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央銀行，實行金融統控制
宋子文上任之初，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早已有之，僅是民辦性質，它不歸國民政府控制。
中國銀行是1905年在北京創立，前身為「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進入民國，在「大清銀行」基礎上，1913年2月，另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在北京成立於1908年，初系清朝的郵傳部，主要為鐵路、電報、郵政、航運四項業務的收付款而設立。全國各地已有支行。這兩家銀行是當時中國金融界獨有的銀行。和西方國家比較，我國的銀行業發展還是顯得陳舊落後。
宋子文早年作為廣州銀行行長時，就向孫中山提出來要組建中央銀行的想法，孫中山曾說：「等到南北統一了，我第一個舉手支持。」可見孫大總統就知其重要。
宋子文看準這個問題，以講故事的方式向蔣介石講述了當年他和孫大總統的這番有意思的對話。宋子文以經濟博士的口吻給蔣介石上政治課道：「政治的核心是個經濟問題，這是經濟學家的共識。作為政治家不掌管銀行不行。沒有財政的有力支持，我們一天也生存不了！」
在宋子文的建言下，蔣介石要獨霸天下，也深知銀行舉足輕重的地位，表示要支持宋子文有關銀行的改革方案，首先要成立自己的國民銀行——中央銀行。
1928年夏天，是一個酷燥炎熱的夏天。天上有雲不落雨，地上無風熱死人。
被稱中國「四大火爐」之一的名城南京，更是熱浪烤人。白天無法辦公，夜間無法睡眠，人們坐著就出汗。
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裡，作為財政部長的宋子文，連續組織主持兩次全國大型會議：一是6月的全國經濟會議；二是7月的全國財政會議。就是在這兩次大的會議上，宋子文同與會人員反覆論證了成立中央銀行的必要性、緊迫性和重要性，得到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認可。
會議下來，宋子文又組織班子，冒著酷暑，通宵達旦，起草了《中央銀行章程》。
章程共分五大部分。其性質為國家銀行；註冊資本2000萬元，由國庫一次撥出2000萬元公債預約券作為股本；行址設在上海外灘15號，各地設分行；其特權有發行兌換券，鑄造及發行國幣，經營國庫和內外債；業務範圍主要有：經營國庫證券、商業票據買賣和兌現，辦理匯兌發行期票，買賣金銀，接受存款和貸款等；總裁為宋子文，亦稱行長，副總裁為陳行；中央銀行除設總裁外設有理事會和監事會，宋子良任理事會理事長。
宋子文提出的《中央銀行章程》書面報告，蔣介石極力贊成。報告呈上沒有三天，就被批復下來了。
1928年11月1日。
這是個吉利的日子。
中央銀行終於在上海掛牌成立。
蔣介石親自剪綵，總裁宋子文披紅戴花。實際也是蔣宋銀行的成立，一切都由他們二人說了算。這時，小弟子安從美學成回國，正好被子文安排在中央銀行做監事會理事兼中央銀行棉麥處處長。用弟弟來監督自己的哥哥，一時曾成為人們的笑談。
中央銀行的成立，標誌著南京國民政府對金融的重視。其實這不是目的，對於野心勃勃的蔣介石政權來說，爭霸天下才是他的目的。而爭霸天下就要實行對金融的壟斷和控制，因而他們第一個獵取的目標就是現有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
豪奪交通銀行
且說宋子文讓中國銀行改姓了宋後，他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交通銀行了。
交通銀行的老闆是唐壽民。這唐壽民不像張嘉璈那樣傲氣十足，可以說他幾乎沒有後台。此人怕事膽小，有綽號「唐百萬」。
宋子文看準了這些，在中國銀行1927年由北京遷至上海後的第二年，也即1928年，宋子文又將交通銀行總行從北京遷至上海，強行頒布該行條例，資本為1000萬元，加入「官股」兩成，即200萬元，並指定其為特許的「發展全國實業銀行」。唐壽民心裡有一百個不情願，也不敢不合作。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這樣，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就滲入了「交通銀行」。自然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成為了交通銀行的重要董事。
宋子文雖然採取了強硬手段，但當時「官股」在交通銀行股本中只佔六分之一。就資本、信用的實力而言，交通銀行都超過了中央銀行，宋子文對此行一時還難以駕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強行修改「交通銀行」條例，分別予以增資。到30年代中期，交通銀行中的「官股」已超過半數，宋子良任交通銀行董事長。這樣，宋氏三兄弟終於實現了對交通銀行的控制。
再說宋子良在擔任交通銀行董事長期間，與銀行家席德懋的二女兒蓆子二小姐相愛恨晚，不久就走進了婚姻殿堂。這使宋氏三兄弟控制交通銀行的程度更進了一步。
接著，宋子文打著整頓銀行秩序的幌子，整合資源，不久又成立了中國國貨銀行，注入資本2000萬元，孔祥熙任董事長，宋子安任總經理。下面實收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揚子電氣公司、淮南礦路公司、孚中公司等。
這樣宋氏三兄弟在民國銀行的角逐中，各有其位其職其權。在宋子文的所謂銀行改革中，真正佔便宜的是宋家三兄弟。他們在控制中央銀行後，一個獨佔中國銀行，一個獨佔交通銀行，一個獨佔中國國貨銀行，使他們三兄弟一時風光無限。有人寫了一首打油詩這樣稱道宋氏三兄弟：
宋家三子三隻龍，
民國銀行全姓宋。
見了三子喊經理，
保證讓你沒錯稱。
應該說這一時期不是「蔣家王朝陳家黨，宋家姐妹孔家財」，而是「蔣家王朝宋家財」更為確切，抑或稱「蔣宋王朝」。「蔣家王朝孔家財」則是民國後期的事。
發行巨額公債，宋氏三兄弟受益沾光
四大銀行都姓宋，為了使銀行有利可圖，宋子文采取的政策是通過銀行發行巨額公債。宋子文采取的方法是「互惠互利」，這樣銀行通過發行債券也可以得到一筆不小的利潤留成。所以銀行對這樣的好事自然誰也不放過。
宋子文每年發放公債的大小，主要是依據每年財政赤字的大小。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每年的支出都超過收入。如1929年收入3.34億元，支出4.34億元，赤字1億；1930年收入4.84億元，支出5.85億元，赤字1.01億元；1931年收入5.58億元，支出7.75億元，赤字2.17億元。
為了填補巨額財政赤字，只有靠借債。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貸部分，1927年6月1日最高竟達48.7%。最低是1932年7月1日的16.8%。由於國民黨政府承擔了以前歷屆政府所欠的外債，在國際上沒有恢復信譽，舉借新外債有阻力，所以貸款主要是發行公債在國內籌借的。南京政府的內債，僅1927年至1931年5年間，就發行了25種之多，計10.058億元。這樣銀行也能得到5億的利率進賬。
為了發行內債，宋子文采取了許多巧妙的辦法。從1928年起，宋子文開始採取和上海資本家合作的政策，可以不通過強迫的手段發行公債。具體辦法是以公債和庫券大折扣（即他給銀行二元債券，銀行要給他一元現幣。利率達到50%），出售給銀行家，即將債券在正式發行前抵押給銀行，由銀行預付債券票面值的50%現金。例如上海錢業公會所屬錢莊，從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筆交易中，以1562萬元的預付金購得了3060萬元的債券。債券正式發行後，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證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銀行，由這些銀行根據市場價格議定最後出售價。由於有利可圖，所以銀行家也願意做這種買賣。
因為民國銀行被宋氏三兄弟控制，宋氏三兄弟和宋氏家族手下的人要參與債券投機活動，他們通常是先將債券轉到銀行，再由銀行轉到自己所控制的公司。如上海七星公司，就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姐姐宋靄齡以及財政部徐堪、陳行等創辦的。這個公司利用和宋子文、孔祥熙的特殊關係，既可預測市場動態，又擁有大量資金，所以在公債投機中相當活躍，經常在上海市場價格上興風作浪，把上海交易所市場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戰場。
1930年，蔣介石和馮玉祥、閻錫山發生中原大戰，雙方投入一百多萬兵力，歷時七個月，波及20餘省。宋子文不得不將軍事費用從1929年財政年度的2.1億元增加到1931年財政年度的3.12億元。同時期的全部支出從4.34億增至7.14億元。1931年債券的發行總數為4.16億元，超過1929年和1930年度相加的總數。
宋子文不但未能實現減少開支、平衡預算的計劃，軍費總和支出反而年年增加，加上這時公債市場已經達到飽和，推銷公債難度越來越大。但宋子文仍在盡最大努力，如在推銷公債會議上，以辭職相威脅和鼓勵上海銀行家進行疏通工作，並檢討自己未能說服蔣介石削減軍費開支等等。儘管如此，人們對國民黨政府公債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宋子文公債政策的基礎發生了動搖。
1931年，國民黨內部發生了一場政治危機。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和蔣介石為制憲問題發生爭執，辭去立法院院長職務。蔣介石出於報復，軟禁了胡漢民，從而激起了一場以廣州為中心的新的反蔣運動。文職官員孫科、汪精衛、唐紹儀和陳友仁等同廣州軍事將領陳濟棠、李宗仁聯合起來，於1931年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宣佈反對蔣介石。廣州政府扣留了兩廣的關稅，宋子文的財源更加拮据，也更加削弱了公債的可靠性。向來易於受政治風向影響而發生反應的上海公債交易的市價開始下跌。
宋子文的公債政策成為南京和廣州之間的一個重要爭端。廣州政府稱「南京政府視發行公債如家常便飯……宋子文上台後，南京政府發行公債其唯一用途，就是供蔣介石窮兵黷武之用」。廣州方面還攻擊宋使用公債的隱秘，認為他把財政收入「一部分充當軍餉，一部分購買槍械，一部分收買軍隊，一部分則落入蔣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同時，與廣州方面有聯繫的《民眾論壇》也對宋進行人身攻擊，稱宋子文掌管財政是「南京政府惡政的例證」。該雜誌說宋子文大打折扣和高息發行公債，以超過9.55億元的政府債券只換取4億元的收入，至少有5億落入了他們的手中。南京集團一步一步地破壞了財政系統的基礎。
南京政府和廣州派關係的繼續惡化，使中國重新處於一場內戰的邊緣。不久因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雙方不得不以和解結束。
九一八事變後，嚴重的民族危機又使公債行情急劇下跌。九一八事變後的六天之內，上海五種主要公債的行情平均下跌至不足票面價值的66%，到1931年底跌至票面價值的一半。日本侵略東北，不僅給南京政府提出了軍事和政治問題，也同時損害了南京政府的財政。原來由東北供給的張學良軍隊，撤退至河北、山東後，成為南京政府和宋子文的負擔，為了擺脫困境，1932年2月，宋子文致電各省軍事長官不得截留稅收，嚴令各項費用由中央政府發放。他又公佈了一個厲行節約的計劃：全體政府人員的薪水，從部長到士兵，大事削減，各級政府禁止浪費。但這些也不過是空喊喊口號而已。2月18日，宋又在上海和五十多家銀行界頭面人物討論整理公債計劃。按照這個計劃，幾乎所有公債的利率均減至年息六厘。各地持券人雖然不滿，但出於壓力，最後只得表示接受。
整理公債是宋子文的一大勝利。南京政府在第一年就省下近1億元的公債利率付款，但持券人卻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上海公債市場於1932年1月25日關閉，直到5月2日才重新開市。公債市場重新開市時，重要公債仍在票面價值的40%—55%之間進行交易。
1932年7月，宋子文曾以自己的信譽向銀行界擔保，四年內不再發行公債，國民黨政府的收入改為直接向銀行借款。1933年年度貸款總值約為9000萬元，這個數目超過了過去四年的數目。宋子文所以能夠借到這些款數，是因為他手中所握有的一張王牌。一年前，1931 年8月1日，南京政府頒布了一種新稅制，即徵收銀行發行準備金的稅制這個稅法規定，銀行發行鈔票，60%為現金準備，40%為保證。保證準備金要抽收2.5%的稅，等於所有的鈔票每年要抽1%的稅。這種稅制遭到銀行家的強烈反對，加上政局不穩，在1931年拖延下來。1932年8月，宋子文再次提出鈔票發行稅，並和銀行家商定為300萬元。《上海晚報》報道說，宋提出發行稅的真正目的，並不是這300萬元，而是用來壓迫銀行家給政府更多的貸款。所以，宋子文答應四年內不再發行公債。
宋子文講的仍是一句空頭支票。1933年，由於蔣介石調動數十萬軍隊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軍費猛增。1932年7月開始，軍費每月平均2670萬元；到1933年7月，平均月需3100萬元。1933年度政府赤字每月增至1000萬元。所以，從1933年2月起，宋子文又開始重新發行公債。王松、蔣仕民、饒方虎等著：《宋子文傳》，武漢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4—47頁。
他原保證四年內不發行公債，實際上只不過一年時間。宋子文企圖通過濫發公債，解救南京政府的財政危機，這無異於飲鴆止渴。於是蔣、宋間的矛盾開始激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