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多年的時間裡，新聞記者兼小說家威廉·喬治·菲茨傑拉德足跡踏遍世界，每到一國便揮筆書寫報道那裡的政治事件和那裡的人民。從秘魯高原修建新公路，到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的武裝力量，到日本對海外市場日益產生的影響，菲茨傑拉德的關注興趣和評論範圍似乎海闊天空，毫無限制。菲茨傑拉德使用假名艾格納修斯·裴瑞發表了許多被認為是內容充實、見解深刻的第一手記述文章，為他贏得了政治觀點各不相同的編輯和讀者們的信任。時至今日，使他史上留名的是他前往貝格霍夫別墅，訪問「私友」阿道夫·希特勒時所寫的一系列熱情洋溢的文章。從1936年到1938年，菲茨傑拉德把他所寫的希特勒採訪報道賣給了至少七家國內外報刊：《鄉村生活》（1936年）、《當代歷史》（1936年）、《家園月刊》（1936年）、《星期六評論》（1936年）、《溫莎雜誌》（1936年）、《美國犬捨雜誌》（1937年）、《家居與園藝》（1938年）。這些報道也廣泛刊登在澳大利亞報紙上。無論是在英國裡茨閱讀《家居與園藝》，在美國波士頓閱讀《當代歷史》，在加拿大溫尼伯閱讀《家園月刊》，還是在澳大利亞悉尼閱讀《週日畫刊》，全球英語讀者都被菲茨傑拉德私訪希特勒報道文章的細節深深吸引住了。他稱希特勒為「瓦氏小木屋鄉紳」。
以菲茨傑拉德的國際閱歷與好奇心而論，乍看上去似乎他不可能成為阿道夫·希特勒的擁護者。菲茨傑拉德可以滿懷激情與同情為被壓迫者奮筆疾書。在1919年所寫的一篇題為《美國種族仇恨》的文章裡，他譴責在美國對非洲裔美國人實施私刑，記錄了加害於無辜受害者身上令人髮指的殘暴罪行。他還報道了非洲裔美國犯人所受到的虐待，對黑人選舉權的壓制以及種族界限模糊不清等事實。大約15年以後，他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人們對於繼續實行奴隸制的關注，描述了在市場上拍賣婦女兒童和男人的場景。他認為正是對奴隸勞動的需求——「家庭的需求，農業的需求，工業的需求」——以及從販人勾當中所獲的利潤使奴隸制繼續存在。他還批評殖民大國只盯著自己的經濟利益，對國內外這些事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而如果再仔細一看就會發現，菲茨傑拉德的全球經歷反倒使他更加相信高度分化的人類格局。1873年，菲茨傑拉德出生在倫敦的一個愛爾蘭移民家庭。最小的弟弟戴斯蒙德是一位詩人和革命者，參加了1916年都柏林復活節起義，被英國當局監禁。戴斯蒙德後來在愛爾蘭自由國家政府中嶄露頭角，最終當上了國防部部長。毫無疑問，他的哥哥威廉發現這一層關係對他有機會私訪希特勒很有幫助。1923年，隨著愛爾蘭自由國家的建立，菲茨傑拉德出版了一部文集，《愛爾蘭之聲：種族與國家全方位考察報告》。儘管書中的撰稿人陣容強大，其中包括都柏林猶太人領袖人物大拉比，菲茨傑拉德在副標題中明確表示愛爾蘭不是一個多種族國家。這種排外心態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明顯反映。菲茨傑拉德聲稱，擁有種族與領土主權完整性的國家在全世界最有競爭力。例如，他認為日本之所以在外貿方面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是「抱成一團的民族……按照伯克的國家定義，他們是真正的一家人。他們在這種特殊競爭當中所具備的競爭力勝過西方任何一種政體」。在1933年出版的《美國會長久嗎？》一書中，他認為美國永遠不可能「在穩定持久的基礎上」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因為它缺乏古老國度的那種統一，「那種由清一色種族和有限的疆域構成的名副其實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對菲茨傑拉德而言，國家的強大不僅取決於種族的純正單一，而且還取決於種族類型。第二年，他在論述利比亞的那篇令人憤恨的文章中認為，「黑人國家」這一說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毫無意義。希特勒關於德國自主自決的言辭一定同菲茨傑拉德有關國家與種族的理念產生過共鳴。
再者，菲茨傑拉德的觀點具有強烈的反民主傾向。正如那一時期的許多人一樣，他希望出現一個「期盼已久的領袖」。他在1933年出版的那本論述美國的專著中寫道：「從銀行家到黑幫成員的所有社會階層都非常清楚，民主體制已經垮台，只有強硬的掌權者才能使美國擺脫腐朽和衰亡。」在南美洲漫遊時，菲茨傑拉德自稱感覺到對於政治強人秘魯總統奧古斯都·列圭亞，「在欽佩之中彷彿還帶有一些崇敬之情」。他認為列圭亞之所以成功地使自己的國家實現現代化，原因在於他堅持整頓「政治秩序」。但是菲茨傑拉德卻未提到實現政治自由所付出的代價。20世紀30年代中期，當菲茨傑拉德開始評述希特勒時，他似乎以同樣的視角評判希特勒。
1936年3月，德國萊茵蘭地區重新實行軍事化以及次年8月柏林奧運會，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德國及其領導人身上。菲茨傑拉德當年趁此機會發表多篇報道他私訪希特勒大山家園的文章。作者同希特勒之間的個人關係成為文章主要賣點：《同希特勒度假：私人朋友暢談私訪元首——極少私人偏見》，這就是1936年7月菲茨傑拉德發表在當期《當代歷史》雜誌上的文章大字標題內容。雜誌首頁的照片展現希特勒面帶微笑現身室外，穿著西裝，在大山環繞的背景中顯得放鬆自如。照片的配文寫道，「阿道夫·希特勒：不同的姿態」，一語概括文章寓意。當時萊茵蘭地區的事態早已引起國際社會對爆發另一場戰爭的憂慮。菲茨傑拉德將他的私訪日期安排在這一形勢出現數月之後。菲茨傑拉德仔細思考著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溫所說的那位有能力使歐洲擺脫恐怖陰影的獨裁者，與飛機一降落在上薩爾茨堡就急忙跑上前來接機的那個人究竟有何差異：「邁著我非常熟悉的同樣輕快的步伐向我跑來，面帶衷心歡迎的笑容，舉起一隻圓胖的手敬禮。這還是那個無所不能的獨裁者嗎？這簡直難以置信。」
看到他的主人沒有戴帽子就趕來了，「不易整理的『前額頭髮』披散開來」，菲茨傑拉德寫道，「希特勒好像是個園丁，穿著粗花呢舊外套，扣子系得很緊，對他來說這外套太短了。破舊的褲子也不合身。他手裡拄著一根從櫻桃樹上掰下來的彎樹枝」。菲茨傑拉德並不想說希特勒看上去像是一位手裡掌握著歐洲命運的獨裁者。他要使讀者確信希特勒的行為舉止也不像是一位獨裁者——至少在上薩爾茨堡他「僅有的唯一家園裡」不是。菲茨傑拉德在此表示，離開了崇敬的人群和首都的壓力，希特勒可以呈現出「不同的姿態」，展示出另外一個自我——瓦氏小木屋鄉紳。
在已經發表的一系列描述居家希特勒的文章中，菲茨傑拉德誘使讀者擺脫元首那高聲咆哮、救世主般的可怕冷酷形象，向他們展現平易近人、給人安慰的鄉紳形象，尤其針對英國及英聯邦讀者。根據菲茨傑拉德的說法，瓦氏小木屋「紳士」是一位「內向保守的人」，「一位非常謙遜，甚至是樸素卑微之人」。作為元首的「私交」友人，菲茨傑拉德聲稱他擁有必要的洞察力和近距離接觸的條件，向讀者介紹私下裡的另外一個希特勒。菲茨傑拉德往往根據不同刊物變更報道細節，以迎合讀者口味。他為《家居與園藝》雜誌撰寫的文章描述了元首的窗簾和招待客人的美食，而投向《當代歷史》雜誌的稿件則報道了希特勒在奧地利的那段人生歷練經歷。儘管存在一些細微變化，這些文章大體上運用相同素材，表現共同的主題，旨在改變希特勒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
首先是菲茨傑拉德對希特勒衣著的描寫。遠離了柏林政治和納粹黨群眾，大山深處適合平民著裝。如上所述，菲茨傑拉德把讀者注意力引向希特勒所穿的粗花呢舊外套，意在表明他是一位不修邊幅的單身漢，一位擁有土地的鄉紳。為了進一步強調與英國服裝的聯繫，菲茨傑拉德特意指出希特勒所穿的粗花呢套裝出自慕尼黑的一位「倫敦裁縫」之手。菲茨傑拉德還以輕鬆的語調提到希特勒身穿男士寬大運動褲徒步旅行一事。那是一種興起於20世紀20年代，由威爾士親王普及的運動馬褲。穿上這樣的服裝適合在山中開展各種活動。
據菲茨傑拉德透露，除休閒娛樂以外，希特勒還維持著一個小農場。菲茨傑拉德把希特勒在瓦氏小木屋四周買下的土地稱為「莊園」。他寫道：「精心飼養的牲畜在這裡幹點兒農活。領袖還種植一些小麥和苜蓿。他的櫻桃在整個奧德邊界地區都很有名。」住宅周圍，菲茨傑拉德注意到：「花園設計得非常簡單。不同高度的草地上種植了開花灌木、玫瑰和其他應季開花植物。我再補充一句，元首非常喜歡在家裡擺放切花。」他還親自過問園丁工作活動，「每天早晨9點鐘」向他們交代當天要干的工作。
菲茨傑拉德還告訴讀者，希特勒除了對種植和園藝感興趣以外還在莊園裡養狗。菲茨傑拉德在寫給《家居與園藝》雜誌的那篇文章中指出，「所有外來客人都被領去參觀主人的模範狗捨，他在那裡飼養了一些非常棒的阿爾薩斯狼狗」（見圖54）。文章還配發了一張照片，展現希特勒在草地上放鬆休息，旁邊還有一隻他養的「純種寵物」。希特勒並不狩獵，但菲茨傑拉德還是通過談論他的愛犬間接提及狩獵活動，其中有一隻愛犬（馬克）被誤認為是一隻尋回犬。這是一種英國貴族飼養的獵犬。菲茨傑拉德聲稱，希特勒「同獵人攀談的時候最開心不過了」。
有一篇特寫文章比較詳細地談到了希特勒的養狗活動和其中的犬種關係。這篇文章題為《希特勒說他的狗是真正的朋友》，1937年1月發表在《美國犬捨雜誌》上。這是一本養狗的人和喜歡狗的人廣泛閱讀的雜誌，經常刊登一些講述「大人物」及其愛犬的文章，將希特勒也列入像亞伯拉罕·林肯那樣令人敬畏的大人物中間。菲茨傑拉德在報道瓦氏小木屋的文章中特別強調希特勒對於德國牧羊犬犬種純度的高度重視。「從帝國各地，」菲茨傑拉德寫道，「阿爾薩斯狼狗的愛好者們把他們最好的品種作為珍貴禮物獻給希特勒。」但是希特勒還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買自己喜歡的狼狗。不然的話，瓦氏小木屋就可能變成雜種狗收容所，就像美國總統羅斯福主政時的白宮花園那樣：當年羅斯福總統在各大洋沿岸做政治訪問時別人送給他上百隻狗。羅斯福總統確實喜歡到處是寵物的白宮，那裡養著多種多樣的動物，既有純種狗又有雜種狗。但是此處這種對比卻有一種並不高明的指桑罵槐之嫌，暗指美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所暴露出的缺點。
圖54 艾格納修斯·裴瑞1938年11月發表在《家居與園藝》雜誌上的文章標題頁。
種植、飼養、園藝狩獵還有養狗，這些通常都是擁有土地的英國紳士們追求的閒情雅興。談論完積極活躍的生活之後，菲茨傑拉德還對比了一下擁有土地的紳士階層深深根植於田產之中的情懷和希特勒對其上薩爾茨堡莊園所擁有的深厚感情。那裡離他的故鄉奧地利很近。這位德國領導人從自己的山中住宅就可以深情眺望眼前的故鄉。對從事革命活動那段時日的回憶，對老朋友迪特裡希·埃卡特等人的回憶也把他同這裡緊緊聯繫在一起。菲茨傑拉德聲稱，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同這片土地有著夢牽魂繞般的情感聯繫，在那裡他可以找回真正的自我。「你熱愛這個地方嗎？」菲茨傑拉德問他，「我吃驚地望著這位『與平時不同的』人，晚餐過後他來到灑滿月光的露天陽台上和朋友們有說有笑。」希特勒回答道：「我在這裡很開心……在這灑滿陽光的高坡上我可以盡情呼吸，自由思考，可以真正地生活！一想到城鎮的喧鬧嘈雜就使我心裡發慌。還有令人乏味的官場生活，大驚小怪，戒備森嚴，有人歡呼，有人投擲鮮花，這一切也讓我不堪忍受。再說我感到這裡的老鄉們尊敬我。你看，我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知道我可以與他們同甘共苦。」
希特勒認為大山使他和「鄉親們」離得更近了，這一想法也融入了菲茨傑拉德把元首粉飾為鄉紳的宣傳手法當中。納粹宣傳把上薩爾茨堡想像成領袖與國家合而為一之地。菲茨傑拉德襲用了這一理念，但是將之換成了英語表達，使人想起鄉紳與佃戶。在刊登於《當代歷史》雜誌上的如下段落中，菲茨傑拉德描述了這位「鄉紳」出門拜訪村民時的情景：「元首面帶微笑輕輕敲了敲敞開的門，然後走了進去——也許恰逢吃飯時間——他繼而詢問嬰兒們吃什麼（他至少要看望四個家庭）。當然他一定要細說一下他食用的奶湯、桂皮米飯、土豆餅和其他食物的營養價值。」希特勒被描述為性情溫和、體貼別人、略微有點古怪的人。就這樣經菲茨傑拉德的手筆，希特勒變成了一位心地善良、慈悲為懷、體貼民眾的19世紀紳士原型。
這位鄉紳為他最小的村民準備了特殊的快樂禮物。在餐桌上他對菲茨傑拉德宣稱：「明天……我們要舉行一次兒童聚會。所以我們要去高原村莊邀請客人，然後再去貝希特斯加登把名單填滿。」第二天，「大約4點鐘，一大群他的小朋友就已經分散在高坡草地上了。希特勒非常興奮；從來沒有哪位中年單身漢這麼喜歡和小孩在一起」。也許為了突出兒童「露天遊樂場」有益身心健康，菲茨傑拉德在1938年發表於《家居與園藝》雜誌上的文章中寫道：「戈培爾夫人與戈林夫人身穿精美的巴伐利亞女裝，安排了舞蹈和民歌表演。」在發表於《鄉村生活》雜誌上的文章中，女監護人的責任落在了霍爾茨·克林剋夫人身上（來自婦女勞動戰線），她將陪伴一隊隊少年兒童向那位「鄉紳」致意。
菲茨傑拉德稱，希特勒同樣慷慨優雅地招待了成年人來賓。那些習慣於閱讀瞭解有錢人餐飲品位的《家居與園藝》雜誌的讀者們獲悉，希特勒雖然是位「終生食素者」，卻也是一位美食家，「慷慨地招待那些擁有大眾品位的客人」。元帥赫爾曼·戈林、維爾納·馮·布隆伯格、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將會在此聚會就餐。客人們將會品嚐到美味佳餚，有幸喝到由品酒專家馮·裡賓特洛甫精心挑選的優等葡萄酒和烈性酒。在露天陽台舉行的這次宴會上還要適當點燃雪茄。希特勒本人則既不吸煙也不喝酒。菲茨傑拉德在此又精心選擇了描寫內容。包含香酥炸鴨與葡萄酒燉鮭魚的菜單顯示出元首私家生活的高雅品位和精湛廚藝。招待客人的美味佳餚彷彿使人看到這位鄉紳提槍打獵，在自家莊園池塘河流邊垂釣的身影。烈性酒和雪茄又為瓦氏小木屋平添了一種奢華陽剛之韻，也許為了同描寫霍爾茨·克林剋夫人和兒童「露天遊樂場」段落形成剛柔互補的效果。
除了描寫希特勒餐桌上的精緻享受以外，菲茨傑拉德還重點突出了這位「鄉紳」的溫文爾雅形象，講述他的藝術品位和藝術才華。菲茨傑拉德把希特勒描繪為「他自己的裝飾專家、設計師、傢俱商、建築師」。他認為希特勒策劃主持了瓦氏小木屋最初的擴建工程，「與原來簡樸的木材線條保持和諧一致」。菲茨傑拉德非常欣賞希特勒「對18世紀德國傢俱和繪畫顯示出的精湛鑒賞水平」。菲茨傑拉德在希特勒的客房中看到了「元首自己畫的水彩畫。他在空閒時仍然揮毫作畫——主要是建築題材的畫作」。在參觀了希特勒的大量藏書以後（菲茨傑拉德估計為6000冊），菲茨傑拉德注意到「足有一半的藏書同歷史、繪畫、建築和音樂有關」。
上述這些希特勒日常活動和才能品位的多角度描述，在讀者心目中樹立起了文雅紳士形象，給瓦氏小木屋的客人又加深了這一印象：「希特勒特別喜歡與才華橫溢的外國人在一起，尤其是畫家、歌唱家和演奏家。」到了晚上室內響起了音樂之聲，希特勒的朋友，哈佛畢業的首席新聞官和朋友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坐下來滿懷熱情地（即使不是非常嫻熟地）為他的主人彈奏鋼琴。「漢夫施丹格爾先生為我們彈奏了優雅的莫扎特音樂，中間穿插著轟鳴震響的李斯特音樂。謝天謝地，最後一首狂想曲總算彈完了，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欣賞由導遊和獵人們用長笛和絃樂器在附近的櫻桃園裡為元首演奏的憂傷小夜曲了。」
但是在某些方面菲茨傑拉德特別注意把希特勒與有關田產鄉紳的一些不良聯想區分開來。他特別強調說，希特勒並不是繼承家庭遺產的受益人，而是一個白手起家、靠自我奮鬥獲得成功的人，經歷了「維也納那五年的困苦歲月」。瓦氏小木屋不是繼承的遺產，是他用《我的奮鬥》一書的稿費購買的私人財產：「這地方是我的，」他簡短說道，「是我用自己掙的錢修建的。」希特勒的住宅不是宏偉的莊園大宅，而是「溫暖舒適卻又低調的小木屋」，裡面「養了幾盆仙人掌植物」，還有幾隻「養在鍍金籠子裡的哈茨山金絲雀」，擺放了崇拜者們贈送的各種禮物——有傢俱、瓷器、銀器、地毯等——以單身漢那種笨拙的方式擺放在室內。菲茨傑拉德所寫的文章沒有一篇提到自1935年11月至1936年7月實施的住宅大規模擴建工程，還有最終建成的貝格霍夫別墅。1938年發表在《家居與園藝》的一篇文章寫道，希特勒「不斷地對那個地方進行擴建，增建了多間客房」。文中還配有一張室內新裝飾照片（希特勒書房），但是除此之外在這份及其他出版物上發表的所有照片和描述文字均同原有的瓦氏小木屋有關，展現的還是1935年至1936年實施改造之前的老樣子。
菲茨傑拉德重述他在希特勒住宅留宿一夜的經歷時並沒有忽略住宅裡的政治活動，但是他對這些活動設置了框架，使之符合他意欲打造的溫文爾雅的鄉紳形象。因此他寫道，希特勒離開家門時「天剛剛放亮，他身穿寬大的運動褲；尋回犬馬克，或者另外一隻訓練有素的阿爾薩斯狼狗布隆達慢慢地跟跑在他身後；這隻狗背負著一個小食物籃子，裡面裝著土豆三明治和水果，幾瓶礦泉水。而後在松林中，或是在十字架和神龕旁邊的小圓丘上，希特勒先生坐下來，仔細思考他的問題和演講詞」。政治活動就這樣被簡化成抽像概念，淹沒在令人分神的文字敘述中，使讀者的注意力從「問題和演講詞」的實質內容轉向野餐食物籃子裡裝的各種東西。菲茨傑拉德曾花費數十年的時間研究探討政治家和外交家們的所作所為，但是他在敘述瓦氏小木屋裡的所見所聞時那種分析頭腦卻全然不見了。他把戈培爾那樣的人描述成滑稽可笑的擅長講故事的人，把裡賓特洛甫描述成葡萄酒鑒賞家，把漢夫施丹格爾描述為鋼琴演奏者。在菲茨傑拉德的筆下，希特勒自稱所討厭的喧囂吵鬧、小題大做的政治場景均被拋到九霄雲外，既為了讀者也為了元首本人。二者在菲茨傑拉德的文字敘述中只欣賞山中美景和幽居的氛圍。
菲茨傑拉德通過精心策劃，運用手中生花妙筆使獨裁者搖身一變成為鄉紳，打造了一個頗具魅力、令人欣慰的正人君子形象，足以消除讀者心中的恐怖。雖然表面看上去令人欣慰，使人感動，但是菲茨傑拉德所寫的報道文章卻是漏洞百出，有些失實之處可以說是虛構的產物。由於想給他描繪的傳統畫面上增添一點現代韻味，菲茨傑拉德就在希特勒莊園上虛構了一個飛機起落跑道，聲稱元首利用它往返於柏林和上薩爾茨堡之間。希特勒喜歡阿爾薩斯狼狗（即德國牧羊犬），但是希特勒在這方面比較保守，並非菲茨傑拉德所言那樣像英國鄉紳一樣繁育或推廣阿爾薩斯狼狗。也許為了彰顯一下英德皇室迷人的魅力，菲茨傑拉德有時用英德兩國君主的名字給希特勒的狗重新命名，比如奧托、弗裡茨和維多利亞（實際上這些狼狗的真名是遠為遜色的馬克、沃爾夫和布隆達）。菲茨傑拉德對希特勒櫻桃園、小麥和苜蓿作物的描繪，也使希特勒看上去更像一位名副其實的鄉紳，而實際情況是那裡土壤貧瘠，海拔又高，難以滿足這樣的種植條件。菲茨傑拉德筆下描寫的希特勒拂曉時的徒步旅行，或者早晨同園丁們聊天的情景看上去那麼令人精神振作，實際上希特勒在山中的日子一般要到中午時分才剛剛開始，所以上述描寫情景不符合希特勒真實的生活習慣。以上只是藝術虛構、喧賓奪主的諸多實例當中的幾例而已。
有些更為明顯的漏洞卻讓人難以忽略。最為明顯的是（如前所述），瓦氏小木屋已經湮沒在1935年11月開始修建的貝格霍夫別墅之中。到菲茨傑拉德的有關報道文章發表時，他以滿懷深情的筆觸描寫的那個地方已經不復存在。再者，上薩爾茨堡山上的大規模防禦工事，以及強迫當地居民外遷等措施意味著幾乎沒有留下什麼鄰居可供那位「鄉紳」拜訪。讓希特勒離開戒備森嚴的庭園去敲鄰居家房門，然後大講奶湯的營養價值，這在1936年幾乎行不通。另外，漢夫施丹格爾同希特勒關係本不親密，終於在1934年秋季失寵，此後從未在瓦氏小木屋中或其他任何地方見過希特勒。到1938年《家居與園藝》當期雜誌出刊，讀者從中瞭解到漢夫施丹格爾在上薩爾茨堡山上彈奏元首喜歡的鋼琴小夜曲時，實際上漢夫施丹格爾當時正生活在英國，他早在一年前就已經逃離德國。漢夫施丹格爾失寵一事，在菲茨傑拉德於1936年發表私訪希特勒報道文章之前德國境外已經廣為人知。而且在他遭到蓄意刺殺威脅之後，各大報刊於1937年報道了他在英國的流亡生活。換句話說，儘管有些情況廣為人知，菲茨傑拉德還是堅持虛構年代更為久遠、更加迷人的故事，就像超越時間的不朽神話故事一樣。在所有與事實不符的報道素材中，最為惡劣的是菲茨傑拉德在《當代歷史》雜誌上聲稱他於1936年春季造訪過瓦氏小木屋。而實際情況是，當時那裡早已成為完全無法入住的建築工地，希特勒本人也不居住在那裡。總而言之，菲茨傑拉德不可能像他自己聲稱的那樣在當時的上薩爾茨堡拜見過希特勒，或者曾是希特勒留宿的客人。
再往深挖掘真相我們就會發現，許多報道敘述細節是從別處抄來的（有時一字不差）。菲茨傑拉德記述過一件逸事，他說是希特勒於1936年在瓦氏小木屋用餐時講過此事，基本內容同當天較早時候發生的一件事有關。實際上菲茨傑拉德的報道素材取自1934年發表在《時代》雜誌上的兩篇文章。他對希特勒慕尼黑公寓（自稱登門拜訪過）的簡短描繪，其基本素材取自1935年發表在《每日電訊報》上的一篇文章。但是最令人深感不安的擅自挪用內容取自霍夫曼拍攝的希特勒宣傳影集，尤其是1935年的《大山深處的希特勒》。雖然這些圖書針對的是德國讀者，但在國外也有知名度。《大山深處的希特勒》甚至還受到《觀察家》報的好評。該報認為這本書「展現了這位納粹領導人的樸素鄉紳形象」。也許就是這句評論給了菲茨傑拉德提筆撰文的靈感。
菲茨傑拉德把霍夫曼攝影集當作挖趣聞逸事的豐富礦藏，從中獲取一些細節，或者是一些被提到的基本素材，經過擴展充實，寫成一篇篇報道文章。這樣一來，如果把霍夫曼的書同菲茨傑拉德的報道文章放在一起翻看閱讀，就會在讀者心中產生一種奇異的回聲反射效應，影集中的照片人物場景屢屢再現於菲茨傑拉德的報道文章中。例如，霍夫曼在《大山深處的希特勒》影集中收入了這樣一張照片：照片中一位小女孩（大約6歲）站在已落座的希特勒身邊（見圖50）。希特勒一隻手裡握著筆，另一隻手裡拿著一張卡片。不知是小女孩要從希特勒手中取過這張卡片，還是正在把卡片送到希特勒手中。照片配文這樣寫道：「又見真情：請給我簽名吧！」不妨把這張照片同菲茨傑拉德記述的在瓦氏小木屋裡舉辦過的兒童聚會（他自稱也參加過）做一下比較。他首先描述在柏林看到工作時的希特勒顯得如何憂鬱不安，轉而寫道：
可是在這裡，在他的山中鷹巢裡，希特勒完全變了個人，氣定神閒，他可以開心大笑，一把抱起一個小孩子讓她看一看小型機場上發生的所有開心的事情。有時一位6歲或8歲的鄉村女孩鼓起勇氣悄悄靠近他，細聲細語地說道：「請給我簽個名吧，我的元首。」只見金筆一揮，希特勒的名字片刻之間就草寫出來，連筆跡專家也難以辨認。他們說他的親筆簽名在帝國各地可值10個德國馬克。用寫有」A.希特勒」的親筆簽名紙片已經建成了許多孤兒院和醫院，從這裡一直建到遠遠的東普魯士。
讀者會覺得菲茨傑拉德目睹了希特勒和小女孩的整個交流過程，並在此見證希特勒的善良。我們的敘述者繼續無中生有，把希特勒潦草的親筆簽名變成了一大批慈善機構。因此同菲茨傑拉德相比，即使是納粹宣傳行家也自歎不如。
菲茨傑拉德幾乎全部採用霍夫曼1935年出版的攝影集照片為自己所寫的希特勒主題報道文章提供實例說明。當時運用霍夫曼拍攝的照片對於新聞記者來說並不罕見，因為他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為元首拍照，但是《鄉村生活》和《家居與園藝》雜誌卻認為影片的拍攝者是菲茨傑拉德，使他作為親密觀察者的身份更加可信。菲茨傑拉德有時以誤導的方式更改原有的照片說明文字，以配合支持自己的敘述報道。例如，為說明這位紳士同當地村民們關係融洽，菲茨傑拉德動用了一張被確認是霍夫曼拍攝的表現希特勒向卡爾·裡格曼將軍問好的照片（後者當時正在訪問上薩爾茨堡）。菲茨傑拉德把文字說明改為：「鄰居們：希特勒說『你好』」。菲茨傑拉德作為一個敘述報道者表現得如此不可靠，使人想起《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對他那本1933年出版的《美國能長久嗎？》一書所做的評論：「裴瑞先生隨心所欲地對待姓名、引言和日期。」
考慮到上述報道文章中大量存在著虛構之處，菲茨傑拉德在其訪問上薩爾茨堡的專題報道中出現的失實剽竊之處情節如此嚴重，使人不能不認真考慮其報道真實性的問題。小說家出身的菲茨傑拉德難道從未做客瓦氏小木屋拜訪希特勒？難道整個敘述報道都是精心編造的虛假之詞嗎？愛爾蘭前首相加勒特·菲茨傑拉德在回憶他的伯父威廉·喬治時說道：「他在晚年生活中是一名病殘者，一直生活在倫敦直至1942去世。」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也許菲茨傑拉德身體很好，可以前往德國去旅遊；也許他在倫敦的病榻上編造出同希特勒在鄉間度假的故事。不管是哪種情況，菲茨傑拉德從多處剽竊素材（包括納粹宣傳），將它們寫進報道文章裡，冒充自己的親身經歷，然後由重要出版物的編輯們將這些謊言當作嚴肅新聞傳播給成千上萬的讀者。
這麼多有名望的報刊為何沒有從中看出蛛絲馬跡呢？即使編輯們沒有看出其中的失實剽竊之處，有些吹捧希特勒的荒誕奇聞逸事也應該為人們敲響警鐘。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納粹政權令人髮指的暴行已廣為人知，很難相信上述報刊編輯們沒有注意到菲茨傑拉德筆下的粉飾之詞。《當代歷史》那篇文章的副標題承認報道有「個人偏見」，卻把它歸因於作者同希特勒之間的友誼。菲茨傑拉德30年的記者生涯也許可減輕人們對其報道觀點和真實性的懷疑。如前所述，他的政治報道常常以其見解深刻而廣受推崇。但是他的聲譽也並非毫無漏洞。據加勒特·菲茨傑拉德披露，他的伯父「編輯過《大千世界》雜誌。這本雜誌本應僅僅發表內容真實的遊記，卻辜負了讀者的信任，刊登了一篇這樣的報道：一個勇敢的探險者騎在海豚背上橫跨太平洋。結果《笨拙》雜誌為此刊發了一幅漫畫，畫的是我伯父乘坐木筏子遭遇了海難，忽然看到在遠處有一隻小船，並大聲疾呼：『大甩賣！大甩賣！』」
有些情況下，這與為菲茨傑拉德刊發報道文章的編輯本身的政治觀點也有一定的關係。例如，在極為保守的休斯頓女士領導下的《星期六評論》變成了極右勢力的宣傳喉舌，支持法西斯勢力。菲茨傑拉德所寫的親希特勒報道的準確性不可能受到一本聲稱英國需要獨裁者的雜誌的質疑。但並非所有刊發菲茨傑拉德文章的編輯們都和他持有相同政治觀點。也許最重要的是，菲茨傑拉德的最大賣點就是他可以作為局內人直接窺視「使歐洲上空佈滿恐怖烏雲」的那位獨裁者的私家生活；他讓德國以外的人們既感到恐怖，又分外著迷。即使編輯們心存疑惑，他們也會置之不理，急著刊發菲茨傑拉德的「搶先報道」。
我們要問：為什麼英語讀者會對菲茨傑拉德有關「瓦氏小木屋鄉紳」的報道那麼感興趣？毫無疑問，許多讀者急於想得到菲茨傑拉德提供的安慰，即希望山上的那位看似寧靜淡泊的希特勒能夠控制帝國總理府的那位好戰元首。德國國內外人士均抱有這種希望。再者，不少外國讀者同情希特勒，一定非常滿意他們的正面觀點得到菲茨傑拉德所描繪的希特勒形象的佐證。1936年，菲茨傑拉德大部分報道得到發表，這一年標誌著希特勒的聲望在英國如日中天。但是從整體上看，在德國讀者和其他讀者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有政治文化的差異，也有歷史方面的差異。納粹宣傳機構或者利用國內原有的神話，或者打造新的神話，以便通過在希特勒和大山之間建立強有力的聯繫來影響德國讀者。但是有關沉睡的巴巴羅薩帝王的神話，或者有關元首與民眾情同手足的神話，對於全世界廣大讀者沒有多少吸引力。那麼，為什麼我們的裡茨讀者、波士頓讀者、溫尼伯讀者或悉尼讀者會有興趣聆聽菲茨傑拉德同希特勒共同度假的美談呢？
菲茨傑拉德之所以能成功地把自己的報道文章推銷出去，部分原因在於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名人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隨著廣播、錄音以及電影新技術的問世，演藝人員和政治家們走進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名人既高於生活，又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創造出一個渴望瞭解這些親密陌生人生活的巨大市場。20世紀30年代中期，希特勒也許是使歐洲上空佈滿陰雲的獨裁者，同時也是一位名人。那些包括萊妮·瑞芬斯塔爾在內為他打造形象的人士巧妙利用了名人文化這部機器提高了他們這位「明星」的知名度和曝光率。
英語大眾對希特勒的私生活很感興趣。1936年2月，希特勒的姐姐安吉拉·勞巴爾再婚，一時成為《每日快報》頭版新聞。這篇閒話報道把婚禮細節和蜜月細節和盤托出，並且寫道：「希特勒先生失去了這位姐姐……她多年來在阿爾卑斯山隱居之地的瓦氏小木屋裡，給他既當媽媽又當老闆，為他做飯，為他織補襪子。他失去的姐姐嫁給了大高個黑皮膚、相貌英俊的德累斯頓市教授馬丁·哈米茨……瓦氏小木屋今天空蕩蕩的。這位獨裁者的愛犬布隆達將在那裡迎接他，布隆達是只阿爾薩斯牧羊犬。」其他報道總想把這位單身漢同其他極富魅力的女人扯在一起，即使她們是有夫之婦。例如，報業聯合會駐倫敦記者以讚賞的筆調寫了一篇文章，講述漂亮的戈培爾夫人同那位「堅定的單身漢」希特勒之間那種相互信任的親密關係。
對於名人住宅的好奇心左右著廣大公眾的興趣，使他們一心要透過名聲的外表看一看其中的「真實」為人。自19世紀以來，歐美中產階級就把家庭環境視為展現真正自我的場所。好萊塢影迷報刊閒話欄目總是大談特談名人們在家裡的所作所為——「吃什麼，美容秘訣是什麼，養什麼寵物，開什麼車，穿什麼服裝」。報道電影明星豪宅的文章常常把建築與室內裝飾細節同他們的性格融為一體，使讀者們極為興奮，他們自以為同演員的關係從此更加親密。除了影迷雜誌和閒談欄目以外，主流媒體也對報道名人豪宅趨之若鶩。20世紀30年代《建築文摘》定期刊發專題報道，向讀者介紹好萊塢影星和導演的豪宅。
刊發名人豪宅照片既應和也促進了廣大公眾通過影像資料瞭解名人私生活的願望。在德國，這樣的照片已成為自1932年就開始的擴大希特勒影響力政治宣傳的一部分。到1935年，英語新聞界也已開始向其廣大讀者提供描繪希特勒私家生活的快照。1935年3月，《新聞週刊》聲稱已經「在美國獲得獨家刊登阿道夫·希特勒快照的首發權利。它們是展現帝國領袖私家生活的唯一非正式記錄資料」。在這篇佔有兩版篇幅的專題報道中，通過快照可以看到希特勒在瓦氏小木屋中的形象，可以看到希特勒踏雪徒步旅行，逗弄他的愛犬馬克，在陽光浴室裡閱讀，「同鄰居們分享一碗燉煮的菜餚」。大多數照片由霍夫曼拍攝，收錄在同年為德國讀者出版的攝影集《大山中的希特勒》。到1936年，在一定程度上由於菲茨傑拉德自我推銷的努力，種類繁多的英語出版物紛紛刊發這種貌似隨意拍攝的幕後照片，讓他們的讀者瞭解到了希特勒的私家生活。
通過影像資料瞭解富人名流私家豪宅的興趣越來越大，這其中也有客觀原因。具體而論，在20世紀20-30年代名人故居博物館備受歡迎，人們在那裡可以親身體驗「歷史偉人」的家居環境。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在193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幸運的是倫敦擁有越來越多的名人豪宅，為國家買來，裡面保留著他們坐過的椅子、用過的杯子、雨傘、五斗櫥和衣櫃。」這些豪宅的主人，伍爾芙寫道，在室內裝飾方面也許沒什麼藝術品位，「但是他們似乎擁有更加罕見、更加有趣的天賦——他們能夠讓自己在住宅裡適得其所，把桌椅、窗簾和地毯融入自己的形象當中。」伍爾芙認為，這些故居物品遠比傳記更能讓我們瞭解這些歷史名人。
1936年8月，美國版《時尚》雜誌帶著早已深諳時尚界內幕的讀者們通過照片，參觀三位「外交決策者」的宅邸。這三位「外交決策者」是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尼和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見圖55）。「所有這些房間均明顯體現出各自國家與國民的典型特點。安東尼·艾登的倫敦宅邸頗具英國特色，有沉默寡言、冷淡客觀之風，就像英國外交一樣；希特勒的小木屋頗具德國特色，雖顯雜亂，卻洋溢著親切友好的情調；墨索里尼的別墅裝飾色彩強烈，宏偉壯觀，足以喚起激昂的民族自豪感。」伍爾芙認為每個人的個性特點可在其家居環境中體現出來。《時尚》雜誌更進一步指出，可以在一國名人的家居裝飾中品讀該國的民族心理特色。
《時尚》雜誌以一張張照片展示了三位名人宅邸的室內裝飾特點，簡短的說明文字道出了各位名人房間的實際用途：「希特勒在這裡用餐」，「墨索里尼在這裡拉小提琴」，「艾登在這裡就寢」，等等。希特勒的私家宅邸展示的是瓦氏小木屋一樓的餐廳一角，照片攝於1935年至1936年改造擴建之前。「在大山一側小木屋呈現出郊區特有的精緻小巧風貌，日光浴室中養著幾隻金絲雀。小木屋的房間同照片中的一樣，裡面擺放著時鐘、小矮人和帶有納粹黨徽圖案的墊子。」配發的照片（霍夫曼拍攝）同描述文字相符，展現出幾個隱藏在屋角處的小矮人，一個落地式大擺鐘，一個擺放在顯眼位置上的帶有納粹黨徽圖案的墊子。有人會問不知猶太人讀者會如何看待《時尚》雜誌的如下主張：這種室內佈局連同其凸顯納粹黨徽的裝飾特點「明顯體現出國家與國民的典型特點」。這一主張把那些游離於帶有種族特色家居定義之外的人士統統變成了「非典型的」德國人。
與德國領導人私邸的那種「親切友好的」情調不同，墨索里尼的托洛尼亞別墅裡的「豪華房間」在《時尚》雜誌看來體現出「帝國華麗風采」。《時尚》雜誌展示了墨索里尼那個「巨大的橢圓形餐廳」，裡面擺放著「著名的羅馬雕像藝術藏品」，還展示了他的臥室，「氣勢恢宏，令人歎為觀止，盡呈曲線之美，金碧輝煌」。艾登的房間有一種「旅館的陰鬱氛圍和經過修整的優雅情調」，不同於溫暖舒適的希特勒小木屋和令人生畏的墨索里尼的別墅，自成第三種家居特色。《時尚》雜誌認為，艾登的房間「以其色彩鮮亮的印花棉布和精心效仿的18世紀風格，呈現出雖略顯古怪呆板，卻也頗具貴族氣派的優雅品位」。配圖展現了艾登的客廳和臥室。整體看來，在為文章挑選配圖時主要著眼於強化有關國民性格的模式化思想觀點。希特勒臥室的特點是佈置簡樸，很難將之形容為「混亂」或「洋溢著親切友好的情調」。所以希特勒臥室的照片沒有擺在墨索里尼和艾登臥室照片的旁邊（也有可能《時尚》雜誌未能獲取這些照片）。
圖55 1936年8月15日出版的美國版《時尚》雜誌刊文報道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艾登各自宅邸的特色。
《時尚》雜誌對這樣由窺視名人隱秘私生活所帶來的快樂予以首肯縱容，也對這些「外交決策者」的國民性格進行了風格分析。同菲茨傑拉德帶有浪漫色彩、幾乎毫不掩飾的宣傳報道文章相比，《時尚》雜誌對政治家們私家生活空間的描繪還算比較溫和平實。不過這家雜誌也走過一次危險路線。1936年8月《時尚》雜誌發表這篇文章時，奧運會冒著國際抵制的威脅在柏林舉行。納粹政府對其國際形象十分敏感，也急於獲得觀眾帶來的外匯收入，面對種族歧視的指控採取相應措施，讓一名猶太人運動員加入德國代表隊，並從首都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間撤出了反猶太主義宣傳標語。《時尚》雜誌採用比較手法，在這種正常化舉措中推波助瀾，將兩位法西斯獨裁者和一位議會當選議員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模糊了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將讀者的注意力轉向他們的室內裝飾問題。這樣歐洲敵對國家的各種分歧就被建立在民族風格氣質上，而不是建立在更為直接相關的政治思想分歧上。再者，文章重點強調舒適美觀，迴避了墨索里尼政權和希特勒政權犯下的極端殘酷行徑。戰爭結束時，《時尚》雜誌又刊登了李·米勒拍攝的集中營照片，準備向讀者全面揭示納粹思想所造成的各種後果，但是在1936年對於《時尚》雜誌而言，納粹黨徽仍然是枕邊裝飾之物。
從1935年到1941年，《紐約時代雜誌》絞盡腦汁，反覆研究如何展示希特勒的私家生活。雜誌屢次重新回到希特勒山中住宅主題，發表四篇文章，通過不同記者的眼睛探究希特勒的私家生活與私人空間。1935年10月，該雜誌首先刊發一篇短小的讚譽文章，《希特勒是自己的建築師：他在簡樸的小木屋上實踐自己的藝術主張》。文章指出，希特勒曾經想成為一名建築師，認為希特勒主持實施了住宅改造擴建工程（當時住宅還比較小）。文章稱讚了小木屋的樸素雅致風格：「瓦氏小木屋除了擴建部分以外與成千上萬個其他巴伐利亞小木屋均有不同，它比巴伐利亞農民的一般住宅佈置得更為簡樸，品位更為雅致。」讀者們瞭解到小木屋室內的綠色色彩搭配手法，有品位的室內陳設，以及崇拜者們贈送的奇異別緻的禮物。「在希特勒臥室裡掛著一張他母親的肖像（他18歲時母親就去世了），一個由無名追隨者送給他的鑲有寶石的狩獵號角，還有一張阿根廷朋友送給他的由四張銀狐皮組成的華美地毯。」文章還以追憶的筆調點評了周圍美麗的自然風光，闡釋了納粹與大山的歷史淵源。《紐約時代雜誌》在首次詳細報道希特勒的山中住宅時，給讀者留下了明確積極的甚至是富有詩意的印象。
1937年5月30日，《紐約時代雜誌》封面刊發了一張令人難忘的貝希特斯加登鎮大幅照片，下面寫著：「希特勒夢想與決策之地」（見圖56）。該刊駐柏林記者奧托·托裡舒斯撰寫了那篇佔有三個版面並配有照片的專題報道。他在報道中一開始就對希特勒山中私邸的深刻含義進行了頗有洞察力的點評：
第三帝國首都柏林管理著德國。納粹黨首都慕尼黑激勵鞭策著德國。元首與帝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則從高山之巔統治著德國；他在那裡為自己建造了一個巍峨的鄉村宅邸，並在那裡度過大部分時光，退避幽居之中思考著國家大事，做出那些時常震驚世界的重大決策。貝格霍夫別墅，就是這座宅邸的現有名稱，它正在迅速成為決定德國命運之地。
托裡舒斯繼而描寫把瓦氏小木屋改建成貝格霍夫別墅時發生的種種變化，並且表示這種命運也許並不令人欣喜。
圖561937年5月30日《紐約時代雜誌》封面。
風景如畫的貝希特斯加登，托裡舒斯對讀者說，「正在迅速成為小型國都」。交通系統改善了，乘坐汽車和飛機可以很快抵達那裡，新建的辦公大樓滿足了不斷增加的政府機構需要，包括帝國總理府貝希特斯加登分部。帝國總理府總管漢斯·蘭馬斯在其命名典禮儀式上解釋說：「建立這樣一個分部是必要的，因為元首總是在履行公務，即使在度假時也不例外。」那裡的氣氛也隨著基礎建設工程發生了變化。「一個強大國家的元首在這裡，」托裡舒斯指出，「正在改變那裡原有的質樸鄉村風貌，給它帶來了一種令人驚歎的戰備氛圍。」
上薩爾茨堡山區這些變化見諸守衛希特勒的新兵營裡，也體現在為保護希特勒的住宅而採取的各種措施上。希特勒的住宅由原來的鄉村農舍變成了「堅不可摧的堡壘」。貝格霍夫別墅籠罩了一層神秘色彩：「任何人無權談論它；除了一些官方照片和表示讚揚但又含糊不清的解說文字以外，不許發佈任何報道；甚至那些建築工人也被迫發誓保持沉默。」有傳言議論說，貝格霍夫別墅擁有防毒氣防彈掩體，「四周佈滿了高射炮」，可以擊落「一個機群，使它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搞破壞」。在樹木蔥蘢的莊園四周，「一個個小塔樓看上去非常浪漫」，實際上它們是警衛隊崗樓。「整個山坡面積達數英里」，已經被圍上了帶刺的高高鐵絲網。納粹精英們就把家安置在這片受保護的區域內，「但是其他一切，包括兒童療養院和十幾戶農民住宅，全都被拆除了」。貝希特斯加登小鎮「據報道已經清除了不可靠因素」，遊客們還要回答警察們提出的一系列問題。所有這些防範措施「詳盡得使本地人相信，一旦戰爭爆發，貝希特斯加登就會成為真正的國都」。
在信息不足的情況下，托裡舒斯使英語讀者注意到了貝希特斯加登小鎮周邊所發生的種種變化，他是第一批發表如此報道的新聞記者。他描述了希特勒住宅「從一間山中小木屋變成一座雄偉別墅」的擴建過程。托裡舒斯並不特別喜歡這種設計，把它稱為「不可言喻的現代主義風格大廈」。但是他在描述一些細節時卻表現出同讀者閒聊的熱情，比如「使客人感到非常興奮的那部具有自動接通功能的室內電話，上面有個按鍵標有『元首』字樣。客人也許會心裡美美地在想：只要按下電話按鍵就能同主人通話。但實際上做不到」。
整體來看，托裡舒斯並沒有向讀者展現一幅令人欣慰，或者說傳統式的希特勒私家生活畫面——它處在當代交通系統、軍事防禦設施以及通信技術大環境中——直到他開始敘述希特勒時情況才發生變化。在對上薩爾茨堡新軍事區進行一番冗長描寫之後，文章語調從第二段末尾出現的下述句子中開始發生變化：「隨著人身安全和個人隱私得到保障，希特勒可以放鬆自如了，開始向來賓們展現他最為可愛的一面。」在探究希特勒只有在家裡才展現出可愛一面時，文章筆鋒一轉，更加貼近菲茨傑拉德那種人們所熟知的敘述筆調。像其他作者一樣，儘管與他在描述貝希特斯加登形勢發展時所提供的例證表明情況正相反，他還是堅持認為希特勒希望盡可能在家中「減少操心的公務」。於是，讀者們就瞭解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最沒有政治色彩的那部分內容，托裡舒斯對其「波西米亞式」生活特色的描寫準確程度超過了菲茨傑拉德。輕鬆悠閒地用完「牛奶、麵包、燕麥片、蜂蜜和奶酪」等早餐食物之後，希特勒就去山裡散步。只有在這時工作日才算正式開始，吃午餐時便暫告結束。像菲茨傑拉德一樣，托裡舒斯也關注元首的素食習慣；他還讓讀者瞭解到希特勒喜歡吃甜食，特別是喜歡吃巧克力。午飯後，他告訴讀者，希特勒又走進「在貝格霍夫別墅建造的一個特殊工作室」，在那裡盡情享受「他喜歡的業餘愛好——建築」。到了晚上，「同客人們一起圍坐在大廳壁爐旁」，有時還舉行音樂演出，但更經常輕鬆地聊一聊當前形勢。後者有助於希特勒在做決策時準確地揣度民意。
在探究元首「可愛的」私家生活一面時，托裡舒斯非常感興趣的是它如何影響了在貝格霍夫別墅初次見到希特勒的那些人。「即使那些剛來時帶著矜持態度的人，」他寫道，「也被元首在這些環境裡表現出的完全輕鬆自如的風度所吸引。」最後他引用了一位捷克評論家公開發表的佐證材料，後者在見到他那位務實的「同志般」主人時完全改變了看法：「他坐在我們中間，彷彿我同他在艱苦的生活環境中至少度過了兩年時光。」他駁斥了用在他頭上的「獨裁者」稱號。托裡舒斯承認大多數去貝格霍夫別墅拜訪的客人並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感態度上的重大轉變。不過他仍然堅持認為在家裡的希特勒和在柏林總統府的希特勒給人留下非常不同的印象。
托裡舒斯又回過頭來談論標題中提到的夢想，他以下面這段逸事作為文章的結尾：
事業剛剛起步時，有一次希特勒和麥克斯·阿曼（他的出版商）在這片大山裡登山漫遊，當時他們還不知道下頓飯在哪裡吃。後者開玩笑地說：「要是我們發了財就在這裡建造家園。」據說希特勒這樣回答：「我永遠不會發財，但是有一天我的同胞會在這裡給我蓋一間房子。」希特勒的夢想，就像他曾經抱有的其他夢想一樣，終於實現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最初夢想。
讀者在這篇敘事報道中遊覽貝格霍夫別墅時，從令人不安的備戰堡壘被領到了一個擺滿禮物、充滿夢想的溫情之地。在如何看待私家生活中的希特勒這一方面所發生的變化展現出托裡舒斯所描寫的充滿誘惑的過程，其中的含義令人難以理解。托裡舒斯描繪出希特勒私家生活有天壤之別的兩個不同情景：從外面我們看到了自由遭到壓抑，到處都是軍事秘密的堡壘要塞；從裡面我們看到了充滿同志般溫暖、時常有爐邊閒談的家居環境。我們應該心裡充滿對堡壘要塞的恐懼呢，還是應該希望受到邀請去家中做客呢？托裡舒斯把貝格霍夫別墅內外世界的不和諧擱置起來，這最終反映出由希特勒非人道的政策所引發的混亂，也反映出他在私家環境裡樹立的博得眾人同情的形象。
儘管文中含義有些令人不解，但是托裡舒斯的文章已經使《紐約時代雜誌》在報道希特勒私家生活時改變了自1935年起就擁有的不做批評的立場。人們非常驚訝地看到《紐約時代雜誌》封面刊登的第三篇報道希特勒私家別墅的文章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希特勒先生的雲端別墅》這篇報道於1939年8月20日發自慕尼黑，作者海德維希·莫厄·辛普森。
這篇報道首先簡短介紹了希特勒山中別墅的歷史，認為從瓦氏小木屋變成貝格霍夫別墅反映了元首的政權得到了「鞏固加強」，反映了承擔政府和外交功能的需要，降低了這幢住宅的私密性。辛普森表示：「這並不意味著希特勒放棄了隨時自如退隱的特權。」辛普森似乎按照元首的指引，將注意力由外部世界引向貝格霍夫別墅「日常生活」空間及各種例行活動。
文章作者非常欣賞那裡的室內裝飾效果，「住宅內部按照最優秀的德國傳統裝飾佈置得非常和諧」，並且擁有「漂亮的共用房間」，包括一個「朝西的客廳俯視著阿爾卑斯高山之間的一塊低窪地區，那便是古老的貝希特斯加登集鎮」。元首的日常活動便在這種背景下一一展開，這種敘事內容已為週日版雜誌讀者所熟知——晚用的早餐，山中散步，素食飯菜。原創性方面所缺失的內容辛普森就用各種細節加以彌補。比如，希特勒餐桌上的番茄質量，他不僅愛吃巧克力，而且愛吃醋栗餡餅等等細節。她還將報道的筆觸伸向希特勒所處理的公務內容，比如親自過問由「黨內殉難者遺孀和子女」提出的個人請求。這樣的公務要佔去上午「大約兩到三小時」時間，然後希特勒便接待來訪者。再往後賓主雙方聚在一起「輕鬆地」享用午餐。餐後小憩片刻，希特勒便邀請客人步行至附近的茶館。下午打開別墅大門，迎接前來拜謁領袖的朝聖者。辛普森在文中描繪了一個元首和百姓初次見面的典型情景：「長著滿頭淺色卷髮特別漂亮的小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於是海因裡希·霍夫曼拍下了那些表現希特勒俯下身去看著小孩，使納粹黨人士深為感動的照片。」（實際上陪同客人漫步這一活動好幾年前就已取消了。）
身穿晚禮服的女士們同身穿暗色休閒套裝的希特勒共進精美晚餐之後，便坐在「熊熊燃燒的爐火面前」品飲咖啡。希特勒的客人「來自德國各行各業，有的還來自國外」。眾人輪流品飲咖啡之時，希特勒藉機觀察別人的印象。「希特勒可以非常耐心地傾聽別人講話。他讓美國獨舞演員和德國電影明星同他攀談，多有收穫。這些沒有任何政治頭腦的人物經常不經意地或者含蓄地跟他講的一些事情，往往是他手下那些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竭力向他隱瞞的事情。」辛普森在報道文章結尾處所描繪的正是希特勒在火爐邊同舞蹈家和電影明星攀談交流的上述情景。
上述那篇有關貝格霍夫別墅田園牧歌式的報道內容，往輕了說，同1939年8月20日《紐約時代雜誌》頭版揭示的世界景象相差甚遠（辛普森的報道文章也在同一天發表在那本週日版的刊物上）。有三分之一的報道描述了歐洲日益加劇的動盪局勢。大約10萬德軍集結在波蘭邊境。當時表示同希特勒合作的斯洛伐克軍隊已經開始軍中總動員。「成隊的警察」被派往布拉迪斯拉發猶太人貧民區，保護那裡的居民免遭少數德國人的反覆毒打，制止蓄意破壞活動。布拉迪斯拉發德語報紙《邊疆信使報》在頭版發表一篇社論，號召「迅速徹底地懲罰猶太人的惡意挑釁行徑」。教皇庇護十二世在意大利對朝聖者發表講話，「強烈呼籲和平」，希望歐洲政治家能夠成功地避免戰爭。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勳爵提前結束休假，返回倫敦開始在外交部展開工作，更加重了英國民眾的憂慮情緒。瑞典開始向靠近德國和意大利的邊境地區增兵。
很難想像當讀者在翻閱期刊的過程中看到辛普森的那篇文章時該做何感想。她那篇洋溢著歡快和諧情調的寓言式報道根本反映不出頭版所描述的嚴酷現實。報道配圖是一些反覆使用的貝格霍夫別墅照片和希特勒徒步旅行照片，還有一幅倫敦畫家大衛·勞創作的社論漫畫。這幅漫畫描繪希特勒心事重重，在貝格霍夫別墅中坐在可愛的和平女神雕像與身披裹屍布的不祥戰爭男神之間的餐桌旁。漫畫有可能是編輯後加上的，與頭版報道倒也相關，但是同辛普森的報道毫無關係。
由於對辛普森的背景一無所知，所以我們只能推測她以嚴重誤導的方式報道希特勒及其貝格霍夫別墅日常生活的真實意圖。這篇報道似乎是她以辛普森這個筆名在《紐約時代雜誌》或其他出版物上發表的唯一一篇報道。但是引起人們質疑的還不僅僅是作者的身份背景和真實意圖。人們也許要問《紐約時代雜誌》為何決定在這極度令人焦慮不安的時刻發表一篇讚頌貝格霍夫別墅生活的報道。把希特勒描述為喜歡孤兒、愛吃醋栗餡餅的人，這也許更易使人希望刊登在頭版的那些都是誇張不實的報道。12天以後德軍入侵波蘭，此時《紐約時代雜誌》讀者，與全世界其他人士一樣，才知頭版報道所言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