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全國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r Committee for Palastine）1938年4月17日在紐約准將飯店[1]舉辦了第六屆「逾越節第三日宴會」（Third Seder），愛因斯坦出席並發表演講。本文1938年4月29日刊登於華盛頓特區出版的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週刊《新巴勒斯坦》（New Palestine）。
儘管歐洲猶太人遭受了許多苦難，愛因斯坦並沒有將巴勒斯坦視為一個「完全的或者甚至是主要的為受迫害者提供庇護的地方」。他認為，「巴勒斯坦的建設工作，首先應當成為猶太傳統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社會理想的體現」。隨著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數量不斷增加，他們與阿拉伯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阿拉伯人襲擊猶太定居點、猶太人報復性殺害阿拉伯人的事件時有發生，有些甚至演變成慘案。到了1937年，英屬巴勒斯坦托管地一片混亂。托管當局建議巴勒斯坦實行分治。國際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多數人讚成這一方案，阿拉伯人明確反對。
與絕大多數贊成建立實體國家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不同，愛因斯坦更主張一個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的文化猶太復國主義目標。這篇演講集中反映了他的與眾不同的觀點。
自從提圖斯[2]征服耶路撒冷至今，猶太共同體很少經歷過比時下經受的壓迫更沉重的時期。事實上，在某些方面，我們現在的時代比過去更加不幸，因為當前移民的可能性比過去更有限。
然而，不論這個時期會在生活中帶來多大的悲哀、多麼沉重的損失，我們還將生存下去。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共同體，純粹靠傳統的原因來維繫，只會在外來壓力下更加有力。因為今天的每個猶太人都覺得，做一個猶太人不僅意味著需要承擔對自己共同體的責任，還要肩負起對人類的責任。總而言之，做一個猶太人，首先意味著去認同並實際遵從那些在《聖經》中規定的人道主義原則。沒有那些原則，人類就不可能有任何健全幸福的共同體。
今天，出於對巴勒斯坦發展的關切，我們聚集到了一起。此時此刻，首先需要強調一件事：全體猶太人應感激猶太復國主義。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猶太人中復活了集體情感。它已經做出了一番出乎所有人預料的頗有成效的工作。全球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猶太人都為這項在巴勒斯坦進行的事業做出了貢獻，它卓有成效地把相當多的兄弟姐妹從無援的境地中拯救出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已經有可能把我們的一部分數量可觀的青年引導到從事愉快的創造性工作的生活中去。
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最致命的痼疾，即由盲目的仇恨而引發的過分誇張的民族主義，把我們在巴勒斯坦的事業帶到了一個最困難的境地。白天耕種過的土地，晚上必須加以武裝保護，以免遭受阿拉伯亡命徒的洗劫。一切經濟活動飽受不安全之苦。進取心開始衰萎，也出現了一定規模的失業現象（當然，用美國的標準來衡量，則實屬一般）。
面對所有這些困難，我們在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們表現出的團結與自信值得我們欽佩。那些仍有職業的人對失業者提供的自願援助，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之中拯救了出來。由於堅信理性和安寧會最終得以伸張，他們的情緒仍然很高漲。人人都知道，這些混亂是由那些不僅存心想和我們過不去，而且還想難為別人——特別是英國人——的傢伙刻意挑起的。大家都很清楚，若是外國的資助被撤銷了的話，這些匪盜行為就會停止。
不過，我們在其他國家的同胞絕不會落在巴勒斯坦的那些同胞後面。他們也堅決果斷地支持這項共同的事業，沒有灰心喪氣。這無須多言。
我個人只想就分治問題談一點個人看法。比起建立一個猶太國家，我更願意看到在和平共處基礎上同阿拉伯人合乎情理地達成一致。除了實際的考慮，我對猶太教義精髓的意識使我反對建立一個有邊界、軍隊和一定程度的世俗權力的猶太國家，無論其權力的使用是如何節制。我怕猶太教受內傷——特別是在我們自己的圈子內搞狹隘的民族主義帶來的傷害，而那種民族主義正是我們在甚至還沒有猶太人自己的國家時就已經不得不強烈抵抗過的。我們不再是馬加比[3]時期的猶太人。回到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便等於拋棄我們共同體的精神化，而這種精神化應歸功於我們先知的天才。如果外部需要最終還是我們挑起這副重擔的話，那就讓我們機智、耐心地承擔它吧。
我還想就整個世界上目前的心理狀態——這關係我們猶太人的命運——多說一句。反猶主義總是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拿來作為欺騙人民的最廉價的工具使用。一個以這種欺騙為基礎，靠恐嚇來維持的專制暴政不可避免地要被自身產生的毒素毀滅。因不公正積聚起來所造成的壓力加強了人們心中的道德力量，這些力量會引起大眾生活的解放與淨化。祝願我們的共同體因其遭受的苦難和努力的拚搏，能對這些解放力量的釋放做出貢獻。
[1] 紐約准將飯店（Commodore Hotel）是紐約君悅飯店的前身，位於紐約市曼哈頓中城的中央車站正中央。它最初建於1919年1月28日，以紐約中央鐵路公司（NYCRR）的創立者范德比爾特「准將」（"Commodore" Cornelius Vanderbilt）命名。1980年，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曼哈頓的第一個建築項目中對建築外部進行了現代化改造，並對其內部進行了翻修。——編譯者注
[2] 提圖斯（Titus，41—81），羅馬帝國晚期皇帝，皇帝韋斯巴薌之子。他早年參加軍隊，駐守不列顛和日耳曼，67年在其父麾下任猶太地區軍團司令。68年尼祿死後，他協助父親取得皇位。韋斯巴薌即位後，派他指揮對猶太人作戰。據說，他曾殺死100萬猶太人，並把耶路撒冷夷為平地，為此在81年建成提圖斯凱旋門，迄今仍屹立於羅馬廣場。71年返回羅馬後，他任御林軍司令，後數次任執政官，與其父共執朝政。79年父皇死後，他繼承皇位，只在位三年（79—81）。有關他的經歷，參見《羅馬十二帝王傳》，[古希臘]蘇維托尼烏斯著，張竹明等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北京，316～324頁。——編譯者注
[3] 馬加比（Judas Maccabee，？—公元前160年），古代猶太國的愛國志士。公元前168年，他曾率領猶太民眾反抗當時統治猶太人的塞琉西王國。公元前141年，猶大之弟西門在耶路撒冷及周圍地區建立了馬加比家庭的統治，即哈斯蒙王朝。公元前63年羅馬人佔領巴勒斯坦後，猶太人遭到殘酷鎮壓，絕大多數猶太人逃離巴勒斯坦，流散世界各地，漫長而艱辛的猶太人流散生涯開始了。——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