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難北上，孫中山偕慶齡登上了「永豐艦」
公元1924年11月13日，風和日麗。
廣州軍港，大海停止了喘息。透亮的、玻璃似的、勉強可以辨出來的波紋，捉摸不定地遠遠滾來，溫潤地洗滌著滿撒在海邊的鵝卵石……軍港中的「永豐艦」已做好了整裝待發的準備，只待一聲令下。
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健步登上永豐艦，向送行的黨政軍要員揮手致意。隨著艦長一聲令發，汽笛長鳴，永豐艦緩緩離岸，向墨藍色的深海域駛去。此行任重而道遠，目的地——北京。
這次孫氏夫婦的北行，是應北京「基督將軍」馮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統一大計。孫中山南方的革命，猶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強烈的迴響，革命熱情空前高漲。「基督將軍」馮玉祥向原來的上司直系軍閥吳佩孚發動了一次突然襲擊，趕走了由「豬仔議員」賄選出來的「總統」曹錕，還捎帶著把已經退位的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逐出了紫禁城，一舉控制了北京，並聯合奉系張作霖、皖系段祺瑞，組成一個政府。「三員大將」一商量，認為孫中山在南方幹得紅火，有意請他北上主持國事，於是邀請之函就這樣發了出來。
孫中山接信深思良久，慶齡心裡也在犯猶豫。
但作為愛國愛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孫中山，雖痛恨軍閥混戰與割據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也不願放棄一線和平統一的希望。為了迅速實現和平統一，他毅然決然接受馮玉祥等人北上之邀。
既然丈夫已經決定，慶齡還能說什麼。只是提醒中山說：「長途跋涉，社會動亂，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慶齡說得有道理。當時，孫中山也有極大的對立面，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一致反對孫中山的革命，企圖把它扼殺在搖籃中。因此北上困難重重，險象環生，有些事件難以預料。
「這些我已考慮了，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應不惜個人的一切。」孫中山說到這裡，又話題一轉，「不過，我們還要防備萬一。路線可以調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輪繞道上海，後到日本神戶，再到天津驅車進北京。另外，多帶些衛兵，加強防備力量。」
「那就這樣，希望你想得再周到些。」慶齡再次叮嚀道。
臨登艦前，孫氏夫婦又在黃埔軍校做了短暫停留，他們受到了全校師生的熱烈歡迎和歡送。會議由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主持，孫中山和軍校校長蔣介石都講了話。所有這一切活動之後，他們才登上了永豐艦。
永豐艦當天抵達香港，再由香港換船，經過四天四夜的航行，於11月17日抵達上海港。孫氏夫婦受到了三萬群眾的熱烈歡迎，盛況空前，令孫中山感歎不已。他們在莫裡哀路寓所住了下來，看望者、拜訪者絡繹不絕，再加上開會、商討國事，忙得孫氏夫婦團團轉。本來，停留主要是休息一下，緩解旅途疲勞。慶齡面對這些應接不暇的情況，對中山說：「還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們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揚波作浪，為孫氏夫婦送行。
這天，天邊吹來一股涼氣，使海面激起一陣波浪，彷彿那被吞沒了的太陽向天空舒出一口滿足後的歎息……
客輪經過一周的晝夜航行，於11月27日來到了日本的神戶港。
神戶，一個美麗的海港城市。孫氏夫婦的蜜月曾在這裡度過。他們回到這裡，仍備感親切。很多老朋友，紛紛登門看望。細心的慶齡已覺察到，來者很多，但不見日本政界朋友。再者，從他們的談話中，慶齡已隱隱約約地感到中國和日本發展至今，已分道揚鑣了。如今，孫的轉向蘇聯，也使日本政界反應強烈。不管怎樣，孫中山也在日本發表了演說，開展政治攻勢，抨擊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條帝國主義的道路。
宋慶齡也在神戶高等女子師範學校發表了演說。那是在28日的下午，當孫中山陪同宋慶齡來到神戶縣立女子高等學校時，受到該校校長及全校教職員工、學生的熱烈歡迎，生生代表本田鬚子把一束盛開的菊花獻給了美麗的宋慶齡。在學校的大禮堂裡，近千名學生把禮堂擠得滿滿的，還有不少站著的，一直到門外。孫中山和宋慶齡同時走上講壇，歡聲雷動。孫中山作簡短的致詞後，接著，宋慶齡「用自然、流暢的英語」發表了關於婦女運動的演說。她在演說中指出：「婦女地位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尺度。當今世界上，只有意識到這點的民族，才能成其為偉大的民族。」她說「婦女對正義的要求」，正成為強大的「世界運動」。她認為婦女「必須參與婦女界的、社會的、公民的以及工業的福利活動，必須爭取與婦女和兒童切身利益有關的事情的發言權」。更可貴的是，她沒有把婦女運動的目標，僅僅停留在爭取婦女與兒童的權利上面。她說：「我懇切呼籲，東方和西方的婦女，為改造世界而聯合起來！聯合起來要求普遍裁軍，廢除歧視政策，廢除不平等條約。我們婦女必定會取得成功。」最後，她激動地表示：「我希望中國和日本的婦女，爭取實現那個人類不為動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導的日子。」
顯然，這篇論述婦女運動的演說，是宋慶齡1913年在美國威斯裡安院刊上發表的題為《現代中國婦女》的文章後11年來研究婦女解放問題的新成果，許多重要論斷，為以後世界婦女運動所證實。這篇演說，當時日本各大報紙均有報道。在日本很有影響的《大阪每日新聞》認為：它是「世界婦女日益覺醒的有力證明」。
現場親耳聆聽過這次演講的島越文子，在57年後，即1981年時擔任了神戶高校同學會副會長，她回憶當時情景說：「講演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慶齡是一位堅強的人、高尚的人，講話穩重，我們對她非常尊敬。」
不僅如此，這篇演講對宋慶齡此後漫長的革命道路來說，還可謂一座里程碑，因為它是宋慶齡有生以來第一次在群眾面前公開發表的政治演說。它表明經過10年來孫中山的幫助和在工作中的鍛煉，宋慶齡已經克服了生性靦腆的弱點，而具備了政治家的風度，結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學徒」生活了。在此之前，孫中山發表演說時，她總是在他身旁靜靜地聽著。據說，每次公開露面之後，由於靦腆和缺乏經驗，「她常因感情激動而精疲力竭，不得不休息幾天以恢復體力」。
宋慶齡演講後，孫中山又為女子高等學校題寫「天下為公」四個大字作為留念。該校把這個題字視為珍貴文物，至今仍懸掛在學校的紀念室裡，並已列為該縣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華僑還特地將這四個字刻為石碑，豎立在當年孫中山和宋慶齡參觀過的「移情閣」供人參觀。1983年，經過修復的「移情閣」已作為孫文紀念館，陳列孫中山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參觀。
孫氏夫婦在神戶停留了三天，於11月30日又轉向天津的旅途。孫中山按捺不住心情的興奮，站在甲板上，迎著海風，想著再有一周時間，即可以到達目的地——北京。這時，慶齡輕步走上前來：「你的感冒還沒好透，別讓風再吹了！」說著，便把一件呢制軍大衣給他披在身上。
「謝謝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沒有什麼可以擔憂的啊！」孫中山哈哈大笑，殊不知病魔此時正在向他進攻。
12月4日中午，朔風怒號。船到天津大沽港，兩萬餘名前來迎接大元帥的各界群眾，已立於碼頭、主要街巷。孫氏夫婦立在甲板上，同歡迎的群眾見面，揮手致意。在這數萬群眾中，就有後來成為周恩來夫人的鄧穎超。她在回憶中描寫道：
我在歡迎行列中，看到為推翻清朝帝制、為中國獨立、自由、民主而奮鬥不息的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堅定沉著，雖顯得年邁，面帶病容，仍然熱情地向歡迎的人群揮帽致意；同時看到亭亭玉立在孫先生右側的宋慶齡。她那樣年輕、美貌、端莊、安詳而又有明確的革命信念。她以一位青年革命女戰士的形象，從那時就深深印入我的腦際，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這天晚上，孫中山突發高燒，肝病暴發，實令慶齡不安。在天津度過了治療的26天，病未痊癒。12月31日，他們乘火車到達北京，車站上聚集的歡迎的人群數以萬計，但孫病體不支，不能公開講話，只發表了書面談話，表示「此來不是為爭地位，不是為爭權力，是特來與諸君救國的」。
孫中山北上時帶著召開國民會議的建議，並明確指出必須有工農代表參加。但段祺瑞故伎重演，召集了一個只有舊式的將軍和政客們參加的「善後會議」，作為抵制。段還擅自照會各外國公使館，任何新設立的政府都將尊重現存的所有條約。此時已臥病在床的孫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的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陞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麼還來歡迎我呢？！」
英年逝夫，宋慶齡淚灑北平……
北京的協和醫院，位於古城中心，是北京城當時最現代化的大型醫院。此時，孫中山已由北京飯店轉移到這裡就診。到1925年1月，醫院明確診斷：肝膿腫轉為肝癌晚期。
夕陽西下，融入北京城的西山。
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餘暉擠進了北京協和醫院的急救室。治療後的孫中山從昏迷中甦醒過來，臉上露出微笑，不無幽默地說：「我和列寧見了一面，列寧沒有收下我這個弟子。」
「大夫，還需要手術嗎？」守在床前的慶齡急問。
「手術方案已經定了下來，請夫人放心，我們會盡力的。」大夫回答。
1月26日動了手術。孫中山頑強地同病魔抗爭，精神尚好，各種慰問電函及來探視者絡繹不絕。慶齡日夜守護床前，明顯消瘦下來。2月9日，廖仲愷夫人何香凝聞知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趕來襄助慶齡，使孫氏夫婦在身心上都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在給孫中山治療的日子裡，何香凝常把慶齡拉在隔壁房間勸慰說：「中山的病，主要是長年艱苦工作，顛沛流離，備受煎熬所得。多虧婚後10年，你對他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在飲食上精心調理，要不，還到不了這個時候。」
「中間，他的健康是大有好轉，胃病幾乎痊癒。他也告訴我，可以加倍工作了。」慶齡又道：「這次病的突發，主要是他帶病北上，長途跋涉，幾度轉換車船，再加上一路天氣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還飽受風浪之苦。每到一地，還要接見中外記者、當地要人，參加歡迎會，發表講演等，使他精疲力竭。12月4日，抵達天津大沽口時，朔風呼嘯，天氣很冷，他站在船頭上與簇擁在碼頭上的歡迎群眾見面，又受了風寒。」
「這種情況下，段祺瑞還在繼續作惡，實不像話。對先生的病也是個打擊。這個賬我們要記在心裡。」何香凝像是安慰慶齡，也像是安慰自己。
3月11日下午，孫中山病情惡化，此時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慶齡。他特地把何香凝喊來，把慶齡托付給她，千叮嚀萬囑咐地交代：他死後要「善視孫夫人」，「弗以其夫人無產而輕視」，說著說著，舌頭硬了，話也講不清楚了。何香凝立時表示：「先生，我親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萬一先生不測，我們當盡力保護夫人及先生遺族。我雖然知識能力都很薄弱，但是總算能夠親受總理三民主義的教訓，我有一份力量，必定盡力宣傳。」此時，慶齡在旁悲聲欲絕。孫中山含淚望著何香凝，握著她的手說：「那麼，我很感謝你。」
孫中山由淚流滿面的慶齡托著手，在三個遺囑文件上簽了字——這個最後的行動是因為不願慶齡過分傷心而被推遲了的。他的家事遺囑全文是：
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他的政治遺囑全文是：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他的致蘇聯遺書全文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聽到孫中山說一些單詞。4點半時，他喚「親愛的」，是叫慶齡；6點半時，他喚「精衛」，是指他當時的親密追隨者汪精衛。
孫中山關於國事的最後的話是：「和平……奮鬥……救中國。」3月12日晨，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享年59歲。他沒有留下任何家產，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業和無可估量的精神財產，使慶齡終身受之不盡。
面對現實，繼承遺志，化悲痛為力量……
英年逝夫，當時慶齡還只有32歲。這對慶齡無疑是個莫大的打擊，況且慶齡又是一個執著、感情專一的人。但同時慶齡又是一個無比堅強的女性。悲痛延續十多周後，她決定面對現實，繼承先生遺志，把自己「奉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國民中之形象。
當丈夫的遺體經防腐處理後入殮，移靈於京西香山碧雲寺之後，慶齡便回到上海寓所居住，春天去過兩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將修建在那裡。慶齡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為此。第一次，選墓地由胡漢民、郭漢章陪同。這其中有段插曲在此一敘。
孫中山的陵地選擇在南京紫金山南坡。歸葬紫金山是孫中山的夙願。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卸職，由日理萬機的大總統變為一個自由人，他欲輕鬆一下，便與衛隊長郭漢章、秘書長胡漢民等去紫金山打獵。一行人經明孝陵至半山寺，忽見一隻喜鵲飛過來。孫中山急忙舉槍射擊，因喜鵲飛遠而未擊中。槍聲響處，幾隻野雞受驚飛起，他調轉槍口，「砰」的一聲，其中一隻中彈，歪歪斜斜向下栽落，大家追趕過去，在土地廟旁尋到野雞。這時孫中山提議休息片刻。他信步向山上走去，至現在的中山陵墓室處，停下來眺望四方，顯得極有興致。過了一會兒，他對跟隨在後面的胡漢民、郭漢章說：「你們看，這裡有山有水，氣象雄偉，較明孝陵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洪武皇帝為什麼不葬在這裡呢？」胡漢民接口道：「是呀，此處前有照，後有靠，風水特好，稱得上一方大好墓地。」孫中山點頭笑著說：「我將來死後能葬在這裡，也就心滿意足了。」胡漢民說：「先生怎麼想到這上面來了？」
13年後的今天，孫中山當年隨口一說竟變成現實。1929年6月2日，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遺體就安葬在這裡。
第二次，為中山陵工程開工典禮而來。兩次南京之行，也表現了慶齡對中山先生高度負責的精神。
「有的人死了，但他還活著。」孫中山的革命精神激勵著後人。國共合作在孫中山逝世後的幾個月，勢如破竹，飛速發展。中國人民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特別在上海、青島、福州等地帝國主義開辦的工廠裡，工人們為了反對資方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紛紛揭竿而起。
5月30日，上海學生及民眾兩千多人在租界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英帝國主義嚇破了膽，竟命令巡捕開槍屠殺群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帝國主義的血腥屠殺，更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上海市民當即展開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三罷」鬥爭，與帝國主義英勇搏鬥。鬥爭風潮繼而席捲全國各地。
宋慶齡對帝國主義的暴行義憤填膺。她在對上海《民國日報》記者發表談話中熱情地讚頌群眾的愛國反帝鬥爭，指出，「此次慘劇，簡單言之，實為英日強權對於中國革命精神之壓迫，中國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實為第一次」；也是「中國30年來依賴外力之一大覺悟，關係國家與民族前途至大」；她強調只有加強民族團結和提高人民的愛國主義覺悟，才能抵抗帝國主義之壓迫，求得中國民族之獨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撥之辭，因懼被誣赤化，遂棄國亦不愛也」。她號召群眾把這次運動作為貫徹孫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實踐，「凡中國國民皆當負此救國重任。中國國民黨黨員，尤當努力以竟其領袖未竟之志。最近學生、工人與市民之愛國運動中，處處可見孫先生之精神，故孫先生精神實未嘗死。吾人應共起奮鬥，為民族爭獨立，為人權爭保障。外間對學生主張打倒帝國主義頗有誤會，不知此即孫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著宋慶齡在對記者的談話中，還發表了對運動有指導性的意見，主張「對外當以言論喚起世界各國之人民主張公道」；「對內當一方團結各界，堅持到底。同時大規模向各省募捐款項，援助失業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時喚起全國之民族精神，為長時期之奮鬥，務達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之目的」。「此次奮鬥，不可專賴一界或一階級，如商界政界之類，而當合工商學各界之全力應付之」。
談話頗有見地。這是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獨立發表指導運動意見的開端，表現出一個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領導才能。她所提出的開展運動的意見，例如團結各界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堅持到底，長期鬥爭，以及反對調和和中立等，不少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預見到中國大資產階級和執政當局對革命運動的政治態度：「中國當局之政府，就其歷史與近事及能力視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紳巨商，平素居領袖社會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難望其主張公道。」
不僅如此，宋慶齡還積極地投身到「五卅運動」的實際鬥爭中，大力開展宣傳和援助活動。6月5日，她應邀參加聯合會的一次會議。會上，她在引用孫中山遺囑中「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這句話後，接著說，「帝國主義正騎在我們脖子上，我們還不該起來嗎？雖然我們的領袖已不在了，但我們民眾已經起來了！」宋慶齡講到這裡，含著眼淚說：「中山的精神不死，我們必須反抗！婦女們進行募捐，不僅為了支援南方的罷工，也為了幫助上海本市的流離失所的工人。」接著，宋慶齡幫助組織了一個特別的團體「上海救濟五卅慘案失業工人聯合會」，進行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