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0年開始，由於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反猶主義在德國的擴散，在此之前對宗教事務幾乎沒有任何興趣的愛因斯坦，成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堅定支持者。1921年，他與後來成為以色列國第一任總統的哈伊姆·魏茨曼[1]教授來到紐約，為以色列國家基金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成立於1918年）籌集資金。
下文的前三篇講稿是源於他在1931—1932年第三次訪美時所做的演講（他第二次訪美是在1930年）。第四篇是他1921年訪問美國回到柏林時的講稿，而第五篇就晚得多，不過也是他在定居普林斯頓（1933年）之前的講稿。這些講稿都收錄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一
十年前，我第一次有幸向你們宣講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的時候，我們把幾乎所有希望都寄托於未來。今天，回顧已走過的十年，我們很是欣慰，因為在此期間，猶太人團結一致，在巴勒斯坦出色地完成了具有建設性的工作，遠遠超出我們以前所能想到的。
我們經受住了過去幾年裡一些事件帶來的嚴峻考驗。[2]以崇高的理想為支撐，我們不懈地努力，正緩慢而堅定不移地走向成功。英國政府最近的聲明表明，他們對我們的訴求的判斷正漸趨公正。對此，我們予以感激的肯定。
但我們又切切不可忘記這次危機給我們的教訓：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建立滿意的關係，是我們自己的事情，與英國無關。我們——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必須就建設有利的夥伴關係形成一個主要框架，以滿足兩個民族的需求。公正地解決這一問題將惠及兩個民族，其價值與重要性不亞於巴勒斯坦的建設本身。須知，瑞士之所以代表民族國家更高級的發展階段，正是因為在不同民族之間建立起一個穩定共同體之前，他們不得不先解決一些更棘手的政治問題！
要做的事情雖然還有很多，但是赫茨爾[3]的目標中至少有一個已經實現：他在巴勒斯坦所倡導的事業為猶太人帶來了超乎尋常的團結和樂觀精神。沒有這一點，任何一個群體都不可能健康地存在。
我們為了共同目的所做的任何事情不僅是為了我們在巴勒斯坦的同胞，而且是為了整個猶太民族的健康與榮譽。
二
今天我們集會的目的，是喚起大家對我們古老的族群及其命運和存在問題的關注。這是一個擁有道德傳統的群體，在面臨壓力的時刻，她總能彰顯自身的力量與活力。歷覽古今，它培養出來的人體現了西方世界的良知，成為人類命運與正義的捍衛者。
只要我們關心自己，我們這個族群就會繼續存在並為人類造福，儘管事實上我們還沒擁有一個獨立的組織。幾十年前，以不朽的赫茨爾為代表的一群有遠見的人得出結論，認為我們需要一個精神家園，以便在艱難時世中保存我們的凝聚力。猶太復國主義和定居巴勒斯坦運動由此應運而生，我們有幸見證其成功，至少開始的時候前景燦爛。
帶著巨大的喜悅和滿足，我很榮幸地看到，以上成績的取得對猶太民族的振興厥功至偉，因為作為世界民族之林中很小的一支，猶太人面臨的危險不僅來自外部，還有自己內部的心理問題。
過去幾年裡，巴勒斯坦的建設工作面臨的危機，沉重地壓在我們肩上，至今還沒完全克服。不過，根據最近的報道，國際社會，特別是英國政府已經願意承認我們為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經過艱苦的鬥爭而取得的偉大成就。此時此刻，讓我們滿懷感激之情緬懷我們的領袖魏茨曼，正是他的熱情與深謀遠慮，使偉大的事業取得了成功。
我們經歷的困難，並非一點兒好處也沒有，它們至少又一次向我們昭示：讓各國猶太人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聯結是多麼堅不可摧。有關危機也使我們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認識得到釐清，清除了民族主義的雜質。我們已明確宣佈，我們所尋求的並非創建一個政治共同體，而是基於猶太傳統的廣義上的文化共同體。因此，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如何以一種開誠佈公、寬宏大量、彼此尊重的方式與阿拉伯兄弟相處。我們正好有此良機向外界展示我們在數千年的磨難中學到的智慧。如果我們選擇了正確的道路，我們的事業便會成功，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一個榜樣。
我們為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整個猶太民族的榮譽與健康。
三
我很高興有機會向這個國家忠於猶太人共同目標的青年人講幾句話。不要因為我們在巴勒斯坦遇到的困難而洩氣！這些困難正可以考驗我們猶太民族的生存意志。
英國當局的有關做法與聲明遭到了義正詞嚴的批評。不過，我們絕不能就此了事，而是應該盡量從中吸取教訓。
我們應十分重視與阿拉伯人的關係。通過謹慎地培養這些關係，我們以後就能夠防止陷入緊張局勢，被人利用來引發敵對行為。這一目標我們完全有能力實現，因為我們搞建設的目的也是為了阿拉伯民眾的實際利益，以後也將繼續如此。
我們如此行事，便不至於動輒陷入一個對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皆不利的境地，需要請托管國出面調停和仲裁。為達此目的，我們不僅要遵守上帝的旨意，還將發揚我們的傳統，只有這一傳統才能給猶太共同體提供存在的意義和穩定性。我們的共同體現在不是，今後也不能是一個政治性的實體。只有這樣，它才能不斷獲得新的力量；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它的存在才是合法的。
四
在過去兩千年間，猶太人的共同財產不外乎它的歷史。由於散居世界各地，除了精心呵護的傳統外，我們的民族沒有其他共同點。毫無疑問，就個人而言，猶太人厥功至偉，不過，猶太人作為一個整體，似乎並無能力做出集體性的偉大貢獻。
不過，現在的情況已然不同，歷史賦予了我們一項偉大而崇高的使命，那就是積極合作共建巴勒斯坦。我們民族中的傑出人士已盡其所能來實現這一目標。現在，建立一個被所有猶太人當作自身事業的文明中心的機會就在我們面前。我們心存希望，要在巴勒斯坦為本民族文化建立自己的家園，為近東地區人民帶來新的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
猶太復國運動領導人眼前的目標，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會和文化性的。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共同體必須著力實現先輩在《聖經》中確立的社會理想，同時使自己成為全世界猶太人共有的現代精神生活的重鎮。為此，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學當是猶太復國組織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過去幾個月裡，我去了美國，任務是在那裡為這所大學募集物資。此計劃取得了預期成功。由於在美猶太醫生的不懈努力和勇於犧牲的精神，我們湊集了足夠的資金，成立了醫學部，前期準備工作即將馬上展開。初戰告捷，使我堅信，其他各部所需的物質條件也都有望得到解決。醫學部得以優先發展，作為研究機構，關注確保國民身體健康的研究工作，這對這個國家的建設尤為重要。大規模的教學工作待日後再提上日程。由於一大批訓練有素的科研工作者已經準備出任有關職務，醫學部的成立看來已經勝券在握。再補充一句，與國家建設的一般基金完全分開的、為這所大學設立的專項基金也已啟動。在美期間，由於魏茨曼教授及其他猶太復國運動領導人不懈的工作，以及主要是一些中產階級人士的自我犧牲精神，上述大學專項基金已籌集到相當可觀的數量。最後，我懇請在德國的猶太人克服眼下的經濟困難，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家園而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這不是什麼慈善活動，而是關乎所有猶太人的一項偉業，它的成功將為所有猶太人帶來前所未有的滿足。
五
對於我們猶太人而言，巴勒斯坦絕非一項慈善或者殖民事業，而是猶太人的一個核心問題。從根本上講，巴勒斯坦並非東歐猶太人的避難地，而是整個猶太民族團結精神覺醒的化身。這種團結意識的覺醒與加強，現在不是正當其時嗎？對於這一問題，不僅出於直覺，而且在理性的基礎上，我會給出一個絕對的回答：「是的。」
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百年間德國猶太人的歷史！一個世紀以前，我們的前輩毫無例外地生活在猶太人聚居區。他們窮困潦倒，沒有政治權利，他們與非猶太人之間，在宗教傳統、生活習俗以及司法限制等方面壁壘重重；在精神發展方面，他們也主要專注於本民族的文獻，對文藝復興後取得長足進步的歐洲精神生活，幾乎無動於衷。不過，與我們相比，這些卑微而籍籍無名的先輩也有巨大的優勢：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完全徹底歸屬於一個共同體，並自覺地享有充分權利，而沒有任何壓抑。在那些時代，我們的先輩在知識和物質上都很貧乏，但在共同體中，他們享有令人稱羨的精神平等。
後來，猶太人得到解放，一下子為個體帶來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機遇。少數人很快在更高層次的商業和社會生活中謀得了位置。他們貪婪地受用西方世界的藝術與科學碩果。他們激情四射地匯入進程之中，做出具有永恆的貢獻。同時，他們模仿非猶太人的生活方式，與猶太人的宗教和社會傳統漸行漸遠，接受了別人的習俗、舉止以至思維習慣。如此看來，他們在這種人多勢眾而文化具有更高度組織性的周圍民族之中正失去自我，要不了幾代人的時間，他們便會找不到自己的痕跡。猶太民族特性在中歐和西歐的完全消失似乎難以避免。
不過，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此。似乎不同民族天生具有抗拒融合的本能。不論猶太人如何調適自身，力求在語言、舉止甚至宗教形式等方面融入周圍歐洲人的生活，然而，猶太人與歐洲主人之間的陌生感始終存在。這種天然的陌生感最終導致反猶太主義思潮盛行，這是那些善意宣傳不應忽略的。各民族的發展都希望遵循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混跡在一起。要讓各民族和睦相處，唯有相互容忍與尊重。
首先，猶太人應該重新認識到自己是作為一個民族存在的，若要健康生活，就必須恢復自尊。我們必須再次學會以本民族的祖先與歷史為榮，作為一個民族，重振旨在培養民族意識的文化大業。在人類文化發展中，個人所發揮的作用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解決一些以整個民族為整體才能完成的任務。唯其如此，猶太人才會重新贏得社會尊嚴。
基於以上看法，我提請大家關注我們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今天，歷史賦予我們重任，積極參與在故土重建本民族的經濟與文化。一些才華橫溢的熱心者已為我們鋪好前路，很多優秀的猶太兒女也已準備全心全意地投入這項偉大的事業中來。希望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充分認識這項偉業的重要性，並為之貢獻自己的力量！
[1] 魏茨曼（Chaim Weizmann，1874—1952），出生於俄羅斯的英國猶太裔化學家、猶太復國運動政治家、以色列第一任總統。——編譯者注
[2] 愛因斯坦在這裡指的是1929年8月下旬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一系列示威和騷亂。其根源是穆斯林與猶太人之間圍繞進入耶路撒冷西牆所發生的長期爭執。在8月23—29日發生的騷亂期間，有133名猶太人被殺，200多人受傷，其中大多數猶太人是在家中被阿拉伯人殺害的；至少有116名阿拉伯人遇害，至少232人受傷，其中大部分傷亡是英國警方在試圖鎮壓騷亂時造成的，儘管也有大約20人是被猶太人襲擊的。在騷亂期間，有17個猶太社區被撤離。——編譯者注
[3] 赫茨爾（Theodor Herzl，1860—1904），奧匈帝國的一名猶太裔記者，曾任維也納《新自由報》主編。1896年，他出版《猶太國》（Der Judenstaat），主張歐洲的「猶太人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或宗教問題，而是民族問題，其解決之道就在於建立猶太人自己的國家。在瑞士巴塞爾舉行的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大會上，他被推選為會長，以後每次大會都全額當選。他因而被視為猶太復國運動的創始人，現代以色列國的國父。——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