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結束後，德法兩國之間瀰漫著相互仇恨的情緒。德國政治家海因裡希·施特勒貝爾（Heinrich Strobel，1869—1944）請求愛因斯坦為一本倡導和平主義的手冊寫稿，計劃的題目是《即將誕生的世界機構——國際關係小手冊》（Die werdende Welteinheit. Kleines Handbuch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由哈里·凱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1868—1937）和施特勒貝爾共同編輯。愛因斯坦接受邀請寫了這篇文章，但此書似乎並未出版。
施特勒貝爾是一位和平主義者，德國人權聯盟（Deutsche Liga fur Menschenrechte）領導人之一。1922年，德國人權聯盟與法國的對應組織一起發表了一份呼籲書，要求兩國聲明放棄民族主義，實現和解。
本文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戰爭期間，當民族主義和政治狂熱達到頂峰時，埃米爾·費歇爾[1]在〔普魯士〕科學院的一次會議上說了一句名言：「先生們，科學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國際的。這一點你們是無法改變的。」真正偉大的科學家始終都知道這一點並對此有強烈的感受，即便在政治紛擾的時代，他們被心胸狹隘的同事孤立時，也堅持如此。在上次戰爭期間，各邊陣營選出的代表大多背棄了他們神聖的職責。國際科學院協會[2]被解散了。以前召開的和今後還將召開的學術會議，都不允許有來自過去敵對國家的學者參會。[3]愈演愈烈的政治考慮，使得純粹的客觀性無法佔據優勢，而沒有客觀性，我們偉大的目標終將化為泡影。
不為當前情緒所惑的正直的人，能做些什麼挽回這種損失呢？在大多數知識分子仍舊如此激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籌劃出一場真正大格局的國際大會的。另外，對於恢復國際科學工作者協會存在的心理牴觸情緒仍過於強大，只靠少數高瞻遠矚的有識人士，一時還無法將其戰勝。這些有識之士在推動恢復國際組織的重大任務上，可以與世界範圍內的志同道合者保持密切聯繫，堅定不渝地在各自領域裡捍衛國際主義事業。大規模的成功需要時間，但毫無疑問，它一定會到來。我不能錯過這次表達感謝的機會，尤其是對眾多的英國同事，在這段艱苦歲月裡，他們始終表現出對保衛知識分子的國際組織的強烈意願。
無論在什麼地方，官方乾巴巴的聲明都不如比個人充滿情感的態度好。善意的人應該記住這句話，不讓自己被激怒或是被誤導：元老院議員大都彬彬有禮，元老院卻無惡不作。[4]
我對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的進展抱有極大的期望。與其說它是建立在對科學家的智力和崇高品德的信心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迫切壓力之上。因為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學家，甚至哪怕是保守的科學家的工作，所以就連他們也別無選擇，不得不去支持建立一個國際性組織。
[1] 費歇爾（Emil Fischer，1852—1919），德國化學家。1915年，為了報復法蘭西科學院逐出德國人，某些德國科學家提出將法國通訊院士從普魯士科學院除名。這一提議遭到了費歇爾的反對。——編譯者注
[2] 國際科學院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es）於1899年10月在德國威斯巴登創建。到1914年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實際解散為止，已有24個科學院加入。——編譯者注
[3] 比如，1920年9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共有來自27個國家的200位數學家與會，但前同盟國的成員被排除在外。——編譯者注
[4] 原文為拉丁文：senatores bani viri, serzatus autem bestia。——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