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1922年9月11日提交，1922年10月6日發表於《新領袖》（The New Leader）1（1922）。
提問
親愛的愛因斯坦教授：
我認為在德國人民經歷的這一可怕的生存危機之中，您的公開信可能會產生巨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使得公眾輿論加速回歸理性。
我覺得英國讀者特別感興趣的問題可以簡述如下：
1.停戰以來的貧困化，對各個大學的影響如何？
2.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是否有所下降？
3. 在新的局勢下，工人們的實際收入和健康情況是否受到影響？
4. 在德國發生的眾多政治謀殺案是否與貧困有關？
5. 協約國的政策是否加劇了魏瑪共和國內部的困難？
6. 您是否也和很多人一樣，擔心德國馬克突然穩定的後果？
7. 科學研究者的經驗能否帶來希望，構建一個以社會服務而不是以索取為基礎的社會？
我相信自己可以代表《新領袖》的讀者們這樣說，如果您能夠寬宏地抽出時間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將會非常感激。
佈雷斯福德[1]
回答
親愛的佈雷斯福德先生：
感謝您滿懷善意地向我提出關於德國經濟狀況的幾個問題。您告訴我說您希望讓英國公眾瞭解關於時事的客觀表述，以期有助於回歸健康的政治關係。我感謝您提問背後的信任，並努力保證只講自己完全相信和確定的事實。下面就逐一進行回答。
1. 由於戰爭還有《凡爾賽和約》引發的局勢，學者和教師的實際工資一直在降低。目前最多只有以前的20%，在很多情況下甚至還遠遠不如。對於沒有固定職位的腦力工作者，這個估計還是太高了。營養不良在腦力工作者和學生中非常普遍，另外書籍的費用已經變得如此難以承受，對精神生活和下一代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科學與藝術活動的生存，尤其是戲劇和期刊，愈發受到威脅，有些已經消失。獨立藝術家、音樂家和作家為生存而進行絕望的掙扎。這樣的狀況，尤其是對個人物質生存基礎的持續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導致公眾對專業工作和精神成果的需求明顯降低。我堅信，如果現狀繼續下去，或者甚至進一步惡化，所謂中產階級中的很大一部分將會陷入底層。而中產階級一直是我們精神傳統的主要創造者和保存者。
2. 顯然，在困難時候，維持當前經濟活動所必需的工作相對來說報酬最好，而那些僅僅是為了經濟活動的繼續發展而展開的工作，甚至是純文化目的的工作，在目前情況下就會受到嚴重的不利影響。幾乎所有的腦力工作都屬於後者。一位同事有一次告訴我，現在的科學會議比以前少多了，因為與會者買不起火車票。絕大部分學生都需要依靠工作收入，學習成了第二職業。至於教師，我前面提到的腦力工作者的一般情況對他們也適用。
3. 我知道現在普遍抱怨體力和腦力工作者的產出效率下降，但是不能肯定其原因有多少是營養不良，是對食物來源的擔心，或是純心理因素。毫無疑問，部分地由於過高的不斷增加的賦稅負擔，人們覺得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為將來做準備，因此幹勁衰竭。
4. 很多政治謀殺的兇手，確實都在目前狀況下失去了謀生手段；但是我不想說，糟糕的經濟狀況，是可悲的政治道德的下滑背後的唯一原因。毫無疑問，舊體制支持者在政治上的不寬容也部分地和傳統有關。
5. 必須承認，協約國的政策極大地加劇了共和國政府的困難，尤其是對整體國民的不斷羞辱，動搖了政府的威信。另外，這裡的每個人都明白，強加在國家身上的賠款額，以現在的數目，無論怎樣努力，根本無法實現。所有這些都使我們相信，想用合理的方式，通過努力擺脫目前的困境，是沒有希望的。這使得我們的經濟活動陷入癱瘓，迫使人們逃稅，把資本轉到國外。
6. 也許我們要承認，馬克的穩定可能會帶來某些暫時的困難，但毫無疑問的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盡早穩定馬克，否則無法提供穩定的經濟條件。德國政治家和專業人士參與國際經濟關係的咨詢當然是有利的，如果不是必需的話。
7. 對於您的最後一個問題，我只能作為外行人非常謹慎地進行回答。我不得不遺憾地承認，自己覺得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和對匱乏的恐懼是取得工作效益不可缺少的動機。我的觀點是，社會可以減輕個人的經濟鬥爭，但是不能取消它。
我希望自己正確理解並回答了您的問題。
您永遠忠誠的， A.愛因斯坦 柏林，1922年9月11日
[1] 亨利·諾埃爾·佈雷斯福德（Henry Noel Brailsford，1873—1958）是20世紀上半葉最多產的英國左翼記者。——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