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在慶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被認為是當今世界最著名的科學家。他對物質結構、空間、時間以及引力性質的研究，徹底改變了統治我們幾個世紀的牛頓世界觀，對人類思想進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科學史上，只有牛頓（Isaac Newton，1643—1727）可以和他相提並論。
1905年，26歲的愛因斯坦還是瑞士聯邦專利局的一名三級職員，名不見經傳，遠離學術中心，挈婦將雛，過著每週6天、每天8小時的上班族的日子。儘管如此，他還是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自己鍾愛的研究。正是在這一年，他的創造力得到了驚人的爆發和展現，發表了5篇論文和21篇評論。他提出了光量子假說，解釋了布朗運動，提出了測定分子大小的新方法，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我們現在稱之為狹義相對論的理論。它徹底改變了人們對於時間、空間、物質和能量的傳統看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重要性上講，僅這一貢獻就足以讓他青史留名，但他並沒有躺在功勞簿上。兩年之內，他就發現了這一理論的天生缺陷，進而經過8年的努力，用生動的思想實驗支撐強大的物理直覺，面對無比巨大的數學困難，頑強抵抗，幾乎拼盡最後氣力，才從絕望和筋疲力盡中走出來，在1915年提出了廣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被認為是人類認識大自然的最偉大的成果。愛因斯坦的朋友、物理學家馬克斯·玻恩[1]曾說過，廣義相對論「把哲學的深奧、物理學的直觀和數學的技藝令人驚歎地結合在一起」。
愛因斯坦也是量子物理學的奠基者。他因提出光子假設，成功解釋了光電效應，被授予1921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我們今天仍然在許多方面受惠於愛因斯坦，最明顯的例子是全球定位系統（GPS）。如果不考慮狹義和廣義相對論的三種效應，GPS就完全無法使用。
如果我們只把愛因斯坦看成是天才和偉大的科學家，那最多只看到了愛因斯坦的一個側面。他還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人道主義者。他利用自己在科學界以外的非凡影響力，致力於國際的諒解與和平。他知道如何善用自己的名聲，支持對人類有益的事業。像歷史上的任何科學理論一樣，愛因斯坦的理論終有一天會被更完善的理論所取代。但是，他對社會公正的終極關懷、他對人類創造性的關注、他對自由的渴望、他的人道主義將長存於世。
愛因斯坦視自己為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但這幾個概念帶有鮮明的愛因斯坦特徵。在那篇廣受傳誦的《我的世界觀》（Mein Weltbild，Querido Verlag, Amsterdam，1931，1953）中，他這樣寫道：
我是一個真正的「獨行者」，從未全心全意地屬於過我的國家、我的家鄉、我的朋友，乃至我最親近的家人。面對這些關係，我從未消除那種疏離感，以及對孤獨的需求——這種感覺隨著歲月的流逝與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讓人清楚地意識到，這將使自己與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無遺憾。這樣的人無疑要失去一些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但另一方面，這樣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他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避免讓自己內心的平衡置於這樣一些不穩固的基礎之上。
這裡的「獨行者」，來自德文「Einspanner」，原意為「一匹馬拉的車」。我們可以從多個層面來理解它。首先，可以用它來形容作為研究者的愛因斯坦的孤獨；其次，也可以用它來描述愛因斯坦不受羈絆的獨立人格，以及他看待問題和處理問題的獨特方式。他有一句並沒有引起人們太多注意的話：「我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則更好地詮釋了「獨行者」的形象。
儘管愛因斯坦一生有不少朋友，但是作為一名研究者，他基本上是孤軍奮戰。這一點貫穿了他的一生。沒有一個人從他那裡獲得博士學位，他也沒有形成一個所謂的學派。他不喜歡上課，不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好老師，僅有的幾次授課經歷都很難說成功；至於他在日本、美國、西班牙以及阿根廷等地演講受到空前歡迎一事，與他是否會講課關係不大，更多是慕名而來。愛因斯坦曾多次抱怨沒有幾個聽眾能真正聽懂他的演講。
在評價一個人的學術貢獻時，愛因斯坦將友誼與學術判斷截然分開。學術上的獨創性是愛因斯坦採用的唯一標準，儘管他的判斷也會受學術偏好的影響。愛因斯坦與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和玻恩在學術上交往甚多，後兩者還分別將他們與愛因斯坦之間的通信結集出版。這些感情真摯的通信是他們友誼的見證。正是在索末菲的提議下，愛因斯坦才成為巴伐利亞科學院通信院士。但他從沒有提名索末菲和玻恩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相反，索末菲卻在1922年提名愛因斯坦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候選人。讓人深思的是，儘管愛因斯坦並不喜歡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以及他背後的哲學，但承認他工作的有效性。1932年，愛因斯坦提名海森伯和薛定諤[2]共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和平主義和超國家主義是愛因斯坦的兩個基本政治理想。早在「一戰」之初，愛因斯坦就公開宣揚和平理想。「一戰」結束後，他支持全面裁軍和建立統一的歐洲。「二戰」結束後，他極力倡導「世界政府」的理想，主張和平利用，而且只能和平利用原子能。在他的晚年，「世界政府」仍然是他一次次以各種形式談論的話題。他的建議有的也許不切實際，有的也許不太成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都來自一個清晰的頭腦和強烈的道德信念。
在科學與宗教的關係方面，愛因斯坦的看法非常獨特。「科學沒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沒有科學是盲目的。」這句話常常讓人產生誤解，以為愛因斯坦說反了。之所以產生這種誤解，是因為沒有弄清科學與宗教在愛因斯坦心目中的不同地位。愛因斯坦從來不是在字面意義上談「宗教」，他更多是指「宗教性」或「虔誠態度」。「一個宗教信仰者的虔誠，在於他從不懷疑那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礎的超越個人目的和目標的意義」。愛因斯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信仰宗教的人。他從不禱告，也不做禮拜，但生活中卻始終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一個不可能有理性基礎的信念：一定存在等待被發現的自然規律。這就是斯賓諾莎式的上帝觀。他信仰「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不信仰那個同人類的命運和行為有牽累的上帝」。他畢生追求的，就是去發現這些規律。
愛因斯坦雖然出身猶太家庭，但不信仰猶太教。他對猶太人命運的積極關注是從1914年到柏林後才開始的。當時的柏林，有大量來自東歐的貧窮的猶太人。他發現，那些早就定居在柏林的猶太人，對於自己的同胞明顯表現出冷漠的態度。儘管他鄙視猶太族群中喪失個性的同化現象，但是由於總體上猶太民族處於受壓迫狀態，他同社會上一切形式的反猶主義做鬥爭。他同意為猶太復國主義奔波，最初是為在耶路撒冷建立大學籌款；他看到大量猶太青年因各種原因受到限制，無法接受大學教育，讓他非常痛心。他並不是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以實體存在的以色列國。在他看來，一個能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的猶太人定居點是最理想的，如果在這個定居點中，猶太青年能有機會接受教育，那麼就有可能實現文化的猶太復國主義，進而達成猶太人對社會公義的理想。他甚至主張，所有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兒童都應當學習阿拉伯語。他還說：「如果我們不能夠找到一個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並且真誠合作的方法，那說明我們從過去2000年的苦難中什麼都沒有學會，命運對我們的懲罰是公平的。」
移居美國後，他又指責這個收留他的國度裡嚴重的種族隔離政策，抨擊麥卡錫主義對左翼知識分子的政治迫害，揭露核戰爭圖謀，反對軍方與企業的合謀。所有這些話題在當時都是異常沉重的，愛因斯坦也知道相應的後果，但他義無反顧。為此FBI（美國聯邦調查局）曾把他視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
閱讀愛因斯坦的著作，是瞭解愛因斯坦的最佳途徑。早在1923年，在愛因斯坦訪問日本之後不久，第一本《愛因斯坦科學著作集》（日文）就出版了。之後，不斷有各種語言的愛因斯坦科學著作集問世。但反映愛因斯坦對科學、教育、友誼、自由、宗教、猶太人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看法的著作直到1931年才出版。在愛因斯坦1955年去世前，這種包括愛因斯坦人生觀和世界觀在內的綜合讀物只有三本：《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Philosophical Library，N.Y.，1950）和《觀念與見解》（Ideas and Opinions，Crown Publishers，Ins. N.Y.，1954）。除《愛因斯坦晚年文集》已在中國翻譯出版外，其他兩本文集還沒有被完整地翻譯過來。
最早的德文版文集，是1931年由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奎裡多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世界觀》。這本書有許多版本，其中以1953年瑞士蘇黎世出版、由卡爾·澤利希（Carl Seelig，1894—1962）編輯的修訂版影響最大。兩版內容稍有不同，後者加入了幾篇愛因斯坦1934年之後發表的文章，刪掉了兩篇文章。第一個英譯本《我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於1949年問世。為了吸引更廣泛的讀者，該譯本將德文版中第五部分「科學貢獻」刪掉了。
到了20世紀50年代，《我的世界觀》中的內容已不能滿足人們對愛因斯坦思想瞭解之需，《愛因斯坦晚年文集》應運而生。它收錄了愛因斯坦晚年發表的有關裁軍、和平、教育、宗教、政治等方面的論述，目前已有中譯本問世。
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觀念與見解》，除收錄《我的世界觀》中的絕大部分內容，以及《愛因斯坦晚年文集》中的部分文章外，還增加了愛因斯坦發表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原子物理學家公報》（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富蘭克林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科學進展》（Advancement of Science）以及席爾普（Paul Arthur Schilpp，1897—1993）主編的《愛因斯坦：哲學家—科學家》（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Tudor Publishing Co. N. Y.，1949）等書刊中的部分內容。在科學部分，還請愛因斯坦的合作者巴格曼（Valentine Bargmann，1908—1989）寫了導讀。
愛因斯坦去世後，他的遺囑執行人之一納坦（Otto Nathan，1893—1987）和作家諾登（Heinz Norden，1905—1978）在1960年出版了《愛因斯坦論和平》（Einstein on Peace，Simon and Schuster，N. Y.），收錄了愛因斯坦關於和平的內容，並加入了大量說明。這本書包含了《觀念與見解》中的絕大部分內容，除幾篇外，許良英等人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中均有收錄。後來，《愛因斯坦論和平》的完整中譯本也問世了。
正因如此，當兩年多前中信出版社決定將《我的世界觀》納入出版計劃時，在李繼勇先生的引薦下，我很爽快地應諾編譯此書。我之所以同意做這件事，是出於以下幾點考慮：
首先是希望盡可能消除因從英譯本轉譯而造成的語義損失。雖然愛因斯坦的幾乎所有文章和信件都是用德文寫成的，但自從他1933年到美國定居後，最先發表的往往是經過他的終身秘書海倫·杜卡斯（Helen Dukas，1896—1982）或別人翻譯過的英譯本。目前有關愛因斯坦的研究著作和論文，絕大部分也都是以英文發表的。愛因斯坦文章的英譯本比德文原文有更高的引證率。與此相應，在將德文翻譯成英文的過程中出現的錯譯或誤譯，也就通過英文的傳播造成了更大的影響，而這是必須加以糾正的。否則，謬種流傳將貽害無窮。
在以往翻譯愛因斯坦著作的過程中，我就遇到過多個因錯譯而造成的意義損失。但想要徹底糾正這些錯誤，談何容易。比如，將verraten（背叛）誤認為vertreten（支持、維護）。一字之差，意義完全不同。考慮到愛因斯坦研究中「非英語語言」缺位的現狀，我在編譯過程中依據的藍本是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這本書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有中譯文。本來以為這是一件極其輕鬆的事，但問題比我想像的要嚴重得多。1953年德文版存在一些無法克服的缺陷：第一，原書的註釋和解釋太不均衡。有些文章有很長的說明，有些則完全沒有；第二，有近20篇文章沒有交代來源和出處，放在一起，顯得突兀；第三，許多註釋不但已經過時，而且本身就不準確；第四，同一內容的文章有兩個或更多版本，而編者對此沒做任何說明；第五，儘管作者分了五個部分，但每一部分的文章之間並沒有有機的聯繫；第六，只靠這些文章並不能很好地概括愛因斯坦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為此，在採用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的基礎上，我有意增加了20多篇能反映愛因斯坦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文章。在第五部中，增加了愛因斯坦1922年在京都大學發表的著名演講《我如何創立了相對論》和其他幾篇論文。新增加的文章有一半以上內容來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
那些被認為可能有損愛因斯坦形象的文章，比如 《對美國婦女的答覆》和《婦女與戰爭》，也得到了保留。在這些文章中，愛因斯坦顯露了他戲謔、愛譏諷的個性，這與我們所熟知的偉人形象不太相符，但它們更客觀地勾勒出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判斷。
目前這個版本的最大不同之處，就在於盡可能詳細地給出文章的出處、發表時的背景，以及與其他版本之間的異同。而這又得益於愛因斯坦研究專家羅伯特·舒爾曼（Robert Schulmann，1942— ）博士的鼎力相助。從兩年前開始，我們之間電子郵件往來上百次，更多是我問他答。我們也分享發現原書錯誤時的興奮。舒爾曼博士總是在第一時間對我的問題進行回答，如果碰巧在旅途中，或工作繁忙無暇顧及時，他都會馬上告訴我，不讓我久等。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歷史學家，被公認為是尋找愛因斯坦未知手稿和信件的最成功的「愛因斯坦獵人」（Einstein-Jager）。
在這位「獵人」的幫助下，許多我原以為無解的問題迎刃而解。對於同一文章的不同版本，他不僅提供自己的見解，還附上相關的影印件、愛因斯坦的秘書杜卡斯的相關說明，以及文獻在愛因斯坦檔案中的編號。對舒爾曼博士的幫助，無論如何感謝都不過分。他是少有的能無私地將自己的研究心得與他人分享的真正學者。
在編譯過程中，我參考了已有的一些中譯文，例如《我的世界觀》（葉蘊理譯，文化生活叢刊，1937）、《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卷，許良英等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愛因斯坦自選集》（郭兆林、周念縈譯，台北：麥田出版，2016）、《我眼中的世界》（楊全紅譯，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愛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慶、韓文博、何維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以及日文版《愛因斯坦選集》第3卷《愛因斯坦及其思想》〔《選集3（思想）》，湯川秀樹監修，中村誠太郎、井上健譯，共立出版，1972〕等書。同時為了準確理解原意，我也找來了相應的英譯本、少量文章的法譯本。我還參考了羅韋（David E. Rowe，1950）和舒爾曼合編的《愛因斯坦論政治》（Einstein o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這本書對相關文章的出處給出了目前為止最詳細的說明。
本書之所以得以完成，與眾多朋友和學生的幫助是分不開的，尤其是殷歌麗（Ingrid Fischer-Schreiber）、白靈（Cathleen Paethe）、魏少蘭（Sabine Weber）、施岷、霍穎楠、陳巍、馮樂、文恆和陳蜜等人；殷歌麗基本上處於在線解答狀態，做到了隨問隨答；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學愛因斯坦檔案館的奧裡斯·布拉（Orith Burla）女士總是在第一時間回答我提出的各種問題；徐志凌、朱慧涓、孫賀、雷煜、劉杭等人參與了部分初稿翻譯，夏釗查找了部分文獻，黃尚永和何鈞通讀了譯稿，徐穎提出了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見；中信出版社的王強副總編以及孫宇、羅庚、鍾谷婷、張寧、彭博雅和關建等人，在本書的編輯出版方面貢獻甚巨，在此一併感謝。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楊振寧先生欣然同意將其大作《愛因斯坦：機遇與眼光》用為本書的序言，這是對編譯者的極大鼓舞與鞭策。這篇文章是楊先生2005年7月24日在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上做的報告，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愛因斯坦的研究風格與特點，文章敏銳深刻，富有洞見。楊先生的研究路徑與愛因斯坦非常相似，即從最根本的問題出發，提出原理性的理論，解決物理學中的重大問題。由於在科學上的傑出貢獻和精深造詣，楊先生能夠領略到常人所難領略的科學中的美與風格，而曾與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共事的經歷，更能讓他體察到一代偉人的細微之處。除此之外，二人都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具有入世的精神和滿滿的情懷。楊先生也有大量學術之外的著作問世，如《曙光集》和《六十八年心路》等，其中對於人類命運、文化前途的思考，對於家國依戀、師友情誼的系念，與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有異曲同工之妙，讀來令人頓生敬意。就以上而言，在中國能與愛因斯坦相提並論的，也最能理解愛因斯坦精神世界的，當非楊先生莫屬。他與愛因斯坦一樣，是創造了歷史的人物。感謝楊先生的鼓勵與支持！
愛因斯坦文集翻譯是一項繁重的工作，對譯者提出的挑戰幾乎是無止境的。這個譯本遠非完善，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儘管已盡我所能，但由於自身局限，肯定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存在，還望同好者不吝指正。
2018年1月7日初稿 2018年6月26日修改
[1] 馬克斯·玻恩（Max Born，1882—1970），愛丁堡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通過對晶格理論、原子動力學和基本量子力學的研究，深刻地豐富了我們對物理世界觀的認識。1950年，海森伯教授在「量子理論50年」講座中稱讚了他在哥廷根大學的前任老師，認為玻恩教授和帕斯卡爾·約當（Pascual Jordan）一起奠定了量子理論的數學基礎。——編譯者注
[2] 薛定諤（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生於維也納，曾任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論物理講師。在受到德布羅意的啟發後，他創立了數學上精確的波動力學。——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