。該地有各項設備，足供小型的宗教集會之用。在我的《留學日記》裡便記載著，一日晚間，我實在被這小型聚會的興盛氣氛所感動，我當場保證我以後要去研究基督教。在我的日記裡，以及後來和朋友通信的函札上，我就說我幾乎做了基督徒。可是後來又在相同的情緒下，我又反悔了。直至今日我仍然是個未經感化的異端。但是在我的日記裡我卻小心地記錄下這一段經驗，算是我青年時代一部分經驗的記錄[11]。
今日回思，我對青年時代這段經驗，實在甚為珍惜——這種經驗導致我與一些基督教領袖們發生直接的接觸，並瞭解基督教家庭的生活方式，乃至一般美國人和那些我所尊敬的師長們的私生活，特別是康福教授對我的引道，使我能更深入地瞭解和愛好《聖經》的真義。我讀遍《聖經》，對《新約》中的《四福音書》中至少有三篇我甚為欣賞；我也歡喜《使徒行傳》和聖保羅一部分的書信。我一直欣賞《聖經》裡所啟發的知識。
後些年在北京大學時，我開始收集用各種方言所翻譯的《新約》或新舊約全書的各種版本的中文《聖經》。我收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國方言。有許多種中國方言，向來都沒有見諸文字，或印刷出版，或做任何種文學的媒介或傳播工具。可是基督教會為著傳教，卻第一次利用這些方言來翻譯福音，後來甚至全譯《新約》和一部分的《舊約》。
我為著研究語言而收藏的《聖經》，竟然日積月累，快速增加。當「中國聖經學會」為慶祝該會成立五十週年而舉辦的「中文《聖經》版本展覽會」中，我的收藏，竟然高居第二位——僅略少於該會本身的收藏。這個位居第二的《聖經》收藏，居然是屬於我這個未經上帝感化的異端胡適之！
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
以上所說的是我當學生時代生活的一方面。
唐君，你還要我說些什麼？……或者我再來談點政治罷[12]。
當我於1910年初到美國的時候，我對美國的政治組織、政黨、總統選舉團，和整個選舉的系統，可說一無所知。對美國憲法的真義和政府結構，也全屬茫然。1911年10月，中國的辛亥革命突然爆發了。為時不過數月，便將統治中國有二百七十多年之久的清專制推翻。1912年1月，中華民國便正式誕生了。你知道這一年是美國大選之年。大選之年也是美國最有趣和興奮的年頭。威爾遜是這一年民主黨的候選人。同時共和黨一分為二。當權的塔夫脫總統領導著保守派。前總統老羅斯福卻領導了自共和黨分裂出來的進步黨，它是美國當時的第三大黨。羅氏也就是該黨的領袖和總統候選人。這一來，三黨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因而連外國學生都興奮得不得了[13]。
這一年康乃爾大學的政治系新聘了一位教授叫山姆·奧茲（Samuel P.Orth）。他原是克裡弗蘭市裡的一位革新派的律師。他在該市以及其本州島（俄亥俄）內的革新運動中都是個重要的領導分子，由康大自俄亥俄州的律師公會中延聘而來，教授美國政府和政黨（專題）。我一直認為奧茲教授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好的教授之一；講授美國政府和政黨的專題，他實是最好的老師。我記得就在這個大選之年（1912——1913），我選了他的課。
下面一段便是他講第一堂課時的開場白[14]：
今年是大選之年。我要本班每個學生都訂三份日報——三份紐約出版的報紙，不是當地的小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是支持威爾遜的；《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是支持塔夫脫的；《紐約晚報》（The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我不知道該報是否屬「赫斯特系」（Hearst family）的新聞系統，但是該報不是個主要報紙〕是支持羅斯福的。諸位把每份訂它三個月，將來會收穫無量。在這三個月內，把每日每條新聞都讀一遍。細讀各條大選消息之後，要做個摘要；再根據這摘要做出讀報報告繳給我。報紙算是本課目的必需參考書，報告便是課務作業。還有，你們也要把聯邦四十八州之中，違法亂紀的競選事跡作一番比較研究，繳上來算是期終作業！
我可以告訴你，在我對各州的選舉活動作了一番比較研究之後，我對美國的政治也就相當熟習了。
奧茲教授在講過他對學生的要求之後，又說：「……就是這樣了！關於其他方面的問題，聽我的課好了！」
我對這門課甚感興趣！
奧茲教授對歷史很熟。歷史上的政治領袖和各政黨——從〔美國開國時期的〕聯邦系（Federalists）到〔20世紀初期的〕進步黨（Progressives）——等等創始人傳記，他也甚為清楚。他是俄亥俄州人，他對前總統麥金尼周圍助選的政客，如一手把麥氏推上總統寶座的大名鼎鼎麥克斯·韓納（Marcus Hanna，1837——1904），他都很熟[15]。所以奧茲告訴我們說：「看三份報，注視大選的經過。同時認定一個候選人做你自己支持的對象。這樣你就注視你自己的總統候選人的得失，會使你對選舉更為興奮！」
他對我們的另一教導，便是要我們參與綺色佳城一帶舉行的每一個政治集會。我接受了奧氏的建議，於1912年的選舉中選擇了進步黨黨魁老羅斯福作為我自己支持的對象。四年之後（1916），我又選擇了威爾遜為我支持的對象。在1912年全年，我跑來跑去，都佩戴一枚〔象徵支持羅斯福〕的大角野牛像的襟章；1916年，我又佩戴了支持威爾遜的襟章。
我在1912年也參加了許多次政治集會，其中有一次是老羅斯福講演贊助進步黨候選人奧斯卡·斯特勞斯（Oscar Strauss）競選紐約州州長。在綺色佳集會中最激動的一次便是羅斯福被刺之後那一次集會。羅氏被刺客擊中一槍，子彈始終留在身內未能取出。我參加了這次集會，好多教授也參加了。令我驚奇的卻是此次大會的主席，竟是本校史密斯大樓（Goldwin Smith Hall）的管樓工人。這座大樓是康大各系和藝術學院的辦公中心！這種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會的民主精神，實在令我神往之至。在這次大會中，我們都為本黨領袖的安全而祈禱，並通過一些有關的議案。這次大會也是我所參加過的畢生難忘的政治集會之一。
該年另一個難忘的集會便是由我的業師客雷敦（J.E.Creighton）教授代表民主黨，康大法學院長亥斯（Alfred Hayes）教授代表進步黨的一次辯論會。這批教授們直接參加國家大政的事，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了。我可以說，由這些集會引起我的興趣也一直影響了我以後一生的生活。
大選剛過，我因事往見倫理學教授索萊（Frank Thilly），當我們正在談話之時。客雷敦教授忽然走了進來。他二人就當著我的面，旁若無人地大握其手，說：「威爾遜當選了！威爾遜當選了！」我被他二人激動的情緒也感動得熱淚盈眶。這兩位教授都是支持威爾遜的。他二人也都在普林斯頓大學教過書，都深知威爾遜，因為威氏曾任普大校長多年。他二人對威氏出任總統也發生了不感興趣的興趣。
幾年之後〔1915年〕，我遷往紐約市。從康乃爾大學研究院轉學至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並住入哥大當時最新的佛納大樓（Furnald Hall）。1915年不是個選舉年，但是這一年卻發生了有名的美國婦女爭取選舉權的五馬路大遊行。我目睹許多名人參加此次遊行。約翰·杜威夫婦也夾在遊行隊伍之中。杜威教授並曾當眾演說。1915年歲暮，杜威並直接參加此一群眾運動。這一件由教授們直接參加當時實際政治的事例，給我的影響亦至為深刻。
我想把1916年的大選在此地也順便提一提。此時老羅斯福的光彩對我已失去興趣，而我對那位國際政治家威爾遜卻發生了極深的信仰。先是在1914年，我曾以職員和代表的身份參加過一次世界學生會議。這個會是當時「世界學生會聯合會」（The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和「歐洲學生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udentsof Europe）所聯合舉辦的。先在綺色佳集會之後，再會於華盛頓。在華府我們曾受到威爾遜總統和國務卿白來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的親自接見，他二人都在我們的會裡發表講演[16]。
我清楚地記得正當1916年大選投票的高潮之時，我和幾位中國同學去「紐約時報廣場」看大選結果。途中我們看到《紐約世界日報》發出的號外。《世界日報》是支持威爾遜的大報之一。可是這一次的號外卻報道共和黨候選人休斯（Charles E.Hughes）有當選的可能。我們同感失望，但是我們還是去時報廣場，看時報大廈上所放映的紅白二色的光標，似乎也對威爾遜不利。我們當然更為失望，但是我們一直堅持到午夜。當《紐約晚郵報》（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出版，休斯仍是領先。該報的發行人是有名的世界和平運動贊助人韋那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我們真是太失望了。我們只有打道回校。那時的地道車實在擁擠不堪，我們簡直擠不進去，所以我們幾個人乃決定步行回校——從西四十二街走回西一一六街〔約五公里〕的哥大校園。
翌日清晨，我第一樁事便是看報上的選舉消息。所有各報都報道休斯可能當選，但是我卻買不到《紐約時報》。它顯已被人搶購一空了。我不相信其他各報的消息，乃步行六條街，終於買到一份《時報》。《時報》的頭條消息的標題是：「威爾遜可能險勝！」讀後為之一快，乃步行返校吃早餐。你可能記得，這一旗鼓相當的大選的選票一直清理了三天；直至加州選票被重數了之後，威爾遜才以三千票的「險勝」而當選總統！
另外當時還有幾個小插曲也值得一提。就在我差不多通過所有基層考試的時候，因為我希望在1916年至1917年間完成我的博士論文，我覺得有遷出哥大宿舍的必要。那時的中國留學生差不多都集中住於三座宿舍大樓——佛納、哈特萊（Hartley Hall）和李文斯敦（Livingston Hall），〔中國同學住在一起，交際應酬太多，影響學業，〕所以我遷至離哥大六十條街〔三英里〕之外，靠近西一七二街附近的海文路九十二號一所小公寓，與一雲南同學盧錫榮君同住。我們合雇了一位愛爾蘭的村婦，幫忙打掃，她每週來一次做清潔工作。在1916年大選之前（那時婦女尚無投票權），我問她說：「麥菲夫人（Mrs.Murphy），你們那一選區投哪位候選人的票啊？」[17]
「啊！我們全體反對威爾遜！」她說，「因為威爾遜老婆死了不到一年，他就再娶了！」
數周之後，我參加了一個餐會。主講人是西海岸斯坦福大學校長戴維·交頓（David Starr Jordan）。他是一位世界和平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當大家談起大選的問題時。交頓說：「今年我投誰的票，當初很難決定，我實在躊躇了很久，最後才投威爾遜的票！」他這席話使當時出席餐會的各界促進和平的士女大為駭異。所以有人就問交頓，當時為何躊躇。交頓說：「我原在普林斯頓教書，所以深知威爾遜的為人。當他做普大校長時，他居然給一位教授夫人送花！」這就是戴維·交頓不要威爾遜做美國總統的主要原因。其所持理由和我們的愛爾蘭女傭所說的，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和我對美國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學生時代所目睹的兩次美國大選，對我後來對〔中國〕政治和政府的關心，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其後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戰時中國駐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參與實際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後的生命裡，我對政治始終採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interest）。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
放棄農科，轉習哲學
我在1910年進康乃爾大學時，原是學農科的。但是在康大附設的紐約州立農學院學了三個學期之後，我做了重大犧牲，決定轉入該校的文理學院，改習文科。後來我在國內向青年學生講演時便時常提到我改行的原因，並特別提及「果樹學」（Pomology）那門課。這門課是專門研究果樹的培育方法。這在當時的紐約州簡直便是一門專門培育蘋果樹的課程。在我們課堂上學習之外，每週還有實習，就是這個「實習」，最後使我決定改行的。
在我的講演集裡，有幾處我都提到這個小故事。其經過大致是這樣的[18]：
實習時，每個學生大致分得三十個或三十五個蘋果。每個學生要根據一本培育學指南上所列舉的項目，把這三十來個蘋果加以分類。例如莖的長短，果臍的大小，果上稜角和圓形的特徵，果皮的顏色，和切開後所測出的果肉的韌度和酸甜的嘗試、肥瘦的記錄……這叫作蘋果分類，而這種分類也實在很籠統。我們這些對蘋果初無認識的外國學生，分起來甚為頭痛！
但是這種分類，美國學生做來，實在太容易了。他們對各種蘋果早已胸有成竹；按表分類，他們一望而知。他們也毋需把蘋果切開，嘗其滋味。他們只要翻開索引或指南表格，得心應手地把三十幾個蘋果的學名一一填進去，大約花了二三十分鐘的時間，實驗便做完了。然後揀了幾個蘋果，塞入大衣口袋，便離開實驗室揚長而去。可是我們三兩位中國同學可苦了。我們留在實驗室內，各盡所能去按表填果，結果還是錯誤百出，成績甚差。
在這些實驗之後，我開始反躬自省：我勉力學農，是否已鑄成大錯呢？我對這些課程基本上是沒有興趣；而我早年所學，對這些課程也派不到絲毫用場；它與我自信有天分有興趣的各方面，也背道而馳。這門果樹學的課——尤其是這個實驗——幫助我決定如何面對這個實際問題。
我那時很年輕，記憶力又好。考試前夕，努力學習，我對這些蘋果還是可以勉強分類和應付考試的；但是我深知考試之後，不出三兩天——至多一周，我會把那些當時有四百多種蘋果的分類，還是要忘記得一乾二淨。我們中國，實際也沒有這麼多種蘋果，所以我認為學農實在是違背了我個人的興趣。勉強去學，對我說來實在是浪費，甚至愚蠢。因此我後來在公開講演中，便時時告誡青年，勸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學習前途的選擇，千萬不要以社會時尚或社會國家之需要為標準。他們應該以他們自己的興趣和稟賦，作為選科的標準才是正確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