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醜聞總是和我的名字形影不離，但關於我的流言是在《道林·格雷的畫像》和《W.H.先生的肖像》所引起的爭議中開始的；一開始，這些流言讓我心情極為惡劣。我認為我創作了充滿想像力的藝術作品，而關於我如何如何變態扭曲的傳聞卻從四周向我襲來。我很緊張，這是一個無法估算自己行為後果的人所具有的緊張，它讓我無法入睡，無法安息。我以為我可以在藝術中隱藏自己，而報紙上卻把我的作品當成了我的自白錄。想像的頭條原則便是藝術作品中的藝術家並不等同於作者本人，但是把這一原則說給《詹姆士公報》聽根本無濟於事—他們會對這樣的原則大為震驚。再說了，我畢竟一直被記者當成替罪羊。
在社交生活方面，情況卻大不一樣。由於醜聞纏身，塞瓦爾俱樂部排斥我，霍佳思俱樂部侮辱我。《道林·格雷的畫像》單行本出版之日，我在街上當眾受到亨雷的斥責，然後，為了更加淋漓盡致地表現他對舉止—在文明人中間的舉止—的偉大認識，他還不停地在自己的報紙上對我進行攻擊！—這個深受所有人喜愛的亨雷！他曾經被我邀請到自己家中，他曾經在屋頂宣稱他如何忠於藝術，如何忠於和藝術相關的一切！這樣的人如能責罵我，那就沒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了。吻過阿波羅的人—即便像亨雷這樣只是在面頰上吻一下—是不應該和瑟賽蒂茲[178]一起躺在街上的。
等到我寫喜劇的時候，我的名聲已經受制於他人了，我根本無法控制它，正如我無法命令風停止呼嘯。當然，在高級的晚宴上，我比以前更吸引人—人們都喜歡揭開我臉上的面具，找到他們自己想像中的人。我習慣了。我一走進屋，屋子裡立刻鴉雀無聲，這我也習慣了，而且我並不反對：我把它看成拉開幕布之前觀眾的沉默。但是康絲坦絲有所察覺，她開始感到羞恥。
如果說社交界在我背後議論，那麼下層群眾則敢當面侮辱我。我變得和倫敦銀行一樣大名鼎鼎，儘管我在某些方面比這家銀行更為穩固。在皮卡迪利和萊塞斯特廣場的某些地方，我每次走過都會引起公眾的注意。我記得我有一次站在福特納姆和梅森商店外面，彼時我的妻子正在買一些小東西—我沒有和她一起進商店，我怕認出其中一兩個營業員。這時一個年輕女子從我身邊經過，突然轉過頭來，直直地看著我的臉笑起來—那是奇怪的、瘋狂的大笑，聽得我渾身發抖，聽得我心情木然。彷彿她找到了我的心臟，並把匕首紮了進去，因為她的笑是斬斷生命之線的阿特洛波斯[179]之笑。
從一開始，甚至當我剛離開家去尋找刺激的時候，我就害怕被人察覺—但這只是使得最終的報應更讓我吃驚。我原以為這種害怕會成為我的護身符，阻擋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但事實並非如此：怕什麼就會來什麼。儘管我能當眾面對醜聞，我能對它冷嘲熱諷，或者在談話中把它甩開，但我卻不能獨自忍受它，這難道不奇怪嗎？我經常躺在自己的床上，在一陣狂想之後，在腦中幻想但丁和耶利米那樣的厄運和毀滅場景。當然，這些場景中我都是主角，而世界成了折磨我的惡人。我覺得自己很無助：我有時候會在夢中哭泣，但我也曾笑過。
第一次被人敲詐時，我一下子昏了頭。有一次，我和一個男妓在阿爾伯馬爾旅館，被那裡的員工發現。我給了那服務員一筆錢（顯然是一大筆），讓他不要聲張出去，但他還是到我家來過幾次，說要找「王爾德先生」。我總是給他一張鈔票，要他離開；我妻子問這是誰，我只說他是個向我討賬的生意人。但還有別人，很多人。在他們中間，伍德和克裡波恩這樣的人總是不讓我休息，跟著我從泰特街一直到皇家咖啡館。我感覺自己成了只受傷的動物，四周全在攻擊我，我渴望自己湮沒無名，比如去墳墓什麼地方。結果我卻在監獄裡找到了這種平靜。
儘管厄運向我飛奔而來，我卻萬萬沒有想到，它最終會以昆斯伯裡侯爵的形象出現。被一個小丑吊了起來，又被一匹啞劇中的馬踢：這就是我的命運。有些人很可怕，因為他們做人毫無準則，他們是被盲目地送到這個世上來的：昆斯伯裡侯爵就是這樣一個人。他除了憤怒和復仇外，再無其他感情。他有「直抒胸臆」的習慣，卻渾然不知他根本無胸臆可抒。我只見過他幾次，這幾次他說的話我都聽不懂。他是個瘋子，在瘋子面前我總是坐立不安。當他開始發起針對我和博西的戰役時，我很害怕，這只是因為我知道他的手段反覆無常，難以預料—他的火氣非常之大，我說的任何話都無法讓他消氣。
昆斯伯裡一心要把我毀掉，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是把基督重新釘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在所不惜。他在倫敦四處追逐我；他警告酒店經理不要讓我入住；他還向我常吃飯的飯店送去荒唐的消息，威脅說如果讓我去吃飯，他就要上門狠狠地「鬧」一場。有其父必有其子，博西的瘋勁也不亞於其父，不斷用電報、明信片告知他我們的具體行蹤，借此刺激他的父親，還要我讚揚他的做法。有天晚上昆斯伯裡甚至找上了我的家門—幸運的是，康絲坦絲和孩子們都在沃辛—對我竭盡羞辱之能事。我把他趕了出去，但他留下的污點卻揮之不去，就如野獸已經穿破了迷宮。我把這件事說給博西聽，他報以大笑：他又可借此話題發一封電報了。
昆斯伯裡毀了我家庭的和諧還嫌不夠，還帶著一束蔬菜跑到聖詹姆斯劇院，攻擊我的事業。真是荒謬：但如果我真能說服自己，把這事視為荒唐，我或許可以像其他看客一樣把它當成正在上演的情節劇。但是很可惜，我昏了頭，我成了這情節劇中的一員。
我並不是他報復的唯一對象。關於羅斯貝利的可怕醜聞就是他掀起來的，這一醜聞對我的影響，遠超過了我當時的懷疑程度。昆斯伯裡指控我犯有風化之罪，無論到哪裡他都帶著羅斯貝利的畫像，畫像的題目是「新提比略[180]」：畫像上場景頗為淫穢。但他還不滿足於這種含沙射影的惡行。有一次他偶然找到了證據—不過只要有心，罪證還不容易找？
昆斯伯裡寫信給羅斯貝利，說起波爾恩區某次晚宴上，羅斯貝利的長子、私人秘書德萊蘭西格被發現有不潔之舉—我們可稱之為超過他秘書職責的行為。他威脅要將羅斯貝利和他兒子的關係公之於世。德萊蘭西格覺得自己既背叛了僱主，又背叛了家庭，苦悶之中用一把手槍了結了生命。人們在薩默塞特的一塊田里發現了他的屍首。當然，這件事立刻被「壓住」了，只有少數幾個人瞭解事實真相，但這個悲劇為我自己的生活蒙上了陰影，因為它說明我無法逃脫昆斯伯裡的惡毒憤怒，情況實在是可怕透頂。
在此之後，我見過羅斯貝利幾次。當然，他對我總是避之唯恐不及—他是政客，搞政治的和搞藝術的攪到一起總是前者吃虧—但從他的臉上，我能看出他正在遭受的痛苦。人們在對我們進行介紹之時，他握了我的手；他看了我—只看了一會，但眼神也是充滿恐懼的—然後把臉轉開了。
各方面人都慫恿我採取嚴厲而果斷的措施來對付這個百般害我的人。康絲坦絲從廚師—順便說一下，如果說起她的廚藝，聽上去也會像情節劇一般—那裡聽說此人來過，很是憤怒，要我採取措施阻止他再次上門。我甚至咨詢了我的律師，但開始的時候，我從危險邊緣退縮了。我害怕醜聞公開化的後果—我害怕我一旦捲入法律性質的事情，我的妻子和母親會發現事實真相。
後來他寫信過來，說我以雞姦者「自居」，這時我想我不能再拖延了。我控告他誹謗。要是當初讓這些事情過去，它以後仍會一再發生，一直到我被擊垮—這些說法現在看來多麼簡單，而且說起來多麼容易。可在當時，我記得我根本沒有朝這方面想。猶豫和心理矛盾讓我大受其苦，我只有聽別人的建議。我不想按照朋友所說，「考慮自己的處境」，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的處境有多危險。我當時也一定猜想到我所挑起的任何行動都會對我不利。但怎麼可能有別的局面呢？或許我是自己在奔向厄運，就彷彿在奔向一個新娘—或許，多少年來，我一直對厄運招手，對它嘲諷戲弄，現在只是想第一次真切地看到它的本來面目。我真的不知道。
儘管如此，這場官司是我無法原諒的—是我一生中所做的真正愚蠢的事。我不但沒有把握自己的生活，反而讓生活來控制我。我不但不是原來的優秀劇作家，反而成了一個演員，說的是別人的台詞，或者是由害怕和怯懦向我耳語的話。我把我的命運交到社會的手裡，而不是自己來塑造：我求助於我公開表示鄙視的機構。正因於此，我無法原諒自己，失敗的記憶至今還在糾纏著我。我想，正因這一原因，我無法創作出我本應創作的作品—藝術家所需的自信已經遠離我而去。在我去律師辦公室簽字的那個不幸時刻，藝術家身份賦予我的所有責任便被我拋棄了；現在，我只剩下原來個性的一星半點，其主導精神已經逃之夭夭了。
就這樣，我落到受審判的下場。但是昆斯伯裡的復仇還沒有就此結束：他的復仇有一種可怕的慣性。他手裡有一封羅斯貝利寫給德萊蘭西格的信，一封誰也不知道的信—他們在審判中說是我寫的，說這信中「有耐人尋味的意思」。他是在德萊蘭西格自殺後找到這封信的，並把它當成自己的「王牌」，他的「A」—這是在我蹲監時他和家人吹噓的。初次審判我被宣告無罪，這時的他就好像受到自己的獵物欺騙一般，立刻把信的副本送給了內政部某個知道此信如何使用的人。他要挾當局在後面的審判中繼續對我的控告，否則他將把此信公之於眾。當然，他們屈服了；我成了羅斯貝利，成了昆斯伯裡兒子的替罪羊。我成了擔負整個教會所有責任的聖徒。這就是我被迫經歷的法庭審判背後的事實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