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5日，《明報》頭版刊出查良鏞執筆的社評《自來帝皇，不喜太子》，預言當時正紅得發紫的林彪沒有好下場：
從前的皇帝不得不立皇太子，由於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若不立皇太子，自己死後政權可能落入別家手中，那是非立不可。但在中共的制度下，竟然也公開規定了接班人，這顯然是違反毛澤東本願的。所以如此，當然由於林彪造成了這樣的形勢，好像唐朝玄武門之變之後，唐高祖欲不立李世民為皇太子，其可得乎？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已連載到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奪帥”，殺得難分難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並不是有意要影射“文化大革命”，但金庸當時天天關注內地的時局動向，不經意間受到影響也是可能的。“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他的筆下是江湖還是江山已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不管任我行、東方不敗，還是左冷禪、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虛道長、定閒師太、莫大先生、余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都有，在別的國家也有。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創辦《明報》，“十年辛苦不尋常”，他想起《明報》創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龍尖沙嘴那間小小的編輯室中寫下：“如果我們能多報道一些社會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們這份小小的報紙能增加讀者們生活中一些喜悅，那將使我們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創刊十年，亦喜亦憂》社評中說：
十年後，《明報》已不怎麼小了。然而，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這十年來卻歷盡了苦難。我們企圖報道整個世界、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進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來報紙的篇幅之中，充滿了國家的危難和人民的眼淚。
十年來，吞噬數千萬生命的大饑荒，席捲內地的“文革”波濤，在《明報》都留下了深深的轍痕，香港也經歷了1967年的“五月風暴”，他本人還上了暗殺名單。
到1969年，《明報》已擺脫初創時的艱難，儼然成為一張大報，嚴肅的思想文化期刊《明報月刊》、娛樂性的《明報週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報》先後創刊，明報集團粗具雛形，《明報晚報》即將誕生。金庸從事武俠小說創作已有十幾個年頭，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懇切表示：
我們相信，讀者們喜歡《明報》“客觀報道，客觀評論”的作風，贊同我們“明辨是非”的辦報方針。這方針和作風是永遠不會變的。我們只希望，《明報》今後能有更多令人喜悅的消息向讀者們報道，希望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中，今後會有更多的歡笑，更少的憂傷。
雖然未來還有不確定的因素，但《明報》此時日銷10萬份以上，從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腳跟，《明報月刊》則在知識分子當中受到尊重。
1949年就到過香港的白先勇（1937—）說，香港這幾十年來的發展是一個世界奇跡。香港人憑什麼創造出這個奇跡來？簡單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華人地區罕有的自由：經濟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無限的可能，人的聰明才能發揮到極致，香港人便可以白手起家，在這塊彈丸之地聚集起驚人的財富。“多年來，當海峽兩岸鐵幕深垂，戒嚴令森森的時刻，香港報紙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盞探照燈，穿過重重封鎖，將我們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歡離合，揭露於世人的眼前。新聞自由的確是香港彌足珍貴的一個傳統。”《明報》“也是香港奇跡之一”，金庸就是這個“香港奇跡”的產物，或者說，他參與創造了“香港奇跡”。
金庸兩手寫文章，一手寫武俠小說，一手寫社評，在現實的家國世界和虛擬的江湖之間縱橫自如，在知識分子和市民大眾中都擁有廣泛的讀者，在高度商業化的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灣島上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將《射鵰英雄傳》當作那個年代的“天書秘籍”，卻多年沒有將金庸與《明報》的查良鏞聯繫起來。1
作為小說家，金庸的武俠小說到底有沒有文學價值，至今仍不斷引發激烈的論戰。他早年坦承：“我說老實話，我以為我的武俠小說是第一流的，但說是偉大的文學作品，那就不夠資格了，這是真心話。”21956年，金庸談到《書劍恩仇錄》時，認為這只是“娛樂性的通俗讀物”“無所謂的通俗小說”，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1969年他說：“武俠小說本身是一種娛樂性的東西，不管寫得怎樣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這真是個問題。”他還多次說：“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3這一點他實際上做到了。他的小說寫作出於商業動機，卻著力刻畫人性，把人文精神注入古老的武俠小說之中，創造了一個獨具魅力的虛擬世界。
金庸經歷了大時代的烽火硝煙，飽嘗過生離死別的痛苦，母親死於20世紀30年代的日寇入侵，父親死於50年代鎮壓反革命大潮，香港成為他最後安身立命的地方。對於生和死、和平與戰爭，他都有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這一切都被他概括在小說中。無論如何，他的小說保持了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當整個大陸陷入反右、“文革”的災難深淵時，他在遙遠的香港，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古老的漢語，保留了中國文化的一脈溫情，給無數海外遊子帶去心靈的慰藉。
作為一個報人，查良鏞在香港這塊特殊的土地上手創《明報》，他的社評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老《大公報》“文人論政”的傳統，他有幸親沐胡政之等一代報人的教誨，雖然為時很短，卻長留在記憶的深處。老大公報人最特出的一點就是他們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對日本強敵入侵時如此，“二戰”以後民族尊嚴遭到傷害時也是如此，無論這一傷害遠自美國，還是來自近鄰蘇聯，更無論它們立國的價值觀如何。這一點在他身上也得到了體現。1972年4月25日，他發表社評說：
人類目前的當務之急，並不是如何增加生產，因為總生產早已夠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樣使全人類和諧相處。在這件事上，中國人應當當仁不讓，因為任何外國都不及中國的經驗豐富。
我們如果存一種自省精神，對中國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評，必須承認，一般說來，中國人遠比外國人狡猾、詭計多端。這正由於中國人累積了數千年的經驗，深知人性的弱點，因而善於利用別人的貪婪、虛榮、驕傲、好色、憤怒等七情六慾。但另一方面，我們重視溫情、家庭、親誼、友誼等感情，人與人之間少走極端，不愛打官司，不喜歡做到無法轉圜的地步。“仁義孝友”等道德觀念深入人心，儘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認為理應如此。4
他的大量社評傳遞的是中國立場、中國情結。但他是香港的產兒，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問起他“文革”時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說幾句真話畢竟算不了什麼”；當時毒罵他為“漢奸”的人，有些也許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論若有人敢在內地提出，方為真正的勇者。5
他是一個色彩複雜的人物，香港山頂道寬大的書房裡擺滿了外文精裝書，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響，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他的小說、政論都是典型的中國文化產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國主義”情結和香港商業社會的特質。
有人說他是郭靖，有人從他身上看到陳家洛，也有人說他是“韋小寶的化身”，他對記者說：“我肯定不是喬峰，也不是陳家洛，更不是韋小寶……因為我做事畢竟是嚴謹的，不可能會這樣瀟灑風流……”與他認識多年的沈西城說：“他一向木訥，不喜多言，他心裡面的話，似乎完全宣洩在他的小說裡，讀者所喜歡的郭靖或者令狐沖，大半是金庸的化身。不過，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沖多了一份狡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