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導師弗裡德裡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逝世後，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找到柏林大學物理學講師列奧·阿倫斯[1]，請他對恩格斯有關科學和自然哲學的手稿（以及馬克思的數學手稿）進行判斷，看是否值得出版。1897年，阿倫斯給出了一個徹底否定的意見。按照阿倫斯的看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著作都過時了。
成立於1921年的蘇聯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任院長梁贊諾夫[2]1923年從伯恩斯坦[3]手中得到了恩格斯的手稿。為鄭重起見，伯恩斯坦徵求了愛因斯坦的意見。很多人猜想，愛因斯坦很有可能只看到四束手稿中的那束恩格斯標為《自然辯證法》(Dialektik der Natur)的手稿。美國歷史學家悉尼·胡克[4]於1940年6月15日給愛因斯坦寫信，詢問伯恩斯坦是否讓愛因斯坦看過恩格斯有關科學和自然哲學的所有手稿。兩天後，愛因斯坦就在回信中給予了肯定的回答：「愛德華·伯恩斯坦讓我看過全部手稿（Eduard Bernstein hat mir das ganze Manuskript zur Verfugung gestellt）。」愛因斯坦檔案編號：[93—170]。
這篇意見寫於1924年6月30日，有兩個復本存世，但沒有找到原件。
愛德華·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有關自然科學內容的手稿交給我，請我就這部手稿是否應該付印發表意見。我的觀點如下：如果這部手稿的作者是一位並不引人注目的歷史人物的話，那麼我不建議將它出版，因為不論從當代物理學還是從物理學史來看，這部手稿的內容都不會引起特別的興趣。與此相反，我可以這樣設想：如果把這部著作看成闡明恩格斯精神人格形成的一個有趣的文獻，那是可以出版的。
[1] 列奧·阿倫斯（Leo Arons，1860—1919），德國物理學家、社會民主黨員。他因參與社會民主黨的活動而被柏林大學取消講師資格。那些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當權派認為，社民黨的活動是削弱現有政權的，從而嚴禁公務員（大學老師是間接公務員）參與這類活動。在為自己的辯護中，阿倫斯認為，政府無權過問個人良知方面的事務。儘管並沒有與阿倫斯有過個人接觸，在阿倫斯去世後，愛因斯坦發表了一篇高度讚揚阿倫斯的悼念文章，稱他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勇敢的先驅者」。——編譯者注
[2] 達維德·梁贊諾夫（́ ́，1870—1938），蘇聯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檔案保管員、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創辦者，主導了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首次大規模編輯與出版工作。梁贊諾夫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大清洗中遇難。——編譯者注
[3] 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及政治家。1872年，他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後來在外流亡數年，任幾份社會主義雜誌的編輯。他在英國倫敦遇到恩格斯，並受到費邊社的影響。他1901年回到德國，成為修正主義（進化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伯恩斯坦設想出一種社會民主的類型，將個人的創新精神與社會改革結合在一起。他曾擔任幾屆議員（1902—1906、1912—1916、1920—1928），啟發了社會民主黨的許多改革計劃。他的觀點卻並沒有及時被整個社會主義運動所接受，他歷經排斥和否定，特別是在第二國際結束，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和馬列主義極「左」派長期將他稱為無產階級的敵人，「從內部竊改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者」，並冠以「走狗、內奸、叛徒、工賊」之類的頭銜。——編譯者注
[4] 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以對歷史哲學、教育哲學、政治理論和倫理學的貢獻而聞名。胡克早年信仰共產主義，後來思想轉變，批判集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和馬列主義，是一位堅定的「反共鬥士」，思想極為保守。——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