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這篇文章是為了回應瑞典建築師卡爾·亞馬爾·塞德斯特倫（Karl Hjalmar Cederstrom，1880—1953）的提問而寫的。在英譯本《我的世界觀》裡，收錄了信的開頭部分：
「親愛的塞德斯特倫先生：
「謝謝您將您的方案寄給我，對此我非常感興趣。由於對這一問題曾思考良久，我覺得有必要將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坦率地告訴您。」
從中可以看出，愛因斯坦的提議大部分局限在貨幣控制層面，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文中提到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策略。凱恩斯主張政府應介入勞動力市場，這成為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的一大推動力。
在我看來，最主要的弊端是勞動力市場中幾乎不加限制的自由，同生產方式的超常進步結合在一起。為了滿足當今需求的東西，人們早就不再需要所有可利用的勞動力了。這導致了失業以及工人之間的不正當競爭，兩者都降低了購買力，因而使整體經濟循環降低到難以承受的地步。
我知道，自由派的經濟學家主張，勞動力上的每一項節省都將由需求的增長而得到平衡。但是，首先，我並不相信這一論點；其次，即便它是正確的，上面提到的因素也會一直起作用，迫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標準迅速下降到一個不合情理的低水平上。
我的想法和您一樣，非常有必要採取措施使年輕人有機會，同時也必須參與生產。年長者應當被排除在某些工作之外——我稱之為「無法勝任」的工作；作為補償，他們將領取一定的養老金，因為他們先前已經做了足夠多被社會認可的有意義的工作。
我也贊成廢除大城市，但不贊成把人們按照特定的類型分類，例如把老年人安置到特定的城市。坦白說，這個想法讓我感到非常難受。
我也認為，必須避免貨幣價值的波動，可根據消費狀況選擇某類商品為標準來取代金本位制——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這就是凱恩斯很久前提議過的。隨著這種制度的引入，如果人們相信國家會真正合理利用由此產生的意外收入，那麼與當前的貨幣狀況相比較而言，人們也許會贊成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
在我看來，您的方案的弱點在於心理方面，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於您對心理層面的忽視。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不僅是生產上的進步，而且還有知識上的進步，這並非偶然。利己主義和競爭（令人遺憾！）比公益精神和責任感更加強大。在蘇聯，人們連一塊像樣的麵包都沒有……也許我對有關國家和其他形式的公共事業太過悲觀了，但我對它們也沒抱多少期望。官僚主義會扼殺一些成就。我看到過也經歷過太多可怕的前車之鑒了，即便在相對而言稱得上典範的瑞士也是如此。
我傾向於認為，國家對工作過程只能起到一種限制和調節的作用。它必須確保勞動力之間的競爭保持在健康範圍之內，所有孩子都有機會健康成長，並且工資水平應提高到足以消費掉生產出來的商品。如果由獨立自主的專家秉承客觀精神來制定措施的話，國家能夠通過它的調節功能施加決定性的影響。[1]
[1] 在英譯本《我的世界觀》中，最後還加上一段：「我本想給您寫封長信，但卻沒有時間。」——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