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1932年
金以林[1]
1932年，在國民黨統治中國的22年間，給人們的印象是非常平淡的。除了年初爆發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外，幾乎沒有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歷史事件。然而恰恰就在這一年，蔣介石經過第二次下野後的深刻反省，無論是對怎樣統治這個國家，還是治理國家需要採取怎樣的手段和方法，都發生了明顯有別於此前的變化，這為他此後在國民黨內確立最高領袖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礎。
這一切都源自1932年，卻往往被許多研究者所忽視。
一 訓政初期的反思
蔣介石一生有過三次下野，分別在「軍政」（1927）、「訓政」（1931）和「憲政」（1949）階段。前兩次下野，最大的壓力來自國民黨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如董顯光所言：儘管蔣「曾經行使國民黨的最高權力」，但「尚未得到老一輩同志所承認。他仍被認為軍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2]
如果將1932年以前的八年分為兩段的話，對蔣介石來講，前四年是他實踐孫中山提出的「軍政」時期，也就是依靠武力統一中國。蔣介石主要依靠黃埔建軍，完成北伐。1928年國家統一後，遵照總理遺教，國民黨的統治進入「訓政」時期。而此時掌握中央政權的蔣介石，因自身存在的兩點天生不足，深深影響著他的創業大計。
從客觀方面講，他在黨內地位太淺，「老一輩的同志」仍示蔣為「軍事」的而非「政治」領袖。因此黨內對他「不服」或「不滿」的大佬們，總是不斷地聯絡地方實力派，挑戰蔣所獲得的中央政權的合法性。他被迫四處征討，以期實現他所希望的統一大業。
從主觀方面講，蔣重於軍事指揮而缺少政權建設的才能。在武力平定黨內反對派的幾年間，他幾乎都是在前線指揮作戰，而幫他料理南京政權的，主要是立法院長胡漢民和行政院長譚延闓。胡、譚二人不僅在黨內有著崇高的地位，而且都有著豐富的政權管理經驗。早在民國初年，胡漢民、譚延闓就分任廣東和湖南都督。當蔣在前線作戰之時，胡、譚在南京主持黨務、政務，令蔣沒有後顧之憂。特別是胡漢民的作用更大，蔣介石自己都承認：「國府成立以來，各種設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漢民之主張。」[3]那時如果沒有胡在南京替蔣支撐，蔣一人是難以在軍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應手。胡漢民的作用正如吳稚暉稱讚的：「在於征桂，則功超言論之外；對待閻馮，則功居後防之先。」[4]
當時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地位僅次於蔣、胡的是行政院長譚延闓。譚曾一度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後來又將主席的職位讓給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從表面上看「黨權」似乎以胡漢民為尊，「軍權」完全由蔣介石控制，「政權」則由譚延闓負責。
譚延闓出身官宦世家，父親譚鍾麟曾任兩廣總督。譚延闓在清末中過進士，做過翰林、湖南咨議局議長，是立憲派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時在湖南被推舉為都督。不久，他參加國民黨，曾三次督湘。孫中山在廣東時，他擔任過大本營秘書長兼湘軍總司令。譚氏富有政治經驗，處世圓滑。隨著北伐的勝利，他漸漸認清蔣介石已成為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人物。數十年官場經驗告訴他，實力永遠是第一位的。正是基於「實力」的考慮，北伐勝利後，譚氏甘願將國府主席一職讓給蔣氏，改任行政院長。他深知無論「軍權」還是「黨權」，他都無法超越蔣、胡，於是他就利用自己「輝煌」的歷史周旋於「軍權」與「黨權」之中，從而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地位，並贏得了「善於調停黨內糾紛」的美名。當蔣、胡發生衝突時，譚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調停人。據齊世英回憶：「當他看到蔣先生和胡先生要有爭執的時候，他就請蔣先生吃飯，跟胡先生吟詩，化不少的事端為烏有。」[5]有譚延闓在，蔣、胡之間儘管矛盾重重，還有辦法疏通，不至於引起公開的對抗。
1930年9月，就在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勝利之際，譚延闓因突發腦溢血逝世。不久，蔣介石接任行政院長。失去了這個在蔣、胡間起著緩衝作用的人物，陳立夫不無擔憂地表示：「蔣先生接掌行政院後，我開始擔心一種情況會發生，因為如今沒有一位能在蔣先生和胡漢民先生之間居中協調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於批評任何一位他認為做錯事的人，如今當胡先生批評指責行政院時，他一定會直接責備蔣先生了。」[6]
這種擔憂馬上變成了現實。在中原大戰擊敗了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後，「軍權」牢牢在握的蔣介石，躊躇滿志，認為已沒有足以同他相抗衡的軍事力量，不再需要胡漢民所標榜的、高高在上的「黨權」的限制。特別是在對付「擴大會議」的過程中，蔣介石發現用倡導「民權」、頒布約法來對抗胡漢民所標榜的「黨權」，是再好不過的借口。而且，「擴大會議」在頒布約法時早已從孫中山遺訓中找到了足夠的理論依據，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黨國」的罪名。這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就在譚延闓病逝當月，蔣介石從開封前線致電國民黨中常會，要求提前召集國民黨四全大會，「制定在憲法頒布以前訓政時期適用之約法」。[7]該電一時贏得部分社會輿論的讚許，被視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開政治解決之端」。[8]
蔣介石此舉還有一個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將他推上中華民國總統的寶座。按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長原本是由國民黨中常會選出。如若按照孫中山所定《建國大綱》規定，「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9]如此一來，有了約法的話，五院院長則將由總統「任免而督率之」。據孫科回憶：當時「彼之官銜為國民政府之主席，似覺未甚滿意，而欲以總統自居。懸此目的，彼乃欲產生一所謂臨時約法」。[10]蔣氏此舉遭到胡漢民的堅決反對，而善於在蔣、胡之間調停的譚延闓剛剛病逝，蔣一怒之下將胡扣押於南京湯山。不曾想此舉引發國民黨內的再次反蔣高潮，並最終迫使蔣介石第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內憂」（粵方壓迫）和「外患」（九一八事變）的逼迫下，被迫下野。22日，他出席完象徵黨內團結統一的四屆一中全會開幕式之後，即離開南京回奉化家鄉。儘管實際的軍權和財權依然在他手中，但這次的被迫下野，是他原來沒有料想到的，這對他是個相當沉重的打擊。在回到奉化的當天，他在日記中總結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訓時寫道：
今次革命失敗，是由於余不能自主，始誤於老者，對俄、對左皆不能貫徹本人主張，一意遷就，以誤大局，再誤於本黨之歷史。黨內胡漢民、孫科，一意遷就，乃至於不可收拾。而本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以致外交派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孫科勾結倭寇以賣國，而未之預知，陳濟棠勾結古、桂各派，古應芬利用陳逆皆未能信，乃至陷於內外挾攻之境，此皆無人之所致也。而對於反動智識階級之不注意，教育仍操於反動者之手，此亦本人無幹部、無組織之過也。軍事之幹部後進者有熊、陳、胡等，而黨務之幹部實一無其人，外交更無其人矣。[11]
這是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自我反省。蔣介石對這次下野的總結中，最值得關注的是，他深深意識到一些原本不曾關注或關注不夠的重大問題：「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是「今次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而對「智識階級」的忽視和「教育界仍操於反動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惡果。
二 「無幹部」的煩惱
1932年1月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此後如欲成功，非重起爐灶，根本解決，不足以言革命也。」而另起爐灶，最基礎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能指揮自如的幹部隊伍和組織機構，以改變自己「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的狀況。
蔣介石下野前，給新成立的孫科內閣留下種種障礙，新內閣自1932年元旦成立後不到10天，孫科被迫電請蔣介石出山。15日，蔣日記記道：「余為公、為私、對國、對友、對總理、對舊部皆不能不出而往救，以盡良知，故決赴京一行。」22日，他說服汪精衛同赴南京，蔣汪合作局面正式形成。[12]
重入南京後，面對黨內以往的反對派，蔣介石更加感到在黨內建立核心組織的迫切性。1月28日，他出席「臨時政治會議」，「見各委大半皆被余消滅或為余仇敵，今竟相聚一堂，不知所懷。回途萬感交集，甚欲辭去。飯後再思，如果辭去則政府必散，國家必亡，故決忍痛駐留」。兩天後，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切思對外須先統一國內，即欲在下次世界大戰中為一自由中立或戰鬥員，更須統一內部，余即不能由余之名義統一，應該設法使實際上由余之行動統一，只有禮讓他人得名，而余退下為其部屬，助其成名也。」（1月30日）當然，蔣的內心是決不願「退下為其部屬」，而「助其成名」的。
為了加強內部的統一，蔣介石一度曾想改組現有的黨組織。為此，他特意向戴季陶徵求意見。但戴氏則持反對態度，「彼以改組本黨為不可」。（2月27日）戴氏反對的理由主要是蔣氏在黨內尚不具備徹底改組國民黨的實力，特別是還有胡漢民控制的半獨立於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蔣氏在反覆考慮後，決心「對黨內可讓步，對黨外反動絕不姑惜，決與反動派奮鬥到底」。（3月29日）並告誡自己在「核心組織未穩固以前，不宜掌握政權」。（4月7日）
戴季陶從早年起便是蔣介石的摯友，是蔣氏親信中少有的敢於同他講真話的知己，既能告誡他何事不可為，同時又敢於提出中肯的批評，並鼓勵蔣氏何事必可為。4月3日，蔣介石「與季陶談話，彼言凡是困阸時，必須向光明大道猛進，至於成敗利鈍則聽之。如吾人不成，則後人終有成之者，非必欲由吾親自成也。又言出處須光明，名位須確定，對人不可太分明，此皆閱歷之言也」。而蔣氏的另一親信但同他沒有很深歷史關係的楊永泰的建議，則顯得更為圓滑，半是建議半是褒揚。「暢卿（楊永泰）說我從前缺點：一、在精神過於集中，故有輕重不均，顧此失彼之弊，此無組織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擇人，賞罰分明，善之不能用，惡之不能去，此無幹部之故。三、不能獨裁而遇事輕裁，用人行事皆無審察負責機關，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後必須有幹部之組織，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須門無留客，案無留牘，方得事半功倍也。」（5月24日）
1932年整個上半年，蔣介石都在為「無幹部」而煩惱。下面引述的幾則日記真實記錄了蔣的焦慮心態。
3月24日：「求人未得，焦慮莫名，外交、軍事、政治各方相知之友，皆不能負責任、敢擔當之人，而尤其不見血心之士也。軍事上陳誠、胡宗南、劉峙、敬之或較為有才也。」
4月4日：「求賢才皆不易，當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朱騮先、朱逸民、張岳軍、賀貴嚴、蔣雨巖，次之如陳立夫、葛湛侯、俞樵峰、陳公俠；遠者如程滄波，劉健群、何浩若，梁干喬、趙文龍；次之如張道藩、羅志希、顧樹森、彭學沛，皆有一日之長。如欲求其全才，則何可多得，勉之。」
4月8日：「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團體，集賢聚才以代之。目前以外交如何打開局面，對日對俄對美皆須進行。滬案如何了結，反動如何處置，對國主派、孫陳派、馮閆派、共產派、官僚派（研究、交通、安福各系），輿論與金融各界，軍隊如何整理，反側如何安置，廣東如何掌握，改派如何感化，皆應確定方針。對軍隊以政治訓練，對社會以特務訓練，對軍校如何改革，對政權如何注重，對教育界如何掌握，皆須切實研究。」
5月2日：「葉楚傖、楊暢卿、葛湛侯、朱騮先、羅志希、方耀庭、程淪波為研究時局之友。」
6月22日：「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為政，嘗欲將左右之人試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陳景韓、餘日章三友可為敬友，而不能為我畏友；其它如朱騮先、蔣雨巖、張岳軍、俞樵峰皆較有經驗，而不能自動者也；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極守成而已，無勇氣，不能革命矣。其它如賀貴嚴、陳立夫、葛湛侯皆器小量狹，不足當事也。茲再將新進者分析之，黨務：陳立夫、張厲生、張道藩、劉健群、羅志希、段錫鵬、方覺慧、齊世英、方治、魯滌平、羅貢華選之。其他如內政、外交、經濟、法律、教育諸部，從長考選不易多得也。」
在蔣介石反覆提到的幹部名單中，主要是原本得到他信任的幹部和一些黨外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一人是原黨內反蔣的汪精衛、胡漢民等派系成員。此外，除已完全投靠蔣介石的桂系黃紹竑一人外，也幾乎很少見到有孫科的太子派、西山會議派和地方實力派人物。[13]
經過半年多的反覆考察和比較，蔣介石逐步鎖定了自己的核心幹部。7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年得劉健群、錢昌照、俞大維、翁文灝、王陸一、羅貢華諸人，以翁最有閱歷，亦有能力，可喜也。」兩天後，他再記道：「組織與專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現在進行者，翁（文灝）、錢（昌照）之組織，近於政治與經濟，而俞（大維）之組織近於外交與教育；劉（健群）之組織則近於軍事與黨務。最難得者，為外交與財政人才，應注重之。」（7月27日）儘管上述核心成員，仍不能滿足蔣的需要，但他也深知「對幹部須擇和衷共濟者，能有十人為內外之支撐點，則幾矣」。（9月5日）
此時，在南京中央政權內部，儘管蔣介石仍要維持蔣汪合作的基礎，以鞏固他在黨內的威信和統治，但他的信心開始不斷增強。8月31日，他充滿自信地寫道：「余以與汪等誠意合作為主，如不得已時，則行獨裁製……余以為借中央之名，實以準備革命工作。」
三 「無組織」的改變
蔣介石總結下野教訓中所感慨的「無組織」，主要是基於他尚不能從容控制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儘管此時黨內由二陳控制的CC系，能夠聽蔣指揮，但胡漢民控制的西南派、汪精衛的改組派、孫科的太子派、西山會議派以及各地方實力派，或明或暗地與蔣爭權。而CC繫在與反蔣派的對抗中，並不能令其滿意。蔣介石在黨內權力依托除CC外，主要來自於他一手培養的黃埔子弟兵。為此，他於年初著手在黃埔學生中建立一個絕對效忠於他的「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
力行社的創始成員是清一色的黃埔學生，他們大都是30歲上下、在黨內擁有一定實力的中層幹部，且多在軍隊中服務。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民族危機和國民黨自身的散漫和分裂，他們深感「目前黨已不能發生其應有的作用，必須在黨內建立起核心組織來，由核心組織來動員全黨，然後再由黨來團結全民，動員全民，方能對日作戰」。最初倡議的是留日歸國的黃埔四期學生滕傑，很快得到賀衷寒、曾擴情、康澤、胡宗南等一批黃埔學生的支持。1932年初蔣介石復職返回南京不久即爆發了「一·二八」事變。面對內憂外患，這批黃埔學生的主張正好合蔣介石之意，於是加緊籌備。滕傑等人在第一次向蔣介石匯報籌備經過時，開始尊稱蔣為「領袖」，而不再稱「校長」。[14]此後，「領袖」這一新稱呼在國民黨內蔣介石控制的各派系中開始流傳。
蔣介石日記中最早記載力行社的情況，始於2月15日，「晚與賀衷寒等談組織少年黨事」。2月21日晚，再次召見「賀（衷寒）、康（澤）等生談組織事，必欲組織一秘密奮鬥，人盡其才，挖置全國之機關，方得完成革命，如僅普遍組織，則必腐化消滅也。乃得數語曰：抗日鋤奸，為黨犧牲，實行主義，革命革心，矢勇矢勤，嚴守秘密，服從命令，如違誓詞願受極刑」。一周後（28日），他在與胡宗南談話時更明確指出「黃埔失敗之原因與革命中墜之責任，述明重新整理組織之必要」。
經過短暫的聯絡，三民主義力行社在南京成立。據當事人回憶，力行社的成立時間為3月1日。而這年2月剛好有29天，蔣在當天日記中明確記載，赴「力行社成立禮訓話一時余」。[15]據統計成立大會應到28人，實到25人，均為黃埔軍校第一至六期畢業的學生，其中第一期最多共10人。在這28人中大半都有留學背景，其中留日歸國者多達14人，5人留學蘇聯、1人留學德國。[16]成立大會上，全體共推蔣介石為社長，並進行幹部選舉。隨後滕傑將全部選票封好，交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鄧文儀帶回，請蔣作最後裁定，沒有當場開票。[17]
力行社的組織系統共分三級，最高機構稱力行社，是核心的秘密組織；其次是革命同志會（最初分國革命軍人同志會和革命青年同志會，一個負責軍方，一個負責地方），它是承上啟下的決策執行機構；最外層是中華復興社，公開領導各級黨外群眾組織。這三級機構對外通稱復興社。復興社到解散時，共有成員數十萬人，而核心機構的力行社社員最多不過300餘人。
蔣介石對力行社曾寄予很大的期望。在成立最初的3個多月間，他在日記中幾乎隔天就有對力行社幹部訓話的記錄。且「凡與力行社會議，每次皆在三時以上，學生幼稚令人心焦」。（6月5日）
在力行社的核心成員之中，僅有劉健群一人是非黃埔出身的，但深得蔣介石的信賴。劉健群在北伐時擔任過何應欽的秘書。九一八事變後，他寫了一本《中國國民黨藍衣社》的小冊子，內容大致是說國民黨完成北伐後，組織逐漸懈怠、鬆懈，黨部衙門化，幹部官僚化，以致內亂外侮紛至沓來。因此，他主張國民黨必須改造，「集結其精銳黨員，穿著國產藍布服裝，以示自力更生，力行三民主義」。[18]劉健群的主張正好同力行社的理想一致。經桂永清、滕傑介紹，加入力行社。蔣在日記中多次提到劉健群，對劉的評價遠遠高於力行社的其他成員。如3月22日「閱劉健群條陳，穩健思急，見為快樂」；6月3日「批閱劉健群條陳，甚有所見，為一難得之青年也」。
劉健群加入力行社後，很快成為核心人物，並繼滕傑、賀衷寒之後出任力行社書記長。因力行社是秘密組織，不為外人所知，而劉健群所寫的《中國國民黨藍衣社》一書，不久就流傳到社會上，使「藍衣社」之名不脛而走。當時在國民黨內和社會上更有人稱「藍衣社」是傚法意大利建立的法西斯「黑衫黨」，以此指責蔣介石建立秘密組織，搞獨裁。而力行社成立不久，蔣介石也的確陸續派遣多批社員赴意大利、德國，考察兩國政黨的組織形態。
蔣介石是否渴望在中國建立法西斯，或力行社是否具有法西斯性質？學界對此可說是見仁見智。蔣在日記中曾寫道：「『法錫斯蒂』黨之條件：一、國民性衰落；二、社會基礎不固；三、憲政未上軌道；四、有特出領袖。今日本之國情皆不合此條件，故料日本軍人組織此黨徒亂其國，其失敗必矣。」（5月17日）儘管他所討論的對象是日本，但按以上四條件來衡量，何嘗不是蔣對當時中國社會的評判呢。這段時間內，蔣介石不斷自我反思：「準備時期組織之重要，而且組織以人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識淺見少，坐井觀天之錯誤也。」（6月16日）但蔣介石還是有著強烈的國民黨「黨統」觀念，國民黨的旗幟，他是始終高舉的。這年7月9日，天津《大公報》曾「電詢組織『法昔司蒂』之有否」，蔣「提筆復之曰：中國革命只有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方法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為國民黨員，死為革命黨魂，不知有其它組織也。見滕傑等之幼稚電報，焦急成病也」。1934年，《紐約時報》曾發表一篇題為《中國人在柏林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報道，說有一批力行社成員「向德國招待主人很清楚的說出中國對法西斯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並無興趣，有興趣的只在實際的組織問題上」。文章進一步論述：「南京顯然對希特勒與莫索裡尼之能創出一個完全統一的國家，和粉碎支派與反對黨有很大的印象。」[19]這一判斷或許更符合蔣介石建立力行社最真實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