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愛因斯坦對受邀參加一場在法國舉行的反對德國反猶主義示威活動一事的答覆，選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因為與我心中最關切的一個問題密切相關，我仔細考慮了這個極為重要的請求。考慮的結果是，我個人決定不參加這個極為重要的示威活動，原因有二：
首先，我仍然是一名德國公民；其次，我是一個猶太人。關於第一點，我必須補充說明，我在德國的機構中工作，並且在德國極受敬重。儘管對那裡發生的事深表遺憾，也應該強烈譴責目前德國境內政府批准的駭人聽聞的反常行為，我還是不能以個人身份參與一場由外國政府官員組織的示威活動。為了使您充分理解我的這個態度，請設想一位或多或少處於類似情況之下的法國公民，與著名德國政治家一起發動一場反對法國政府行為的抗議活動。您仍將——即使您完全承認客觀事實為這次抗議提供了充分的正當理由——會把您這位同胞的行為看作一種背叛。如果左拉[1]認為在德雷福斯案件之時有必要離開，那他肯定不會參加由德國官方人物舉行的抗議活動，無論他多麼贊成他們的行動。他最多不過是為自己的同胞而感到羞愧。
其次，對不公正與暴力的抗議，如果由純粹出於人類的情感和對正義的熱愛的人發起，將會擁有無可比擬的價值。而這不適用於像我這樣的人身上。作為一個猶太人，把其他猶太人視為自己的兄弟。猶太人遭受的不公正對他來說感同身受。他不能充當法官審理自己的案件，而只能等待局外人的判決。
這些就是我的理由。但我想補充一點，我始終尊敬和讚賞這種高度發展的正義感，它是法國人民傳統中最高貴的特徵之一。
[1] 左拉（Emile Zola，1840—1902），法國小說家、劇作家、記者，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最著名的實踐者，對戲劇自然主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是法國政治自由化的主要人物，在被誣告和被定罪的炮軍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得到無罪赦免的過程中，他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他在《震旦報》（L'Aurore）上發表了一封名為《我控訴！》（J'Accuse...!）的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點名指控將軍們精心策劃了對德雷福斯的陷害。1906年，德雷福斯終於被宣判無罪，官復原職，並晉陞為上校。1902年逝世的左拉，無法看到這一天了。左拉在1901年和1902年獲得第一屆和第二屆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