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1931年4月。埃米爾·尤利烏斯·貢貝耳（Emil Julius Gumbel，1891—1966）是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系教授，一個坦率的和平主義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積極反對反動的復仇運動，曾寫過幾本書和小冊子揭露德國秘密進行重新武裝的活動，以及暗殺許多和平民主人士的罪行，因此大大激怒了極右分子。
1925年，海德堡大學哲學系通過決議，對他進行譴責，並且長期不給他晉陞教職。1931年，魏瑪共和國當局介入此事，給他一次小的陞遷，但引起了大學教職員和學生中的法西斯分子的強烈反對。他們舉行示威遊行，聲稱政府侵犯了學術自治，並且要將貢貝耳驅除出校。這一事件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1931年4月，德國保衛人權同盟在柏林召開群眾抗議大會，聲援貢貝耳。愛因斯坦出席了這次大會，並且事先準備了這篇講稿，但當時他沒有得到發表這個講話的機會。
大學裡的教職席位有很多，但睿智、高尚的老師卻很少；寬敞的報告廳有很多，但真心渴求真理和正義的年輕人卻很少；大自然批量生產的產品無以計數，但精品卻少之又少。
我們明知這一點，為何還抱怨呢？難道不是一直都這樣而且將會繼續這樣下去嗎？的確，人應該接受大自然賜予的東西。但是還有一種時代精神，標誌著一代人的心理狀態，它在人與人之間傳遞著，給當時的社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每個人都必須努力為改變這種時代精神貢獻出一點點力量。
比較一下100年前大學裡年輕人朝氣蓬勃的精神與現在占主導的精神！那時人們相信人類社會能夠得到改善，尊重每個誠懇的觀點，並且具有偉大人物曾為之獻身奮鬥的寬容精神。在那些日子裡，人們為被稱作「德國」的更大政治實體的統一而努力。當時賦予這些理想以活力的正是大學裡的學生和老師。
如今我們仍舊對於社會進步、對於寬容和思想自由、對於現在被稱作「歐洲」的更大政治實體有迫切的要求。然而，現今大學裡的學生和老師都已不再是人們的希望和理想的承載者了。任何一個能清醒冷靜地去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審視自己。召開這場會議的外在原因是貢貝耳事件。這位正義的使者憑借極度的勤勉、巨大的勇氣和堪稱典範的公正態度揭露了許多尚未得到懲治的政治罪行，他通過他的書對整個社會做出了卓越貢獻。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如今卻遭到他所在大學裡的學生和不少老師的竭力驅逐。
絕不能容忍政治激情發展到如此程度。我堅信，任何虛心拜讀過貢貝耳先生的書的人，都會與我有同樣的感受。若要建立一個政治結構健全的社會，我們需要像他這樣的人。
讓每個人都能根據他自己所讀到的東西獨立地做出判斷，而不是聽信於他人！
如果能這樣，那麼貢貝耳事件還是能在一個不太光彩的開始之後，帶來一些正面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