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師友之間
——「圍剿」期間的蔣介石與陳誠
黃道炫[1]
1930年代，蔣介石展開對中共蘇維埃區域的數次「圍剿」，作為蔣介石信用、提拔的愛將，陳誠在「圍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蔣介石一生，用人無數，有始有終者，首推陳誠。蔣對陳誠的期待、信用和培植，超越常人。1930年代「圍剿」期間，蔣、陳之間互動尤多，其間透露出的蔣陳間介乎君臣師友之複雜關係，頗值重視，細加觀察，對瞭解蔣、陳性格，乃至國民黨的政治文化，均具一定參考價值。
一 基督和革命
在中國近代史上，國民黨是透過辛亥革命登上中國政壇，於國民革命中獲得迅速發展的革命政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具有強烈的革命性。南京政權建立後，雖然這種革命性被迅速消解，但在國民黨內仍有著重大的影響，理論上也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作為國民革命浪潮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將領，1930年代的陳誠，其言行頗具指標意義。陳誠，字辭修。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後，因鄧演達援引入黃埔任教官，旋受蔣介石賞識。此後，陳誠在東征、北伐和國民黨內部混戰中迭建戰功。到1931年5月調江西參加「剿共」戰爭時，任十八軍軍長，是國民革命軍中最年輕的軍長之一。蔣介石的日記中對屬下吝於稱許，但對陳誠則不乏讚譽。1930年陳誠在中原大戰中表現可圈可點，蔣介石在8月份的日記中寫道：「陳辭修由濟南來報告，甚慰。此將才也，甚有希望。」第三次「圍剿」期間，蔣介石對陳也有讚譽之詞：「第十八軍今日由黎川向大洋源前進，各部皆愁糧秣缺乏，不能前進，而辭修竟如期進行，可慰也。」抗戰初期，蔣介石在感歎黨內人才寥落、自身缺少臂助時，提到的僅有兩個可以分憂的親信就有陳誠：「軍事能代研究者辭修也，外交能代謀略者岳軍也。」正因對陳期許甚高，蔣介石夫婦不僅為其作伐，介紹譚延三女譚祥為其再婚對象，而且在九一八事變後因顧慮外界觀感特電陳誠，告以國難期間不宜結婚，令其取消原定舉行的婚禮。
蔣介石對陳誠的重視，從其使用上也處處可以看出。中原大戰後，國民黨內反側漸平，蔣介石應付重點轉向已成燎原之勢的中共武裝，一直殺於黨內混戰的陳誠，銜命出現於江西「剿共」前線，既體現著蔣介石軍事重點的轉變，也是蔣為陳誠提供的另一個磨礪舞台。此時，對陳誠這樣的國民黨將領而言，舊窠臼雖未完全脫去，但畢竟非帝制時期效忠一家一姓之家臣所可比，國民革命思想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圍剿」期間，目睹社會黑暗的現實，陳誠在家書中留下不無憤青式的表態：「以現政府及環境關係，縱被赤匪如何燒殺，亦有讓他燒殺。蓋赤匪燒殺僅限於有產階級，於窮人實無甚關係。而諸為富不仁者，實不殺何待。尤其貪官污吏之種種苛捐雜稅，實在好叫赤匪來殺的一個乾乾淨淨。」這樣的說法，當時如果公之於眾，可能會讓當權者瞠目結舌。即使是比較溫和的話語，如「不拉夫、不勒餉為革命軍中最有力量而最普遍的口號。由打陳炯明而至北伐，軍隊獲得民眾情感。民眾幫助軍隊，端賴此二口號之實行」，也是針對國民黨軍紀律每況愈下的狀況，表達著自己的無奈和不滿。由於陳誠所具有的思想基礎，所以他對蔣介石的信重雖然感戴不已，所謂「蔣先生之愛我、望我，雖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在關鍵時候會選擇站在蔣介石一方；但其對蔣畢竟已非唯唯諾諾、說一不二，蔣陳之間言行上的互動，構成為轉型政治背景下的獨特關係。
在陳誠這一時期寫給譚祥的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陳誠對蔣介石的議論，因為是私密的家信，其中所言，刻意掩飾的成分較少，為我們認識蔣陳關係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1930年，經過長時間的閱讀思索，蔣介石宗教觀念發生重大變化，這年10月，他受洗成為基督教徒。次年4月，蔣撰《主義與宗教之關係》一文，提出：「今日世界各派宗教，其比較的近於科學，而具有革命精神，且其人生觀念，摩頂放踵，奮鬥犧牲，實行其救世主義而最有益於人類者，不能不推耶教為首。」蔣宣稱：「當此物質思想與精神衝突，邪說紛紜，禮教破壞無餘之時……對於物質方面當力求其科學之昌明，以破除虛偽之迷信，而對於精神方面，當保持其宗教之精神與人格之所在。」蔣在文中談到的這些觀念，在早幾天的日記中也有提及。4月1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基督教乃世界性而不講國界，故決不為任何一國帝國主義者所利用。共產黨指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之工具，吾人不測；亦從而和之，是盲從者也。吾人一思基督教與共產教在中國之損益與禍福及其時期之久暫，則敢斷言基督教於中國國民有益而無損，不若共產黨為禍之大也。」
蔣介石信仰基督教並公之於眾，對陳誠造成不小的衝擊。4月27日，他在家書中寫道：「蔣先生要發表關於宗教的那篇文章，實在使我對於革命前途起了無限的失望和悲觀。」信中他提到，將給蔣介石去信討論這一問題。兩日後，他又在家書中進一步解釋其觀點：「前日所談關於耶教問題，每感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革，實為中國歷史所未見。但怎樣使這一變動適合民眾的需要，使中國社會達到較高度的模型，是全中國人民意志的總匯。目前雖然許多現象是模糊而不清晰，然而一切變動，一個新的社會政治中所蛻化，在新舊交替的過程中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視共產主義為共產教，用耶教克服共產教，實在沒有必要。同時共產主義絕不是共產教，用耶教絕對不能打倒共產主義。耶教在中國根本不能存在，青年信仰不堅確，不能以耶教做中心，可以使之堅確。」基督教在革命黨人心目中向為帝國主義侵略的使者，而且也和革命黨人打破迷信的信念相左，雖然蔣介石在文章中對此作了解釋，試圖為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但並不能左右人們浸潤已久的習慣思維，而以宗教代替共產主義作為中國人信仰的想法，更為陳誠所不取。在當時的時代，革命立場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動搖的。
所謂革命立場，就「圍剿」時期的陳誠而言，有幾點是基本的：民眾的立場、平等的立場、民族的立場。在家書中，他曾長篇大論地闡述其對軍人的看法，強調：「槍是保護人民的，軍人是人民行動的護士，軍人的情緒要與人民的情緒打成一片。軍人不顧忌要做社會民眾的領袖，但是切不要有意去做社會民眾的領袖。」對於當時社會不平等的狀況，陳誠痛心疾首：「我每次回想，我只能算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鏢客，保護他們來剝削民眾；自己的弟兄連飯也沒得吃，衣也沒得穿，而且他們這群東西，把三民主義當做民脂民膏民命來吃。」陳誠這樣的表態雖然看起來有點離經叛道，但在國民黨內並不是絕無僅有，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國民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一批國民黨人的心理，他們和蔣介石的結合更多是出於個人感情和集團利益，以及在長期跟從中培養出的無條件的信任，但蔣在思想上並沒有拿出使他們服膺的理論體系，相反其中庸保守的態度還為相當多人所不滿。正因如此，和中共以信仰結合的團體相比，國民黨的凝聚力遠遠無法抗衡。
作為尚具革命情懷的青年將領，1930年代前後，陳誠對蔣介石追求無上權力的心態和做法不無察覺，內心也期期以為不可。1933年5月，因第四次「圍剿」遭遇挫敗，陳誠致函蔣介石請辭，其中不忘提到讀「陳獨秀攻擊吾黨刺刀政治之言，不禁有感於中」。而在家書中，他更明確談道：「今日之社會，沒有武力不能確保和平，單純以武力保障和平，仍有走上獨裁政治之危險……我們如果要向社會主義途徑上走，應以武力毀滅社會之桎梏與消滅社會上一切的矛盾。換句話說，就是反抗不合於正義的行為，這樣以正義做中心的和平，才是永久的和平。」應該說，國民黨內有陳誠這樣一批人士的存在，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蔣介石走向過度集權。
二 公義和私利
陳誠是蔣介石重用的下屬，陳效忠於蔣，但其對蔣的效忠，並非一味聽從。事實上，在國民黨內，陳誠是比較敢於向蔣介石提出不同意見者，而從蔣介石不以為忤看，蔣也並沒有因為陳常持不同意見而影響對陳的信任。兩人的互動，不乏齟齬和磨合，陳誠到江西後，直接影響兩人關係的第一個考驗就是鄧演達事件。
鄧演達是陳誠的老長官，對陳有知遇之恩。1930年鄧演達回國，試圖組織第三勢力反蔣。1931年8月，鄧演達被捕。對此，陳誠十分關心，曾致電蔣介石請其從寬處理。在家書中，陳誠說：「每憶我與擇生，雖因各人主張不同，各行其是，而私人情感實未因此而稍減。前日電總司令，請為國惜才，從寬擬處。因總司令對擇生兄，不但是政敵，且私人情感亦極惡劣，實擇生兄過去有過分之處。此次被捕定禍多吉少。」此時，蔣介石還有勸降鄧演達之意，故暫對陳誠拋以順水人情：「頃接總司令復電，准從寬大辦理。」陳誠確實對此也感激涕零：「在公我固須隨總司令為黨國努力，在私總司令之恩亦不能不報。」但是，陳誠很快感覺到形勢不妙。9月初，得知將對鄧組織軍事會審嚴加審判，陳十分沮喪，致信譚祥傾訴道：「當其被捕時，即電呈總座，請為國惜才，從寬擬處。接總座復電，亦准從寬大辦理。深信總座之偉大，決不我欺，並極感總座之恩。為公為私，雖粉身碎骨亦所不惜，惟恐不足圖報於萬一耳。如報紙所載果確，我實無以慰故人，且連年目睹諸同志之互相仇殺，此心痛苦不可言宣。」
11月底，鄧演達被秘密處死。12月19日，宋慶齡為抗議殺害鄧演達在《申報》發表宣言，消息傳出。同日，陳誠電蔣介石，指稱：「八月間擇生被逮，曾奉梗亥電請為國惜才，貸其一死，當即蒙復迥參電，准從寬大辦理各在案。頃據確訊，擇生兄經軍法司判處死刑。人亡國瘁，痛徹肺腑，猥以微賤，久承噓植；而今公不能報國，私未能拯友，淚眼山河，煢煢在疚……職決即日離職赴京待罪。」該電口氣激烈，言下甚有指責蔣介石翻雲覆雨之意。在蔣介石回電以「不可為私情而忘公義」相責後，次日，陳誠再電蔣介石，一面堅定與蔣關係，緩和蔣的感情，稱「職久承噓植，論私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鈞座」。同時在不能完全確定鄧演達死訊時，繼續為鄧力爭，冀挽救其生命於萬一：「於擇生處死，獨斤斤以為不可，妄附古諍臣之末者，蓋一為國家惜才，二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鈞座繼先總理之寬大也。萬祈俯賜採納，貸擇生一死，則職有生之日，即報答鈞座之年，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陳誠的努力當然不可能改變鄧演達的噩運，在確定鄧已被處決後，陳誠在家書中大發感慨，抒發其鬱積的憤懣和不平：「擇生兄為革命而死，為中華民族而死，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復何憾？惟壯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為革命前途、中華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先總理孫中山先生主張言論自由，而擇生兄死於言論攻擊政府之黑暗。然則言論實為死由矣，豈非先總理民權史之大污點乎。嗚呼死者已矣，每以今後不言革命則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總理之主義，而僅掛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實，我敢其不會成功也。」如此激烈的言辭，句句出自肺腑，又明顯針對著蔣介石，兩人思想之鴻溝可謂涇渭分明。不過，弔詭的是，當發洩出對蔣的不滿後，陳誠筆鋒一轉，又說道：「追隨蔣先生迄已八載，我深信蔣先生足以繼先總理之遺志，而完成革命。故自己無時不抱為時代之犧牲者。邇者國仇友恨，傷感交集，神志昏亂，飲泣終生，實無勇氣於他也。即蔣先生待我之濃，或只待諸來生圖報，只望諸領袖大寐有一覺之機，稍留些元氣與後起者以恢復之機，則不禁焚香膜拜矣。」不難看出，陳誠這一大段感慨前後明顯相互衝突，正如他自己所說語句之間顯出「神志昏亂」；不過，表面的語無倫次並不真的代表陳已失理智，恰恰相反，也許這正是陳之理智清醒的體現，對於政治人物而言，畢竟進退出處不能純由個人感情，其間的分寸拿捏，正是宦場學問之所在。因此，不管內心有多少無奈，在發洩完自己的感情後，陳誠仍然不得不冷靜地面對站隊問題。畢竟，現實利益更能左右政治人物的最終選擇。
問題的複雜還在於，儘管陳誠與蔣之間確實存在思想的距離，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結合就完全是出於個人私利，當1931年底傳出蔣介石下野消息時，剛剛經歷了鄧演達事件的陳誠在家書中決然表示：「我決與之同去留。」數日後，他為自己的表態作出解釋：「在這外患內禍的局面，如蔣先生驟然的擺脫而去，使軍事政治失了重心後，我們相信現在所謂國內的任何偉人要人維持不了這破碎的危機。」只要對百年來的中國政治有所瞭解，就可以知道陳誠這段話曾多次被不同的人提到，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對強人的依賴確有其可以追循的理路，雖然可以指責陳誠們思想的糊塗，但很難懷疑他們內心的真實，這就是當年中國許多事很難一言以蔽之的原因所在。
鄧演達事件中，無論是否摻雜個人情感，陳誠大體代表著公義的形象，而蔣介石則扮演著不那麼光彩的角色。不過，在蔣陳的互動中，這樣的位置並非一成不變。1932年6月，陳誠致函譚祥說：「你說你吃飯向為最重要，的確不錯。你看哪個不是為吃飯問題而致妻子離散呢。真的為革命嗎？我倒不甚相信。」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國民黨雖自認革命政黨，也不乏理想主義的號召，但其立黨原則和終極目標終究偏於現實，即使以秉持革命原則自命的陳誠，其實內心更多關注的還是柴米油鹽。因此，蔣陳關係中，利益的糾纏屢見不鮮。
1932年初，因「剿共」戰爭屢遭挫折，蔣介石十分懊惱，對部下的要求也日漸嚴厲。5月，陳誠家書載：「接何部長轉來蔣先生一電，大意即不准剿匪部隊之軍官攜帶眷屬，並限電到一禮拜內送走，不然要處罰高級主管。」對此，陳誠相當不滿，大加抱怨：「本軍官長素少帶家者，然有帶家者均出諸不得已。蔣先生下此種電令，固有不得已之苦衷，部下亦能體諒一切，但鄉下因匪不能住，城市因無錢住不起。此亦人情也。我以為最難者，即我既不能不遵蔣先生之命令，又不能不顧及部下之困難。」固然，處理此一問題容有困難，但陳誠對此滿腹牢騷更多可能還是因為自身利益的傷害。當時，陳誠梅開二度，與譚祥喜結連理，新婚燕爾，卻因蔣這道命令不得不長期勞燕分飛，陳的不滿可以想見。所以，在家書中，這段時間常常可以看到陳對蔣介石的冷嘲熱諷：「蔣先生此次下令不准官長眷屬隨軍同住，聞因陳調元部失敗，官長眷屬亦被匪俘虜者，不知其數。故此次赴漢，想不便帶蔣夫人同走。但其在漢勾留當不長久。」直到福建事變期間，陳誠仍然寫道：「蔣先生夫婦同赴浦城，真所謂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客觀而言，無論從年齡、資歷、身份、地位來看，陳誠硬要向蔣介石看齊，都有越格之嫌；蔣不准軍官攜帶家屬，從嚴格治軍角度說，無可非議，而陳誠以此反責蔣介石，不免有失濃道。利之所在，要把定腳跟，即使對陳誠這樣的人而言，也並不是件那麼容易的事。
更能體現陳誠逐利心態的，是其對所部權利的爭奪。在家書中，經常可以看到陳誠關於部隊經費問題的抱怨：「蔣先生對於其它不相關的人或軍隊，幾十萬幾百萬而不惜，對於基本部隊卻連飯也沒得吃，在各將領固可諒蔣先生之苦衷，而部下實多怨言也。」「中央軍是不怕多的，不要說發餉，連吃飯都可不管的。」當時經費不足固為事實，但此現象並非陳部所獨有，而陳屢以中央軍口氣抱怨蔣之待遇不公，也未觸及問題之要害。蔣介石對某些需要利用、爭取的部隊確願給予優濃待遇，其中包含著複雜的軍政目標，陳誠對此並非不知情，以此為依據要求蔣對自己另眼相待，未免不知輕重，引起蔣的惱怒當在情理之中。蔣在日記中曾寫道：「見辭修，聞其不明事理之言，訓斥之。中央直轄將領明顯表示對雜軍叛變者優遇，以為獎惡之根……此種傾向甚可慮也。」
三 羊公不舞之鶴
蔣介石一生，極重精神修養，自身修為如此，對其最賞識的下屬也不例外。作為蔣最信重的部屬之一，蔣指導陳誠，可謂盡心盡力，在修身上極下工夫，期許也非常人可比：「甚望吾弟克自砥礪，準備一切，以為最後定國之用。」由於陳誠拔擢極快，蔣尤其強調韜光養晦、戒慎恐懼。
陳誠少年得志，難免滋長驕氣，所謂「外間聲聞過譽，而不知自檢自戒，無形中生長驕心」。陳誠之驕，在國民黨中頗引物議，蔣介石也多所注意，數次致函陳誠，「戒其驕矜」。先是在電文中迂迴批評，「十八軍聲譽鵲起，固為可慰。據一般觀察，上下官兵已養成驕矜之氣」。把整個十八軍作為批評對象，避免直接刺激個人，但其真正所指其實雙方都應該十分清楚。對此，陳誠不以為然，回電說：「九一八事件發生，而各官兵敵愾之情，不可終日，言行之間，不無激烈之處。外間不察，謂為驕矜，致勞廑注，心殊不安也。又查一般對於赤匪，無不談虎變色。此種情態，殊為可慮。職每以赤匪絕非三頭六臂為言，期能轉移一般人之觀感。」這等於間接反駁了蔣介石的指責，澄清蔣所謂驕氣其實乃官兵之盛氣。接到陳誠回電後，蔣介石不再客氣，直接指出其所認為陳誠驕傲之處：「近來與弟相晤對語，別後總覺你說人之短，看人之輕，以你所言者，總括之，幾乎天下無可用之人。換言之，即以無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間也。此為任大事成大業者，最不可有之缺點，亦即自滿驕敗之起點……中年之人，如能於韜光養晦之句，時加注重，則猶可及時蓄銳，以收後來發揚光大之效。」
對於蔣介石不留情面的批評，陳誠內心五味雜陳，在家書中他強調的是蔣介石對他的期許，寫道：「接蔣先生一長函，大意說我看不起人矯驕，非任大事成大業之道。但其望我之切，無異形於言表。」多報喜、少報憂乃人之常情，何況蔣對陳的期望確屬事實，這樣的反應並不為過。至於對蔣介石本人，陳誠回電自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面不得不承認蔣的指責，表示：「驕氣一節，在他人或系出於猜度，然職追隨鈞座有年，而職之個性學力，無不在鈞座洞察之中。今以是礪職，聞之不勝惶恐。嗣後惟有切實悛改，以期無負鈞座知職之明。」同時，他也不甘心就此認錯，強調：「職亦不欲為羊公不舞之鶴，重辱教命也。」因為是蔣所言，所以陳不得不概括承受，但陳更要強調自己不是無能的不舞之鶴，潛台詞其實不無「能者遭怨」之意。
陳誠口是而心實非的態度，蔣介石自是心知肚明，無奈之餘，只有祭起王陽明的旗號，以開導陳誠於萬一。王陽明及其王學是蔣介石一生最推崇的中國傳統思想，觀諸蔣介石諸多言論，可資證實，勿待多言。這樣一個不藏之秘，蔣介石對最信重的陳誠傾囊以授。1933年2月，他致函陳誠，告以：「身臨江右，更覺陽明之學為可貴也。陽明得道於龍場，而立業於江右，故浙東學案，在江右尤為風行，希相與共勉之。並望注重陽明剿匪時之精神與方法。此固當時匪類智識不如今日赤賊之盛，故消滅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養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自來成德立業，而能為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從修養精神為基礎。以修養精神者，絕非可即當唯心論者看待，而鄙視之。」蔣以自身為鑒戒對象，循循相誘：「凡宋明以來，成名之大儒，無論其為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養而臻於實踐之力得來也。故望弟對於存養省察、謹言慎行之端，須注意也。中於昔年亦頗矜持不群，輕棄收斂，至今思之，皆為好譽徇外之心所馳，而毫無把握，更無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時注意，不可放過，則德業有基，不患功業不立也。」其實，戒慎恐懼功夫，朱熹較之王陽明更多強調，但蔣多有重王輕朱傾向，所以仍以王學為重點。在信的末端，他還不忘問及「陽明集撫州有買否？南昌亦可寄來也」，其苦心孤詣，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