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愛因斯坦在1931年底或1932年初寫給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封私人信件，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1927年弗洛伊德訪問柏林時，愛因斯坦曾經與他見過一面。最初，愛因斯坦雖然對弗洛伊德的學說有所懷疑，但相比卡爾·榮格（Carl Jung，1875—1961），他「更偏向於弗洛伊德」。「我並不信奉他，但是我很喜歡他簡明的風格和獨創性的想法，雖然這些想法過於誇張。」後來，他與弗洛伊德通信，就戰爭的根源交換意見。弗洛伊德對戰爭的心理根源的深入思考讓愛因斯坦有找到知音的感覺。和弗洛伊德一樣，他把戰爭看成是一種野蠻的人類活動，源於動物界的侵略本性。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我十分敬佩您探求真相的熱情，這份熱情在您的思想中已超過一切。您以無法抗拒的清晰性表明，人類心理中的侵略和破壞本能，與愛的本能和生命的慾望有著怎樣密不可分的關係。與此同時，您令人信服的論證也表明，您從心底獻身於讓人的身心都從戰爭的惡魔中解放出來的偉大目標。這是所有那些被尊為道德與精神領袖的人共同懷有的殷切希望，從耶穌到歌德與康德，他們受到的尊重都超越了自身時代與國家的限制。雖然他們未能如願改變人類事務的進程，但卻是公認的領袖，這一點難道不意味深長嗎？
我相信，那些由於自身的成就而被公認為群體的領袖，即便是小團體的領袖，都擁有共同的理想。但是，他們對政治事件的進程都沒有什麼影響。而人類活動中決定國家命運的最重要環節幾乎無一例外地全都掌握在那些肆無忌憚的和不負責任的政治統治者手裡。
政治領袖或者政府獲取權力的途徑要麼是動用暴力，要麼是由群眾選舉產生。他們不能被視作一個國家在道德或智力方面的優秀代表。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對世界的歷史進程不產生任何直接影響；正是因為被分割成許多派別，知識分子成員之間無法合作以解決當今世界的問題。如果有一些人，他們先前的工作和成就保證了其能力和正直的品格，由他們自由聯合起來，您難道不認為這可以帶來一些改變嗎？這樣一個有國際視野的團體，需要其成員通過經常交換意見來維持相互的聯繫，如果這一團體的態度得到其成員簽名同意，隨後通過媒體公佈，也許在政治問題的解決方面能夠取得有效且有益的道德影響力。當然，這樣一個團體可能會染上讓學術團體墮落的通病；不幸的是，鑒於人性的不完美，這種墮落的危險永遠存在。但是，儘管有這些危險，難道我們不應該冒著這些危險至少試著組成這樣的團體嗎？對我來說，這完全是迫在眉睫的責任。
一旦我所說的這種知識分子團體能夠建立起來，就必須不斷努力，設法動員宗教組織來一同反對戰爭。它會給許多因痛苦的順從，其善意不再發揮作用的人提供道義上的支持。我也相信，由那些因個人成就而受到敬仰的人所組成的這樣一個團體，將會為國際聯盟中那些積極支持該機構偉大目標的力量，提供重要的道德支持。
這些意見，除了您，我沒跟別人說過，這是因為您不會像其他人一樣，讓自己的現實感被一廂情願的想法蒙蔽，而且您還兼具真誠、責任心以及批判性思維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