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根斯堡回聲》週刊以赫然醒目的大字通欄標題在頭版報道：希特勒公寓發生自殺案。當時德國各地報刊均刊載了阿道夫·希特勒23歲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於1931年9月18日自殺身亡的消息。有人發現她死在與單身漢舅舅希特勒合用的慕尼黑公寓裡，而且顯然是開槍自殺。當時希特勒已經是國內第二大黨派的領導人。對他而言，這起個人悲劇有可能會損害他的公眾形象，因為這觸及希特勒的一個軟肋——他那不隨俗流的生活方式。
歷史學家根據後來使德國全民陷入集體迷狂狀態的對希特勒個人崇拜的實際情況推斷，希特勒決意單身不婚確實是一種贏得女士們選票的有效手段。第三帝國的無數媒體報道均將希特勒描述為國內最令女士們心儀的單身漢。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女士們欣喜若狂，紛紛向面帶微笑的元首揮手致意，或者千方百計要親自觸摸一下希特勒的手。但是在他大權在握，使貶低者閉嘴沉默之前，僅僅作為一名一心想成為國家總理的單身中年男人，這本身並無任何明顯的優勢。那時的選民同如今一樣，更希望國家領導人擁有穩定的個人生活，這大體上指的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成家立業、結婚生子。
德國納粹黨在1928年5月20日的大選中遭到慘敗，只獲得2.6%的選票。隨後納粹黨振奮精神，為了努力擴大自身影響力，特別是針對中產階級的影響力，增強了其政治思想和領導階層的社會主流色彩。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希特勒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公眾形象，從激進的狂熱分子轉變為資產階級政客。其他變化還包括：希特勒終於安頓下來，結束了長達20年的漂泊生活。1908年隨著母親去世，他也離開了德國小鎮林茨，住過陳設簡陋的房間，睡過公園長椅，睡過青年旅社的床鋪，也曾混跡於兵營。1920年5月1日，他從30多歲的馬利亞和恩斯特·賴歇特夫婦那裡分租了慕尼黑市蒂爾施大街41號的一個小房間（還可以使用寬敞的門廳）。他在那裡一直住到1929年，其間僅在1923年因“啤酒館暴動”事件被拘押收監而離開一年的時間。那是一條破爛的大街，當時也是一名軍餉早已用完花光的老兵的棲身之地。曾擔任過希特勒對外首席新聞官的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在回憶錄中說，希特勒長時間租用那個狹小的房間有其政治目的：
他就像一位衣衫襤褸的職員住在那裡，從一個名叫賴歇特的婦女那裡分租一個房間，並使用寬敞的門廳。雖然居住條件極為一般，但他在那裡一住就是好幾年。另外他也想通過實際行動向外界表明自己如何同世界上的勞工和無產者打成一片，親如兄弟。他租用的房間非常狹小，依我看還不到9英尺寬。倒是角落裡的那張床顯得太寬了，床頭一直伸到僅有的一扇狹窄窗戶那兒。地上鋪著廉價破舊的油氈，幾張已經磨光露線的地毯。床對面的牆上立著一個臨時拼湊的書架，那是除了一把椅子和一張粗陋的桌子以外僅有的一件傢俱。
希特勒在1925年的納稅申報表上寫道，他僅有的財產就是一張書桌、兩個書架和一些圖書。這同漢夫施丹格爾的描述大體相符。
1928年10月15日，希特勒在上薩爾茨堡山上租了一間小木屋，總算在39歲那年首次擁有了自己獨立的棲身之處（見彩圖1）。在拜訪過迪特裡希·埃卡特之後，自1923年4月起，希特勒經常來到這個風景如畫的阿爾卑斯山幽居之地。迪特裡希·埃卡特是一位激進的反猶太主義作家、納粹黨運動的早期發起人。他曾詆毀德國總統弗雷德裡希·艾伯特，說他是全世界猶太人的傀儡工具。埃卡特當時就藏身於上薩爾茨堡的一家小旅館裡，躲避當局的追查。納粹黨內部傳言說，十一月革命的行動計劃就是在前往此地的行程中醞釀而成的，結果致使希特勒被關進了蘭德斯堡監獄。希特勒後來聲稱“愛上了這裡的風景”，雖然當地居民對納粹黨政治主張的有力支持也給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埃卡特感到在那裡得到了很好的保護）。納粹黨貝希特斯加登[1]分部成立於1922年2月14日。凡是有反猶太主義演講者（1923年夏季還包括希特勒本人）出席的活動都有眾多人士參加。那些年裡，希特勒曾經在當地下榻於各種旅館。1925年希特勒出獄後，有位支持者把上薩爾茨堡的一個小木屋租借給他居住。希特勒正是在這個小木屋裡撰寫了他的政治生涯自傳《我的奮鬥》第二卷的書稿。1933年以後，小木屋被命名為“奮鬥木屋”，並成為納粹黨人的朝聖之地。也許那段人生經歷在他的心中喚起了擁有一座山中別墅的願望。即便如此，數年之後他才開始以實際行動努力實現這一心願。
1942年，希特勒在東線戰場指揮部回憶起上薩爾茨堡地區的早年活動歲月時，曾經提到過在1928年他如何獲悉山北坡有一個小木屋要出租。這個度假小木屋於1916-1917年由來自布克斯泰伍德（位於漢堡附近）的皮貨生產商奧托·溫特爾建造，並以妻子的婚前姓氏瓦申菲爾德為它命名。這個兩層高的小木屋依照巴伐利亞州北部農舍的風格建造而成。希特勒回憶道，小木屋的建築材料質量低劣，但是其可取之處是綠樹成蔭，景色壯觀。從小木屋的正面陽台上，他可以看到故鄉奧地利的薩爾茨堡，看到富有中世紀傳奇色彩的翁特斯伯格山。溫特爾的遺孀瑪格麗特·溫特爾-瓦申菲爾德是納粹黨成員，她把小木屋租給了希特勒的同父異母姐姐安吉拉·勞巴爾。希特勒此前勸說姐姐同她的小女兒弗賴德爾離開維也納，搬到上薩爾茨堡，為他操持家務。這看上去有些令人不解，因為自從希特勒離開德國小鎮林茨以後，他們姐弟兩人已經失去聯繫長達十多年之久。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希特勒又同姐姐聯繫上，而且很可能姐弟兩人的關係進一步加深了。勞巴爾在操持家務方面可謂本領高強。除了在守寡後獨自養活三個孩子和一個同父異母妹妹鮑拉之外，她當時還在維也納經營一個專門為猶太學生提供伙食的廚房。無論出於情感原因還是從策略方面著想，希特勒同姐姐生活在一起的決定使他的個人形象增添了幾分溫和的色彩。他擁有了一個現成的家庭，而且在後來的歲月裡，勞巴爾就為他擔當起家庭生活對外女形象代言人的角色。
1928年後，希特勒的居家轉向與《我的奮鬥》一書為他提供了一筆新的個人收入這一事件同時發生。此書第一卷於1925年夏季出版，第二卷於1926年出版，後來兩卷合為一書。雖然《我的奮鬥》直到1933年以後才成為暢銷書，但自1925年起，希特勒的納稅清單顯示，其版稅收入頗豐。也許希特勒可能以姐姐的名義租用瓦氏小木屋，以避免為第二住所納稅。儘管有《我的奮鬥》一書的版稅收入，希特勒在其納稅申報單上仍然否認還有還債能力，聲稱負有外債，而且職業支出費用很高。對此慕尼黑財政局表示質疑。他經常由於疏忽或無力支付等原因拖欠稅金。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以後，《我的奮鬥》一書的版稅收入使他一躍成為百萬富翁。到1934年他逾期未納的稅金高達409-494馬克，相當於如今的數百萬美元。當年希特勒就通過一舉免除自己納稅義務的方式解決了這一難題。
然而手裡有了錢並不能使每一扇門全都自動地為希特勒打開。1929年9月，當他想要在慕尼黑市博根豪森區攝政王廣場16號租用一套豪宅時，雨果·布魯克曼充當他的法定代理人，負責徵得慕尼黑房產局的租用許可。雖說20世紀20年代慕尼黑的納粹黨運動早已開展起來，希特勒在當地擁有眾多追隨者，後來又定都在這裡，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納粹黨成員在慕尼黑市人口中所佔比例還不到1%（在博根豪森區只有0.64%）。另外，儘管納粹黨成員社會背景廣泛多樣，但其中大多數人來自中下階層和工人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並不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
相比之下，布魯克曼則是慕尼黑市的一位重量級社會文化大佬，居住在卡羅琳廣場一座富麗堂皇的大廈裡。這座優雅的新古典式豪宅由卡爾·馮·費捨爾於1809年設計建造。布魯克曼經營著由他父親創立的F.布魯克曼藝術出版公司。他父親把19世紀一些著名建築師、藝術家招至門下（其中包括戈特弗裡德·森佩爾、威廉·馮·考爾巴赫），請他們著書立說，從而使自己的藝術出版公司名聲大震。1899年，雨果·布魯克曼為了傳揚他那一代人正在形成的思想觀念，出版了《十九世紀的思想基礎》一書，轟動一時。這是一本論述雅利安文化的反猶太主義專著，很有影響，作者是休斯頓·張伯倫。後來此書被德國納粹黨奉為思想聖經。布魯克曼的妻子愛爾莎原是羅馬尼亞康塔屈澤娜公主，在德國舉辦一個著名的文學沙龍，而張伯倫則是出入這一文學沙龍的一名貴客。20世紀20年代初期，布魯克曼夫婦熱情支持希特勒的事業。正是在他們的家中，希特勒被引見給慕尼黑市的一些文化名流，其中包括建築師保羅·特魯斯特。後來希特勒委託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納粹黨第一批大型建築。通過布魯克曼夫婦，希特勒進入了很有影響的新社交圈子。當他尋機接觸慕尼黑市最有威望的名人權貴時，他再次利用了布魯克曼這位出版商的社交資本。雖說布魯克曼屬於慕尼黑的社會精英，但是同希特勒打交道的人則提醒一些觀察者注意慕尼黑的犯罪率較高的底層社會。1929年9月，正當希特勒向有關當局遞交租房申請時，一則在國際新聞界流播的傳聞將他的名字同一夥一直使德國北部城鎮恐怖不安的“投擲炸彈的人”聯繫在了一起。布魯克曼的支持無疑具有定心丸的作用，但是公寓大樓裡的其他租戶，包括一名律師、一位工廠經理的遺孀和一位政府高級官員，肯定會以驚恐不安的神色打量希特勒這位新來的租戶。
1929年10月1日，希特勒進住新公寓，佔用整個第三層的所有房間。這幢公寓大樓共有五層，氣勢雄偉，由慕尼黑建築師弗朗茨·波普於1907-1908年設計建造。新公寓面積約4300平方英尺，包括一個寬敞的門廳、九個房間、兩個女傭房間、兩個洗手間、一個廚房（見圖1、2）。進入公寓要爬上一段造型優雅的樓梯，或者使用電梯。靠近廚房的地方另有一個樓梯井通向地下室（洗衣房就在這裡），還通向後面的庭院。所有的房間佈局分為兩個相連的翼部，同這幢街角大樓的臨街正面緊密相接。儘管希特勒向稅務局屢次聲言納稅的難處，他仍然能夠通過自己的收入或接收的禮物支付每年高達4176德國馬克的房租，這大約相當於一名熟練金工工人一年薪金的兩倍。除了這筆租房費用以外，還要花錢裝飾房屋，置辦傢俱，支付管理人員工資。與傢俱一應俱全的瓦氏小木屋不同，新租用的攝政王廣場的公寓室內空無一物，希特勒僅有的那幾件傢俱根本無法裝滿公寓內寬敞的空間。因此他又向愛爾莎·布魯克曼求助，設法使公寓成為可以入住的地方。她欣然同意接手這項任務，因為布魯克曼夫婦原本就非常喜愛室內設計。1897年，雨果·布魯克曼同藝術批評家尤利烏斯·梅耶-格拉夫共同創辦了一個新期刊《裝飾藝術》，致力於傳播將藝術與生活融為一體的審美環境理念。布魯克曼夫婦自己的家就體現出這一藝術精神，優雅高大的房間裡到處可見琳琅滿目的繪畫、傢俱、雕塑、花瓶與各種圖書，為沙龍裡的文學藝術討論提供了一個理想環境。愛爾莎在發表於20世紀3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希特勒第一次看到他們的家就有一種茅塞頓開、見識大長之感。
在愛爾莎·布魯克曼為希特勒公寓購買的傢俱中，有一些購於猶太人經營的皇家巴伐利亞傢俱廠（M.巴林傢俱廠）。這家著名的慕尼黑公司由櫥櫃生產商莫裡茨·巴林於19世紀創立，承接歐洲皇室的傢俱訂單，同時也為豪華旅館、別墅、商行和遠洋客輪提供各式傢俱。這家公司在20世紀同一些藝術家開展合作，其中包括布魯諾·保羅和保羅·特魯斯特。這兩位藝術家均讚賞新古典風格，希特勒也對這種藝術風格青睞有加。然而，希特勒對一家猶太人公司的惠顧並不符合納粹黨抵制猶太人商行的一貫立場。這也許是因為公司老闆的妻子、曾經當過護士的貝拉·巴林女士在搶救赫爾曼·戈林的過程中發揮過作用。1923年11月9日，戈林這位納粹高官在“啤酒館暴動”事件發生時，在巴林夫婦家附近被警察開槍擊傷。但是1933年以後針對猶太人商行採取的限制措施致使公司客戶喪失殆盡，銀行信貸遭到凍結，巴林傢俱公司被徵用，並按著雅利安文化標準加以改造。1938年11月10日“水晶之夜”當晚，羅伯特·巴林同其兄弟一起被關進集中營，遭遇當時德國數千猶太人的相同厄運。後來由於戈林出面干預，他和他的兄弟們立即從達豪集中營[2]裡被釋放出來。1942年，當他們一家人面臨著被驅逐到死亡集中營的危險時，由於戈林的幫助他們很快獲得了移民簽證。近年來在納粹收藏品拍賣會上，巴林公司為希特勒製作的傢俱拍賣價格一直居高不下。
希特勒搬遷入住博根豪森區豪華公寓象徵著希特勒受到慕尼黑市上層社會的尊重，但同時也招致一些政治風險。雖然納粹黨在1928年放棄了對工人階級選票的重視立場，但他們仍然將希特勒塑造為人民的領袖。但是接連兩次搬遷入住高檔公寓改變了上述政治形象。一次是搬遷至德國名流富翁經常光顧的阿爾卑斯山度假區，另一次是搬遷至慕尼黑市的富人區。擔心同工人階級疏遠也許是希特勒的姐姐簽約租用瓦氏小木屋的另外一個原因。希特勒搬遷入住攝政王廣場豪華公寓的消息不脛而走，左翼自由報紙《柏林人民報》立即刊文揭露希特勒的虛偽行徑。該報以嘲諷的筆調報道說，為了更好地服務於人民大眾意志，希特勒已經搬進“慕尼黑市最具封建特色小區”的豪華公寓裡。該報指出，希特勒入住的公寓裡有一名貼身男僕和兩條同一品種的狗，這兩條狗頗似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當年的愛犬。該報意在暗示希特勒正在刻意模仿舊貴族階層。《紐約時報》也跟風報道說，希特勒奢侈的新生活方式體現了對德國富有的實業家當中“未來德國法西斯黨人”的“物質與道義”上的支持。
圖1 慕尼黑攝政王廣場16號，1907-1908年由弗朗茨·波普設計建造。照片中展示的是其今日風貌。希特勒的寓所曾佔據了第三層。
圖2 慕尼黑攝政王廣場16號希特勒公寓樓層平面圖。此圖標明時間為1935年1月，即在特魯斯特工作室對其進行改造修繕前夕。右面是公寓大樓截面圖及其總設計圖，表明公寓大樓拐角部分跨占攝政王廣場和格瑞爾帕扎大街兩個地段。
兩年後使希特勒租用的新公寓處於新聞界嚴密注視之下的原因不是其經濟狀況，而是其公寓裡的私生活，因為他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希特勒同父異母姐姐安吉拉的大女兒）被人發現死於開槍自殺。這位年輕女子的自殺內幕撲朔迷離，引發外界對於希特勒道貌岸然的資產階級外衣掩蓋下反常生活狀態的猜想。1931年9月19日上午，當警察奉命趕到出事公寓時，勞巴爾已死多時，而且公寓工作人員對這起自殺案的描述大有事先演練的嫌疑。當時希特勒本人沒有在場，前一天晚上是在競選旅途中度過的。公寓工作人員稱希特勒在前一天下午就已離開了公寓，勞巴爾顯得躁動不安，把自己反鎖在臥室裡。第二天上午她既沒有現身，也沒有對敲門做出任何反應，於是警方破門而入，發現她臉朝下躺在地上，胸部中彈而亡。那支原本屬於她舅舅的手槍就放在她身邊。現場沒有發現自殺遺言，桌子上放著一封剛寫到一半要郵給維也納一位朋友的信，信中提到她將前往維也納。工作人員稱無法解釋這位年輕女子自殺的動機。納粹公關人員後來發表一份聲明說，勞巴爾原本一心想當歌星，她之所以自殺是因為對於即將舉行的一場演出深感焦慮（那將是她第一次公開演出）。幾乎沒有記者相信納粹官方的這個說辭。
沒過幾天，有關這起自殺案的報道便刊登在德國各地的報刊上，使希特勒擔心自己的政治生涯會因此受到損害。有幾篇報道對自殺身亡的這位23歲年輕女子生前同其42歲舅舅之間的關係提出了質疑。左翼自由週刊《雷根斯堡回聲》認為，已經很久沒有人相信這僅僅是一種親屬關係。希特勒曾經在公開場合讓他這位漂亮的外甥女頻頻亮相，帶她去劇院看戲，參加各種政治活動。文章認為，即使是最奴顏婢膝的納粹黨人也會躲在這位過於招搖的舅舅背後偷偷地笑出聲來。但是隨著希特勒在政治仕途上吉星高照，平步青雲，他一再推遲同這位年輕女子的關係合法化，而後者希望成為他的妻子。她發現自己只不過充當希特勒的護士或女傭的角色，在希特勒精神崩潰日益頻發之後，悉心地照料他。各種苛刻要求使她筋疲力盡，不負責任的舅舅又使她感到失望，最後她走上了不歸之路。由此這家新聞週刊圍繞著勞巴爾自殺案創作了這一報道，使希特勒顯得荒唐可笑，有失檢點，又軟弱無能。
同其他報刊一樣，《雷根斯堡回聲》週刊也報道說，勞巴爾曾經居住在同舅舅相鄰的一套公寓裡，也是在同一樓層。這一信息透露給新聞界，目的似乎是為了掩蓋外甥女和舅舅同住一室的事實。1929年秋季勞巴爾剛剛搬進公寓時，他把她登記為蒂爾施大街前房東恩斯特和馬利亞·賴歇特的轉租承租人。賴歇特夫婦同希特勒一起搬進了新公寓，馬利亞擔當公寓管家。做出這樣的安排無疑旨在使外界看來21歲的外甥女沒有同其單身漢舅舅住在同一間公寓裡。事實上也確實只有很少的公眾知道希特勒同其外甥女住在一處。
早在納粹勢力上台執掌大權之前就對其進行了無情抨擊的社會民主黨報《慕尼黑郵報》力圖揭穿希特勒私生活體面正派的謊言。同年9月21日，該報刊登一篇題為《神秘事件：希特勒外甥女自殺案》的文章。據該文報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希特勒離開攝政王廣場公寓之前，他和外甥女“又發生一次激烈爭吵”。原因是：“生性活潑開朗的格莉是一名音樂專業學生，想去維也納。她打算訂婚，但是希特勒對此事堅決反對。”該報還報道了有關格莉遺體令人不安的一些細節，比如鼻樑骨被打碎，身上有受傷的痕跡。該報因此意在暗示，格莉是被她妒火中燒的舅舅打死，甚至直接殺死的，迫使慕尼黑警方重新對這起死亡案件展開調查。
希特勒迅速採取行動以遏制住可能對他造成的傷害。他的律師揚言，如果《慕尼黑郵報》不刊登一份撤回有關報道的聲明，當以誹謗罪提起訴訟。於是該報第二天被迫發表一份希特勒否定有關指控的聲明。希特勒在聲明中寫道，他沒有同外甥女發生過激烈爭吵，他並未反對外甥女去維也納發展，格莉並未想訂婚，他對訂婚也沒有任何反對意見。那份聲明振振有詞，對《慕尼黑郵報》提出的指控逐一進行了反駁。
十天之後，具有反法西斯立場的柏林報紙《號角報》再次發出性暴力的指控。在《希特勒情人自殺：作為納粹領導人的單身漢和同性戀》這一標題下面，該報還刊印了一幅漫畫，畫面上一名肥胖的納粹衝鋒隊員——看上去很像衝鋒隊隊長恩斯特·羅姆——揮舞皮鞭，站在一位俯臥在地上、雙臂護頭的婦女身旁。文章引用柏林《新週一報》上的一篇報道指出，納粹黨圈內人士已經知道勞巴爾長期以來一直是希特勒的情人，她因為絕望厭世而自殺身亡。“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已經發展到令那位年輕女子無法容忍的程度。”這種措辭委婉的說法暗示出最令人髮指的性變態行為。接下來文章又拋出一顆重磅炸彈：勞巴爾並非希特勒的第一位女性受害者。該報報道說，早在1928年，有位貝希特斯加登的年輕女子也因希特勒自殺身亡。文章在報道這起自殺案實況方面有失實之處。文章中匿名的那位女子名叫米米·賴特爾，在被希特勒始亂終棄之後企圖上吊自殺。她同希特勒開始那段風流韻事之時只有16歲。《號角報》因此暗示，希特勒的女性戀人們親身經歷了可怕又可恥的人生遭遇後才會被迫自殺。文章接下來又進一步披露納粹領導層的反常行為，提醒讀者注意《慕尼黑郵報》在前一年夏季已經揭露過衝鋒隊隊長羅姆的同性戀傾向。文章發出這樣的疑問：當納粹黨的領導人喜歡希特勒青年團中的年輕小伙子陪伴左右，或者迫使女人自殺身亡之時，希特勒開口大談家庭的神聖性又有什麼價值呢？文章進而推斷道，納粹黨內的單身漢及同性戀者非但不能保護家庭，反而會對其進行掠奪。
榮·羅森鮑姆在調查勞巴爾自殺案時寫道：“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格莉·勞巴爾之死的宣傳報道多麼廣泛，多麼公開，多麼醜陋，該當天誅地滅——不僅僅在慕尼黑是這種情況。似乎她的死突然之間使以前沒有言說的、關於希特勒的最為惡毒的竊竊私語合理合法地得到宣洩言說，體現出他的對手們的一種信念，甚至是願望，那就是希特勒無論私下裡還是在政壇上，都是一個變態的魔鬼。這種信念和願望已經遠播到德國境外。”當時擔任納粹黨律師的漢斯·法郎克表示，希特勒對於潑向他的“可怕髒水”深感痛苦，並發誓永世不忘。1933年希特勒上台執掌大權時，他終於履行了這一諾言，命手下的衝鋒隊暴徒襲擊有關報社和文章作者。在醜聞暴露、流言蜚語到處傳播之後不久，那些攻擊對手們的私生活時毫不手軟的納粹黨成員立刻意識到需要嚴加控制有關希特勒私生活的新聞報道。
1932年3月，在勞巴爾死後六個月，希特勒的攝影師兼公關官員海因裡希·霍夫曼出版了一本書，名叫《不為人知的希特勒》。該書揭示並讚頌了私下裡的希特勒形象（見圖3）。這本書標誌著一種深刻轉變的開始——通過圖片、文字和建築——將希特勒的私人生活空間從傳言中的性變態和道德墮落之所變成了廣大公眾心目中的希特勒人道與榮耀的可靠保證之地。新聞記者曾經利用希特勒私生活中的流血事件來解釋其政治活動中的暴力行為，而在納粹黨公關官員那裡，希特勒的家庭生活是反映其領袖內在文明教養的一面鏡子，映照出一位溫文爾雅的私家生活裡的男人形象，抹去了他在公共演講和行動中所表現出的兇猛鋒芒。該書是一部對希特勒政治生涯絕妙有效的粉飾的作品。然而，只要看一看為了樹立希特勒這一私人生活新形象以及在以後的年月裡維護這一新形象方面所做的努力，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過程從未徹底結束。而在勞巴爾死後針對希特勒私生活不檢點的種種懷疑猛然爆發出來，說明單身漢希特勒的非典型私人生活仍然難以逃避有關責問。
圖3 海因裡希·霍夫曼攝影集《不為人知的希特勒》（柏林：現代史出版社，1932）封面。
在對於自己的私人生活環境似乎毫不關心的情況下度過大部分成人生活時光之後，希特勒於20世紀30年代對自己的私家建築空間以及這些空間環境如何反映出自己的身份個性變得敏感起來。本書的關注重點將放在希特勒私邸家居上，但是希特勒的上述思想轉變必須從舊總理府談起，因為正是在那裡，他同後來成為他忠實的室內裝飾專家的戈爾迪·特魯斯特女士進行了首次密切合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但是他拒絕搬進位於柏林威廉大街77號的總理官邸。他圍繞這座18世紀的舊皇宮環視一遍之後認為，此地破敗寒酸，不適合元首居住。1934年在修繕舊皇宮的過程中，納粹黨人正在扼殺德國的民主運動，而希特勒在總理府的室內世界卻裝飾得更加精緻優雅，以其精美陶瓷花瓶和柔軟的波斯地毯等器物用品否定、對抗著門外的殘酷現實。
【註釋】
[1] 貝希特斯加登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東南部的阿爾卑斯山腳下，距奧地利薩爾茨堡20公里。——譯者注
[2] 位於德國達豪小鎮，距慕尼黑市20公里，是納粹德國修建的第一座集中營。——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