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作即修行
有一位地方官常去聽王陽明的心學講座，每次都聽得津津有味，偶爾會呈恍然大悟之態，眉飛色舞。月餘後，他卻深表起遺憾來：“您講得真精彩，可是我不能每天都來聽，身為官員，好多政事纏繞，不能抽出太多時間來修行啊。”
王陽明接口道：“我什麼時候讓你放棄工作來修行？”
該官員吃了一小驚：“難道在工作中也可以修行？”
“工作即修行！”王陽明斬釘截鐵地回道。
“我愚昧得很，”該官員既迷惑又驚奇，“難道您讓我一邊工作一邊溫習您的學說？”
王陽明說：“心學不是懸空的，只有把它和實踐相結合，才是它最好的歸宿。我常說去事上磨練就是因此。你要斷案，就從斷案這件事上學習心學。例如，當你判案時，要有一顆無善無惡的心，不能因為對方的無禮而惱怒；不能因為對方言語婉轉而高興；不能因為厭惡對方的請托而存心整治他；不能因為同情對方的哀求而屈意寬容他；不能因為自己的事務煩冗而隨意草率結案；不能因為別人的詆毀和陷害而隨別人的意願去處理。這裡所講的一切情況都是私，唯有你自己清楚。這就是良知，良知就是自己知道而別人不知道。你必須認真省察克治，心中萬不可有絲毫偏離而枉人是非，這就是致良知了。如果拋開事物去修行，反而處處落空，得不到心學的真諦。”
該官員恍然大悟，心靈滿載而歸。
凡人眼中，工作是工作，修行是修行。工作是為了餬口，與其有關的詞彙是“乏味”“機械”“勞累”等，充滿了俗世氣味；而修行是“高大上”的，與其有關的詞彙是“心靈”“修道”“正果”等，“修行”兩個字本身就給人遠離塵世的超脫之感。俗人眼中，修行應是找個深山老林，最好是有古廟靜寺的深山老林，靜坐，練練瑜伽，讀讀佛經，深呼吸，或是朝拜宗教聖地，比如去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佛教神山岡仁波齊，冒著生命危險轉上幾圈。
這種修行方式在王陽明看來就是“著相”了，矯揉造作，為修行而修行。他認為，工作就是修行，工作情境則是標榜進取精神的儒家最好的修行之地。
1509年，王陽明被任命為廬陵縣令。幾個月後，他給弟子們寫信談心學，最後說道：
政事雖劇，亦是學問之地。
廬陵縣的政事的確很“劇”，恰因為很“劇”，才成了王陽明心中修行的寶地。
廬陵縣受江西吉安府管轄，在歷任縣令眼中，這是個刁民氾濫之地。當地百姓特別喜歡告狀，縣官每天的工作就是審案。這些案子就如人的慾望，層出不窮。
王陽明到廬陵縣衙門的第一天，縣衙的工作人員就提醒他，這些刁民特別喜歡告狀，更喜歡上訪，對付他們，只能採用高壓手段。
王陽明開始修行，他說：“高壓手段不是良知的指引，我們身為父母官，就要和百姓‘和’，高壓手段只能破壞我們和百姓的‘和’。自古以來，沒有百姓喜歡和官府為難，我們應試著站在他們的角度考慮問題，是不是有非告狀不可的原因呢？找到這個原因，解決它，這才是我們父母官應該做的。”
有此心必有此理，王陽明用心找廬陵百姓喜歡告狀的原因，很快就找到了。廬陵是四省交通之地，人員流動性大，魚龍混雜，是非極多。受習俗所染，廬陵人大都不是省油的燈。
如果用心至此，那王陽明得出整治廬陵百姓的真理就是：高壓政策。但王陽明覺得，還是沒有得到最全面的真理。於是他又深入調查，這是內心良知的指引。很快，他又得出了另外的原因：廬陵的賦稅比其他縣要高出一大截，百姓經常告狀就是因為不堪重賦。這是個惡性循環，賦稅重就告狀，告狀久了就把告狀當成行為藝術。
這個問題很棘手，要讓百姓不告狀就需減輕賦稅，但賦稅是上級指派下來的，減輕賦稅就是違抗上級。王陽明沒有多想，或許他的良知已告訴他答案：重賦是因，百姓告狀是果，要從“因”上下手。
要和上級談判取消重賦，這需要良心和勇氣，更需要智慧，他不會逃避，自然也不會直來直去，在給上級的信中，他說：“我在看廬陵的稅收記錄時大為驚異地發現，三年前廬陵的賦稅總額是四千兩，可這三年來卻達到萬餘兩。我先是興奮得手舞足蹈，因為其他地方的賦稅都在負增長，廬陵縣卻直線正增長。可我錯了，因為從賦稅名錄上我發現，有些東西在廬陵根本不產，卻要收稅。我現在的疑惑是，這是中央政府規定的嗎？如今馬上又要交稅，可最近廬陵發生旱災，瘟疫又起。如果強行收稅，我擔心會激起民變。俗話說，饑人就是惡人。一旦有民變，後果不堪設想。
站在民意的角度，這樣做是逆情悖理，站在官方立場，我也是為你們著想，民變可不是鬧著玩的。對於強行徵稅這件事，我於心不忍，客觀條件也不允許。如果你們認為我無法勝任這份工作，我可以辭職。”
這番話有理有據，他的上級悚然，立即同意王陽明的主張，減輕賦稅。
廬陵百姓向王陽明獻上鮮花和掌聲，王陽明隨機而動道：“你們打官司，我不反對。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理應奮起反抗。但你們的狀紙太職業化了，你們問自己的良知，打官司的目的是什麼？不是炫耀文采，不是譁眾取寵，而是為自己爭取應得的權益。古人云，‘辭達而已。’三言兩語能說清的事就別長篇大論。今後你們告狀，要遵守以下幾點：首先，一次只能上訴一件事；其次，內容不得超過兩行，每行不得超過三十字；最後，你認為和對方可以解決的事，就不要來告狀。如果有違反這三條的，我不但不受理，還要給予相應的罰款。”
百姓們唏噓不已，王陽明趁熱打鐵，喚醒他們的良知。針對當時瘟疫橫行的現實，王陽明寫了篇感人肺腑的佈告。他說：“雖然是天災，不可避免，也不能違抗，所以我們要適應它，並且在適應它時懂得點人生大道理。你們怕傳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親人拋棄，表面上看，他們是因瘟疫而死，實際上是因為你們的拋棄而死。瘟疫並不可怕，通過正確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們的心被恐懼侵襲，就會讓你們做出沒有天理的事來，這是逆天啊！我現在為你們指明一條消滅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們的心。你們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不必去外面尋求任何東西，只要讓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萬事大吉。”
不過，王陽明也承認，道德雖然是每個人自己的問題，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的俗氣污染，已不能自動自發地流露，所以必須要樹立道德楷模，讓道德楷模喚醒他們內心正要睡死過去的善良。
他的辦法是老辦法，但能解決新問題的辦法大都是老辦法。他恢復了朱元璋時代的早已名存實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的“兩亭”制度，要求廬陵縣所管轄的各鄉村都要設立這“兩亭”。旌善亭是光榮榜：凡是熱心於公益事業和樂於助人者，為國家和地方作了貢獻的人，在該亭張榜表彰，樹立榜樣——這是存天理；申明亭是黑榜：凡是當地的偷盜者、鬥毆者或被官府定罪的，名字都在此亭中公佈，目的是警戒他人——這是去人欲。
工作即修行，在王陽明看來就是在工作中致良知，盡量進入“四和”境界。所謂“四和”就是與天和、與地和、與人和、與己和。
與天地和，就是萬物一體之仁，做官時，要把百姓當作自己的一部分；與人和，則是處理好自己與上級、下級的關係；與己和，就是聽從良知的命令來行事。
豈止是官場，但凡是工作場所，都是修行之地，工作越繁重，修行的時機越好。號稱吃透陽明心學的日本經營大師稻盛和夫說，在工作中修行，就是努力工作，心無旁騖地投入眼前的工作。王陽明對“工作中修行”的解釋是：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按照良知要求去行事，除了良知的指示外，心無旁騖。
你在工作中的表現如何，良知輕而易舉就能知道。不欺良知，才是真修行。
有個叫南大吉的官員對王陽明說：“我為政總有過失，先生為何沒有說法？”
王陽明反問：“你有什麼過失？”
南大吉就把自己為政的過失一一說給王陽明聽。
王陽明聽完後，意味深長地道：“你這些過失，我都指點過你。”
南大吉一愣：“您好像沒說過。”
王陽明見他上套，嘿嘿一笑：“如果我沒有說過，你是如何知道這些過失的？”
南大吉福至心靈，驚叫：“良知！”
王陽明點頭，南大吉興奮地大笑。
幾天後，南大吉又來見王陽明，歎息說：“如果身邊有個能人經常提醒我，我在工作上犯的過失可能會少點。”
王陽明說：“你身邊就是有個無所不能的人在時刻提醒你啊。”
南大吉略家思索，尖叫道：“良知！”
又幾天後，南大吉又來問王陽明：“行為上有了過失可以改變，心上有了過失可如何是好？”
王陽明看了他一眼，說：“你現在良知已現，心上不可能有過失。心上沒有過失，行為上也就不可能有過失。我從未見過心上有過失的人會用心工作，也從未見過用心工作的人心上還會有什麼過失。”
在王陽明看來，工作和修行是一體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樣，也正如事上磨練的心學基礎一樣，修行無體，以工作為體，以生活為體。離了工作和生活，修行就變得毫無意義。
有個叫朱廷立的官員向王陽明請教在工作中致良知的問題，王陽明答非所問地和他談起了修身。朱廷立上班後，按照王陽明的教導進行一系列的修身之術。從中知道了自己心中厭惡的事情，而百姓厭惡的事情也知道了；知道了自己的慾望，也就知道百姓喜歡什麼了；捨棄自己的私利，也就知道百姓的利益是什麼了；提醒自己要遵守道德規範，也就知道了百姓應該遵守什麼了；祛除了心中的魔鬼，也就知道百姓心中每天都想什麼了。明白了這一切，而主動去做，就是致良知了。三個月後，他發現，他不但瞭解了百姓的好惡，還得到了百姓的真心，百姓紛紛在背後說他是好父母官。
朱廷立感歎說：“我今天才知道，原來修身不但可以養性，還能提高工作質量。”但他突然懊悔，“工作質量是有了，可我的心學造詣沒有提高啊。”於是，他又去問王陽明如何學習心學的問題。
讓他莫名其妙的是，王陽明這次沒有跟他談一句學習心學，卻跟他談上了工作。朱廷立回到工作崗位上，認真工作。三個月後，他恍然大悟，原來，百姓所以親近他，就是因為他之前按照王陽明的修身要求主動在修身啊。比如，把百姓厭惡的事情祛除，我有就有了懲惡的快感；讓百姓得到了很多好處，我也就有了能遏制慾望的能力；順應了百姓的心聲，我也就捨棄了自己的私利；經常告誡他們要遵守法律，我也就有了時常警惕自己的心；解救了他們的苦難，我心情很好，也就祛除了心病。看到百姓人人都聖人了，我其實也就是聖人了。
於是，朱廷立二度感歎說：“我今天才知道，原來提高工作質量的訣竅就是先修身啊。”
後來，他又去見王陽明，問王陽明，工作和修行的關係。王陽明說：“修身和工作，其實是一回事。修身是為了工作質量提高，提高工作質量來自於修身。修身是體，工作是用，致良知就是其中訣竅。”
朱同志最後得出結論：“修身和工作是一回事，用良知去修身，就是工作。用良知去工作，就是修身！”
這也正如稻盛和夫所說的，工作中修行是幫助我們提升心性和培養人格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們去用心工作，就是用工作來磨練我們的心，提升了我們的靈魂層次，光明了我們的良知。
工作中修行，就如同走路，應邊走邊認，邊問邊走，在路上體認良知，最後必能抵達目的地——良知的光明。一個人最大的無良就是不能履職，因為它是對你良知的背叛，同樣也會把你的人生帶入深淵。
二、放下“我”
一個暴風雨之夜，你開著車經過公交站，站台上有三個人正在焦急等車：一個是渾身發抖的老人，必須盡快去醫院；一個是醫生，他曾救過你的命；最後一個則是你的夢中情人。你的車裡只能坐下一個人，現在，你要做出選擇，帶上誰？
選擇至少有三種，理由都充分。帶上老人，因為人都有惻隱之心；帶上醫生，因為人都有知恩圖報之心；帶上夢中情人，因為人都有為自己謀取幸福的心。
其實無論你做出哪種選擇，都會留下遺憾。但在王陽明看來，倘若良知光明，你做任何事時都不會留下遺憾。那麼，為什麼這三種選擇都不完美呢？
原因就在我們自己身上。無論做哪種選擇，車裡永遠都有一個“我”，我不會下車。因為有“我”，所以我們只能再帶一個。
如果我們無“我”呢？也就是說，為何不是我下車，讓醫生帶老人去醫院，我陪伴夢中情人一起等公交車？
顯然，這是個絕妙的辦法，辦法的玄機只是“有我”轉換成“無我”而已。所謂“有我”就是一切以自己為中心，以自己為出發點，不肯放下“我”。正如你不肯下車，就不可能有完美答案一樣。
在王陽明看來，“有我”最突出也是最可怕的表現就是“傲”。他說，人生千罪百惡皆從“傲”來：身為子女如果傲慢，必然不孝順；身為人臣如果傲慢，必然不忠誠；身為父母如果傲慢，必然不慈愛；身為朋友如果傲慢，必然不守信。
所以他語重心長地對弟子們說：
人心是天然的理，天然的理精明純淨，沒有纖毫污染，只是有一個“無我”罷了。胸中千萬不可“有我”，“有我”就是傲慢。古代聖賢的諸多優點，也只是“無我”罷了。“無我”自然會謙謹。謙謹是一切善的基礎，傲慢是一切惡的源泉。
他有位叫孟源的弟子就很傲慢，特別自以為是、貪求虛名。有一天，王陽明才教訓過他，恰好有位朋友談了自己近來的功夫，請王陽明指正。孟源在椅子上向後一仰道：“這正好找到了我過去的家當。”（意思是，“你犯了我以前犯過的毛病”。）
王陽明板起面孔，看向他：“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孟源鬧了個大紅臉，正想為自己辯解。
王陽明看定他：“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接著開導他，“這正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缺點，打個比方吧。在一塊一丈見方的地裡種了一棵大樹，雨露的滋潤，土地的肥沃，只能對這棵樹的根供給營養。若想在樹的周圍栽種一些優良的穀物，可上有樹葉遮住陽光，下被樹根盤結，缺乏營養，它又怎能生長成熟？所以只有砍掉這棵樹，連鬚根也不留，才能種植優良穀物。否則，任你如何耕耘栽培，也只是滋養大樹的根。”
孟源的表現就是一種“有我”，時刻想彰顯自己，時刻想讓自己在任何場合都嶄露頭角。
在王陽明的學生裡，有一位比孟源要“有我”十倍！他就是王艮，我們前面提到“滿大街都是聖人”的話語的主人公王艮。
王艮原名王銀，出生於儒家大本營山東泰州，父親靠煮鹽維持全家生計。王艮7歲開始學習理學，4年後輟學繼承父業，25歲時成為當地富翁。由於經濟條件許可，王艮重新回歸理學，他的天分和刻苦成就了他，29歲的某天夜裡，他從夢中驚醒，渾身大汗如雨，突然感覺心體洞徹，萬物都成一體，確切地說，他悟道了。
其實，即使朱熹本人詐屍，也不可能在四年時間裡悟透理學之道，王艮的悟道只是他沒有深厚的理學基礎，沒有基礎就沒有思想負擔，一番胡思亂想後就很容易讓自己誤以為悟道了。王艮自悟道後，就四處講學，他的講學有個特點：不拘泥陳說舊注，而是根據自己的心理，以經證心、以悟釋經，說白了，就是望文生義，但因為可以言之成理，所以他的聽眾越來越多。37歲時，王艮已在泰州名聲大振，他把自己塑造成當地的一朵奇葩：按古禮定制了一套冠服，帽子叫“五常冠”，取儒家仁義禮智信五常之義，衣服是古代人穿的連衣裙“深衣”。穿戴完畢，他捧著笏板，行走時邁的步子經過精緻的測量，坐時一動不動，和死人唯一的區別就是還有氣息。
王艮還有一特立獨行之處，就是嗜酒如命、嗜賭如命。1520年他到江西挑戰各路理學大家並且百戰百勝，他最後狂傲地宣稱，天下沒有人可以當他的對手。當有人告訴他，江西有個叫王陽明的在學術上很厲害時，他冷笑。
王陽明聽說有這樣一個人後，派人隆重地去邀請。王艮沒有時間，他正在喝酒賭博。王陽明不停地去請，王艮不停地在喝酒賭博。
王陽明的弟子勸王陽明：“這種人還是算了，他既然不想來，強求不得。”
王陽明說：“據說這人很有‘狂’氣，我非要他來見我不可。”
弟子們問：“難不成去綁架他？”
王陽明笑了笑，找出幾個學習力強的人專門學習喝酒賭博。這幾名弟子學成後就跑到王艮面前，先是喝酒，把王艮喝得大醉三天，又和王艮賭博，王艮輸得一塌糊塗。王艮深深佩服對方，對方卻告訴他，他們不是自學成才，而是有名師指導。王艮問是何人，他們就把王陽明的名字告訴了王艮。
王艮大吃一驚，說：“想不到王陽明這老儒還會這些東西！”
這些贏家就說：“我們老師非腐儒，而是能靈活變通的聖人。”
王艮打了幾個酒嗝，推開牌局，說：“那我要去見見他。”
王艮戴上了他的復古帽，穿上了他的非主流衣服，捧著笏板來見王陽明。二人開始了一段有趣的對話。
王陽明：“你戴的是什麼帽子？”
王艮：“舜帝的帽子。”
王陽明：“穿的什麼衣服？”
王艮：“春秋時道家代表人物老萊子的衣服。”
王陽明：“為什麼穿這樣非主流的衣服？”
王艮：“表示對父母的孝心（舜和老萊子都以孝著稱）。”
王陽明：“你的孝道貫通晝夜嗎？”
王艮：“當然。”
王陽明：“如果你認為穿這套衣服就是孝，那你脫掉衣服就寢時，你的孝還在嗎？”
王艮：“我的孝在心，哪裡在衣服上！”
王陽明：“既然不在衣服上，何必把衣服穿的如此古怪？你是想把孝做給別人看？”
王艮：“……”
就這樣，王艮做了王陽明的弟子。王陽明覺得“銀”有金字旁，金乃狂躁流動之物，於是把它去掉，名為王艮，字“汝止”。這是提醒王艮：別飄，懂得止於“無我”之境。
但王艮雖然拜了王陽明為師，卻仍然是個“有我”的極品。
有一天，他出遊歸來，王陽明問他：“都見到了什麼？”
王艮以一副異常驚訝的聲調說：“我看到滿街都是聖人。”
我們應該注意，王艮這句話別有深意。王艮來拜王陽明為師前就是狂傲不羈的人，拜王陽明為師後，也未改變“傲”的氣質，王陽明多次說：“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王艮不相信。他始終認為聖人是遙不可及的。
所以他說的“我看滿街都是聖人”這句話，是在譏笑王陽明的言論：“你瞧，那些在大街上的凡夫俗子都是聖人，我怎麼都不相信，天下會有這樣多聖人啊。”
王陽明大概是猜透了王艮的心意，於是就借力打力：“你看到滿大街都是聖人，滿大街的人看你也是聖人。”
王艮尷尬地一笑：“都是聖人。”
王陽明點頭說：“對！人人都是聖人，誰也不比任何人差。”
他還應該再加一句：“誰也不比任何人高明！”
“有我”是惡，“無我”是善，“有我”是良知不明，“無我”就是致良知。當我們放下“有我”，不要以自我為中心、為出發點，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物質上，你都會得到更多。正如開篇的那個測試題，可謂一箭三雕。
三、責人與責己
有一天，大街上兩個人起了爭執。甲罵乙：“你真是喪盡天理！”乙反擊：“你才是喪盡天理！”甲又說：“你的良心讓狗吃了！”乙跳著腳：“你的良心才讓狗吃了呢！”
王陽明的講課被這鬧哄哄的場面所打斷，有弟子站起來就要出去。王陽明攔住他：“別去，你聽，他們在講我的心學呢。”
弟子們以為王老師的耳朵出了問題：“他們是在互相詬罵呢！”
王陽明搖頭道：“你們沒有聽到嗎？‘天理’‘良心’，這不就是在講心學嘛。”
弟子們仍有疑問：“既然是講學，為何不好好講，幹嗎互相詬罵？”
王陽明歎息道：“這種人很多，只知道責人，不知反省自己。倘若他們真以責人的心來省己，那就是致良知了。”
責人與責己，是中國傳統道德的老話題。在古人看來，聖賢和普通人的重要一點區別就是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其實就是對自己狠，對別人柔。
中國古人給責己和責人訂立了兩個標準，責己以“義”，責人以“仁”。《呂氏春秋》說，批評自己以“義”為標準，就很難做出不善的事，自己的行為舉止就會非常謹飭、慎重；而批評別人以“仁”為胸懷，別人就會很滿意，而取得別人的滿意也就能贏得人心。
王陽明認為，“義”是適宜，“仁”是愛。良知就是“義”，就是“仁”，所以我們責人和責己的標準只是一個：良知。良知知道什麼是適宜的，什麼是愛，按照良知的指引去責人和責己就能贏得人心，就能使自己的行為舉止中規中矩。
所謂責己，就是不斷地反省與自檢。看到別人的優點，應該努力學習；看到別人的缺陷，則應該反思自己身上是否也存在著同樣的毛病。倘若有人對我蠻橫無禮，我也應該反思自己：他為何會用這種態度對待我呢？是不是我哪裡做得不好呢？
特別是當我們高興、憤怒、心志鬆懈、行為放肆時，更應該自檢：我的言行舉止是否已出離了不偏不倚的軌道呢？
倘若每個人都能夠自我督察，反思內省，那麼天下將沒有紛爭，宇宙則充滿和順氣息。可和順氣息的出現是相當有難度的，因為我們責人時，什麼道理都懂；而責己時就什麼道理都不懂了。王陽明說，其實這也符合人性：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
所以王陽明告誡眾人：
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
一味地去責人，有兩個壞處：第一，看不到自己的錯；第二，由於你本身還有過錯，用並不光明的良知去責備別人，別人不會服氣，到頭來弄巧成拙，自己惹了一肚子氣不算，還得罪了人。
王陽明舉例說：“舜把總想害他的弟弟象感化成善人，訣竅就在於，舜總責己。像對他做一件壞事，舜就反省，是不是我的錯？這就是只見自己的不是。如果舜總責人，那必去糾正像的奸惡，像肯定不會被感化。因為你去糾正惡人的惡行時，等於是揭發了他的醜惡。由於人人都有良知，惡人會發現你說的是對的，會盡力掩蓋，他會更怒不可遏，而變得更惡。”
所以當我們要責人時，王陽明出主意說：“你就把責人當成一大私慾，立即去克。”
運用“責己”，有時候還是絕妙的招數，來化解矛盾。
有父子二人來告狀，請王陽明判案。隨從欲阻擋他們。王陽明卻主動聽了他們說的情況，然後說了一句話，父子二人就抱頭痛哭，最後和好離去了。
王陽明的弟子們大為驚訝，問王陽明：“您說了什麼就使父子二人很快地悔悟了呢？”王陽明平靜地回答：“我對他們說，虞舜是世上最不孝順的兒子，他的父親瞽叟是世上最慈祥的父親。”
稍懂歷史的人都知道，王陽明說反了。舜的老爹瞽叟總想害舜，舜卻一直對他老爹好。
面對弟子們的驚異神色，王陽明緩緩道：“舜常常自以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以為是最慈祥的，因此他不能慈愛。瞽叟只記著舜是他拉扯養大的，心想如今舜為什麼不讓他快樂，他不清楚他的心已被後妻迷惑而改變了，還自以為能慈愛，因此他就更不能慈愛；舜總是記著小時候父親是多麼地愛他，而如今之所以不愛了，只因為自己不能盡孝，每天想著自己不能盡孝之處，因此他就更加孝順。等到瞽叟高興時，他只不過是恢復了心中原本就有的慈愛的本體。所以，後世之人都稱舜是一個古往今來的大孝子，瞽叟也就變成了一個慈祥的父親。”
是不是只責己就萬事大吉呢？不是！
王陽明說：“不是不能責人，而是責人要講究方法。我們責人，不是為了顯示自己，不是為了責人而責人，主要還是要幫助別人改正缺點。”
陽明心學“責人”的最高境界是“不責而責”。如果真心實意懇求對方改過向善，懷著愛人之心對人進行批評和指正而取不得任何效果後，那就必須“不責而責”了。
所謂“不責而責”，就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責己”上，把自己鍛造成一個道德高尚、心胸開闊的人，然後再通過自己的行動去感化別人：以寬讓、溫和的態度，原諒別人的能力不足，容忍別人還未達到道德的要求，寬恕別人的無知，理解別人不願意做的事情。
這就是陽明心學的責人和責己的辯證關係，它符合陽明心學思想：良知有大小，人人都有錯。只需專心光明自己的良知，當我良知光明後、致良知於人人時，則人人都能得到我的良知（理），而這個良知（理）其實也是他們的良知。
四、此心不動，隨機而動
1493年，王陽明參加會試，名落孫山。他的朋友們都心急火燎地來安慰他，卻發現他面色如常，毫無落第的悲傷。王陽明笑著對他們說：“我落第，你們卻動心。”朋友們大為尷尬。
三年後，王陽明在會試中二度落榜，朋友們發了羊癲瘋似的跑來安慰他。這一次，他們勢在必得，非要看到王陽明痛哭流涕。為了計劃順利，他們還特意找了幾個落第的朋友，悲傷號啕，烘托氣氛，勾引出王陽明的傷心來。
但這一次，他們又大失所望。王陽明不動聲色地看著啜泣的落第舉子，平靜地說道：“你們都以落第為恥，我卻以落第動心為恥。”
落第無所謂，動心才是個問題。此心不動，是陽明心學的目標之一，也是一種人生境界。此心不動，方能在面對各種情境時方寸不亂，應對自如。就如阿基米德“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動地球”的那個“支點”，豈止是能撬動地球，它能撬動天地萬物。
但是，要養成此心不動，殊非易事。我們常常會受到外界的各種刺激，比如無人不曾經歷過的“譭謗”。
有人問王陽明：“孔子那樣的聖人，怎麼也會受到別人的譭謗，而且還那麼多？”
孔子受人譭謗的確很多，時人對他潑了太多冷水和髒水，最有名的髒水就是“喪家犬”。按一般的見解，如孔子這樣的聖人應該是萬民敬仰，天下俯首的，為他歌功頌德還來不及，怎麼會譭謗他呢？
王陽明解釋道：“譭謗是從外面來的，聖人也避免不了。”
弟子大惑：“您不是說心外無事嗎？譭謗就是一事，怎麼是從外面來的？”
王陽明正色道：“我說心外無事，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你別去當庸人，沒有說別人不是庸人。管好你自己的心和嘴，你怎能管住別人的心和嘴？”
眾弟子大為驚悚。王陽明緩和了語氣接著說道：“人只應注重自身修養，若自己的的確確是一個聖賢，縱然世人都譭謗他，也不能說倒他。這就如同浮雲遮日，如何能損毀太陽的光芒？如果自己是個外貌恭敬莊重，內心卻空虛無德的人，縱然無人說他壞話，他隱藏的惡也會在不久的將來暴露。因此，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來自外界，豈能躲避？只要能加強自身修養，把自己的心鍛造得強大，外來的毀譽能把我怎樣？”
民諺說，唾沫星子淹死人，但淹死的都是內心脆弱的人。王陽明說：
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王陽明說，人若能實實在在地用功，不論別人如何誹謗和侮辱，依然會處處受益，處處都能培養道理；若不用功，別人的誹謗和侮辱就如魔鬼，最終會被它擊垮。
如何用功？訣竅就是兩個字：自信。
王陽明在平定朱宸濠叛亂後，皇帝朱厚照御駕來南方。他身邊一群小人以妖言蠱惑朱厚照，殫精竭慮地找王陽明的麻煩。當時有很多人勸王陽明，趕緊想辦法去找皇上，向他吐露您的真心。王陽明一本正經地說：“君子不求天下人相信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而已。我現在相信自己還沒有時間，哪裡還有心思去讓別人相信我？”
如果你連自己都不相信，豈能讓別人相信你？
這就是“自信”，它需要你鍛造自己的良知，只要良知光明，外界的懷疑、侮辱終有真相大白於天下之時。王陽明是這麼說的：“各位只要根據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別人的嘲笑、誹謗、稱譽、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要這致良知沒有片刻停息，時間久了，自會感到有力，也自然不會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動搖。”
王陽明舉例說：“從前有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的僕人偷了朋友的一雙鞋。回家後，他讓僕人去買鞋，僕人就把偷來的鞋當作是買的給了他。他很高興地穿到腳上，恰好朋友來訪，一見他的鞋，暴跳如雷，‘我早就懷疑是你偷的，想不到真是！’於是二人絕交。若干時日後，僕人承認了自己是偷竊者，真相大白。朋友慌忙跑來說，‘我竟然懷疑你，真是大罪。’又問，‘你當時為何不解釋？’”
這人回答：“我沒有偷你的鞋，這是自信。你誤會我也並未傷我分毫，如今你來向我道歉，我也未得分毫。反而是你，先是發怒，現在又是愧疚，心真是忙亂得很啊。”
王陽明用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無論遇到外界多麼大的侮辱與譭謗，要有顆自信心。只要你沒做，侮辱和譭謗傷不了你，而且既是無中生有，終會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下面這個故事是笑話，但背後的道理卻非常嚴肅：一對父子趕著驢去集市。有路人看到說：“這父子二人真傻，這麼好的驢子，居然不騎。”
老爹想想也是，就讓兒子騎上了驢。
走了一段路，又有路人說：“這孩子真不像話，讓父親走路，自己騎驢。”
兒子聽到後趕緊跳下驢來，把父親扶上驢。
老爹還未坐穩，就聽到一個路人說：“這做爹的心太狠，讓孩子走路，自己卻騎驢。”
聽到這話，老爹趕緊把兒子也抱到驢背上。
走出步遠，又一路人說：“這二人真狠毒，兩個人都騎到驢上！”
父子二人聽了這樣的話後，惶惶然。
最後，兩人終於想到一個辦法：抬起那頭驢走路。
我們常常對物慾動心外，還會對別人的評價動心。所以動心，是因為我們並不自信，就像一個空碗，需要外在的東西來填充，別人的評價就是這種填充物。王陽明說：“有此心就有此理，你有一顆不自信的心，自然就會產生不自信的理。所以你的心在外物的干擾下不停地動，永不停息。”
所謂“自信”不是被動地堅信自己“問心無愧”，而是要把遇到的坎坷、磨難當作正面的東西，要把它當成是砥礪人、磨練人的東西。而且你應該感謝它，榮譽是從正面磨礪你，誹謗和侮辱是從反面磨礪你。無論是哪種磨礪，它都是你練心的大好時機。
這樣一來，無論順境還是逆境，你都能有所得；無論榮譽還是侮辱，你都能把它當成一門學問。
1519年，寧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發動叛亂，王陽明以臨時拼湊的部隊僅用了四十三天就摧毀了朱宸濠的二十萬大軍。慶功宴上，有弟子問王陽明：“用兵有術否？”
王陽明回答：“用兵能有什麼術？只是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罷了。”
一弟子沾沾自喜道：“那我也能用兵。”
王陽明看向他，他臉上充盈著自信的光：“只要臨戰時讓此心不動，不就如您一樣談笑間擊敗敵人了？”
王陽明笑問：“你怎樣讓自己的心不動？”
“我用心控制它啊。”
“你的心全力控制你不動，那你運籌帷幄用什麼？”
該弟子啞然。
王陽明這位自作聰明的弟子的想法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源於戰國的告子。告子就是說出“食色性也”的人，他也說此心不動，但卻是強行死扣這顆心，強制它紋絲不動。此時，你的心的功用就是不停地告訴自己：不要心動，不要心動。
心用在了這方面，一旦有事來，你該用什麼去迎戰事呢？一心是不可二用的。
王陽明說的此心不動，是致良知到自然不動。
心之本體，原本不動。心之本體即為性，性即理。性原本不動，理原本不動。
即是說，我們的心是命中注定不該動的，如果心不動，由於心即理，那理也不會動。我們的心主宰著理，所以有什麼樣的心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理。有克敵制勝的心，就有克敵制勝的一番道理、技巧出來。但由於習俗所染，我們的心常常躁動、騷動、欲動，要想恢復其本體，就要致良知，用孟子的說法就是“集義”：在現實生活中做符合道義的事。積累善行和善念，心胸坦蕩，臨事時自然能不動心。
平定朱宸濠後，皇帝朱厚照南巡。朱厚照身邊的一群小人千方百計想搞掉王陽明，於是在朱厚照耳邊詆毀王陽明，說他要謀反。
朱厚照懷疑王陽明的消息層出不窮，王陽明的很多朋友都勸他趕緊離開南昌，逃離這個危險之地。王陽明的弟子們也苦苦勸說。王陽明泰然不動，心無旁騖地和弟子們探討心學。但弟子們都面有憂色，王陽明實在看不下去弟子們佈滿烏雲的臉，就對他們說出心聲：“你們為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我早已交出兵權，說我謀反簡直愚蠢之極，這就是自信。皇帝若不傻，他也會明白。如果我此時上躥下跳，到處打探消息，打點關係，豈不是正中了那些人的詭計，說我做賊心虛？我在此泰然自若，也是有深意在。”
這番道理深入眾弟子的心，王陽明又急轉直下道：“即使皇上聽信謠言，真要懲治我，我也無法迴避躲閃。雷要打，就隨它打來，憂懼有什麼用？你怕雷打來，就產生憂懼心，憂懼心一起，就會亂了方寸，到時雷不打來，你自己也嚇破膽了。未發生的事，何必憂懼，事情要發生，你憂懼有何用？”
這就是陽明學的此心不動，此心不動並非是消極地聽天由命，而是抱定問心無愧的心來應對到來和即將到來的危險。危險和困境未來，沒必要動心；危險和困境來了，動心又有什麼意義？隨遇而安罷了。
此心不動是永恆的嗎？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去世後，王陽明哭得死去活來，恨不得和王華一同去了。有弟子說：“您這是人欲了，心動了。”
王陽明哀傷道：“這的確是人欲，但面對親情，心不得不動，而且必須要動。”
弟子們大惑不解，忘記了老師正在哀傷欲絕中，急忙若渴地求知。
王陽明繼續哀痛欲絕，但第二天，他恢復了本體，哀而不傷地說了八個字：“此心不動，隨機而動。”
注意王陽明這八個字，他在平定朱宸濠叛亂時也說過這八個字，而這八個字並不僅僅指的是讓自己的心不動，抓住敵人心動露出破綻的機會，快速擊之。
它還另有玄機。所謂“機”就是合理地表露自己人欲（七情）的機會。理學家認為，七情是人欲，必須要祛除和壓制。這樣就形成一個問題：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情感與生俱來，不可能消失，所以許多感情倘若長久淤積在心後就會潛藏在潛意識中，當有外界的刺激擊入潛意識中，它們就會被激活，如果病毒突變一樣無限放大，我們就會失控，心理所當然地大動起來。
比如那些落第的舉子，所以對落第動心，就是因為他們太把中舉當回事，而礙於讀書人的尊嚴，他們在平時又不敢太表露這種感情，積壓在心，突然未中舉，心上大動，立即失控，死去活來。王陽明則大不同，他沒把中舉當回事，也就沒有這種感情的積壓，所以當落第這一刺激擊過來時，等於是在沙漠中扔了一桶水，而那些人則如同在雷區扔了一把火。
王陽明認為，七情唯有適當地表露出來，才能讓你的心更為強大，由此不動心。七情就是雷區，只有把雷在平時排除乾淨，當火來時才不會大爆炸。做到這點，也就恢復了活潑潑的心的本體。
就此我們可以下定結論：欲養得此心不動，除了自信、學養深厚外，還有個重要前提就是，必須隨機而動。
五、心學養生法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文化叫“養生”，儒釋道三教針對“養生”發過的論述浩若煙海。三教還算殊途同歸，認為“養”即保養、調養之意，“生”即生命、生存之意，養生的目的是讓我們擁有一個好身體和健康的心靈——歸根結底，養生就是養心。
《呂氏春秋・貴生》中說：“聖人認為天下所有事中，沒有比生命更寶貴的。如何保護我們的生命呢？這就需要去我們生命主宰的耳朵、眼睛、鼻子和嘴上用功。耳朵雖然想聽悅耳的聲音，眼睛雖然想看好看的東西，鼻子雖然想聞芬芳的香氣，嘴巴雖然想吃美味的食物，但如果對於生命有害就該用心制止。對於這四種器官來說不願接受的事物，但只要對生命有利，就該去做。由此看來，耳朵、眼睛、鼻子和嘴，不能擅自行動，必須有所制約。這就像擔任官職一樣，不允許隨意行事，必須有所制約。這是珍重生命的方法。”
這個“制約”就是克己。王陽明說：“人需要有為自己著想的心方能克己，能夠克己，就能成就自己。”
有個叫蕭惠的弟子問：“自私很難克去，該怎麼辦呢？”
王陽明說：“讓我替你克去自私。”
蕭惠很沮喪也很疑惑：“我的確有為自己著想的心，可就是不能克己！”
王陽明循序漸進道：“你不妨先談談你為自己的心是怎樣的。”
蕭惠被問住了，許久才說：“我也一心要做個身心健康的人，便自我感覺很有一些為自己的心。如今想來，也只是一個空有軀殼的我，並非真實的自我。”
王陽明說：“真正的我怎能離開身體？只是你也不曾為那空有軀殼的我，你所說的軀殼的我，豈不是指耳、目、口、鼻、四肢嗎？”
蕭惠說：“正是為了這些。眼睛愛看美色，耳朵愛聽美聲，嘴巴愛吃美味，四肢愛享受安逸，我無法制約他們，自然不能克己。”
王陽明說：“美色使人目盲，美聲使人耳聾，美味使人口傷，放縱令人發狂，所有這些，對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都有損害，怎麼會有益於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呢？如果真的是為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就要考慮耳朵當聽什麼，眼睛當看什麼，嘴巴當說什麼，四肢當做什麼。只有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才能實現耳目口鼻和四肢的功能，這才真正是為了自己的耳目口鼻和四肢。此時，並非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自動不看、不聽、不說、不動，這必須是你的心在起作用。其中視、聽、言、動就是你的心。你心的視、聽、言、動通過你的眼、耳、口、四肢來實現。如果你的心不存在，就沒有你的耳目口鼻。所謂的心，並非專指那一團血肉。如果心專指那團血肉，現在有個人死去了，那團血肉仍在，但為什麼不能視、聽、言、動呢？
“所謂的真正的心，是那能使你視、聽、言、動的‘性’，亦即天理。有了這個性，才有了這性的生生不息之理，也就是仁。性的生生之理，顯現在眼時便能看，顯現在耳時便能聽，顯現在口時便能說，顯現在四肢便能動，這些都是天理在起作用。因為天理主宰著人的身體，所以又叫心。這心的本體，本來只是一個天理，原本無非禮存在。這就是你真實的自我，它是人的肉體的主宰。如果沒有真我，也就沒有肉體。確屬有了它就生，沒有它就死。你若真為了那個肉體的自我，必須依靠這個真我，就需要常存這個真我的本體。做到戒慎於不視，恐懼於不聞，害怕對這個真我的本體有一絲損傷。稍有絲毫的非禮萌生，有如刀剜針刺，不堪忍受，必須扔了刀、拔掉針。如此方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你現在正是認賊為子，反而說什麼有為自己的心，但為何不能克己呢？”
蕭惠至為感動。
恰巧有位弟子捂著一隻眼來找王陽明。他憂傷地對王陽明說：“我的眼睛壞了，現在心情異常糟糕，這可怎麼辦？”
王陽明脫口而出：“你呀，真是貴目賤心。”
這個回答就不僅是養生問題了，它是心學的精髓：關注心，如果心正了，良知光明，那外在的一切困難就都不是困難。
六、心學之勇
有個弟子叫陳九川的生了病，臥病在床，痛苦萬分。
王陽明來看望他，噓寒問暖一番後，問他：“關於病這個東西，‘格’起來有點困難，你覺得呢？”
陳九川苦笑道：“的確難！我覺得它比‘正心’難多了。它的難受，肉體的疼痛，非是心能控制得了的。”
王陽明不這樣看，說：“你的肉體也是受你心控制的，它疼時，你若能快樂、常快樂，就是功夫。”
這是大有難度的事，陳九川不想在這問題上糾結，而是和王陽明探討起了學問：“我常反省自己的念頭思慮，有時覺得邪妄歪曲，有時想去治理天下大事。思考到終極時，也津津有味，達到難分難捨的地步而無法祛除。這種情況發覺得早還容易去掉，發覺遲了就難以排除。用力抑制，更覺格格不入。唯有將念頭轉移，方能把這種現象全部清理出去。如此清淨思慮，似乎也無妨害。”
王陽明說：“說來說去，你還是不懂得良知，只要在良知上下功夫即可。你一有念頭，良知就知是非，只就在‘是非’上用功，‘是’的保持，‘非’的祛除。”
陳九川很沮喪：“我說的這些情況，正是良知未知時。”
王陽明笑了：“良知怎麼可能有不知的時候？只是你的良知被遮蔽了，它告訴你答案，你感覺到了卻不肯去做。”
陳九川若有所思：“大概是這樣吧，這真是一場惡戰，雖然明白，卻不能扔掉。”
王陽明嚴肅地說道：“必須要有勇氣！”
陳九川茫然：“勇氣？”
“對！你用功久了，自會有勇。”
陳九川越發茫然。
王陽明解釋道：“孟子說勇氣是‘集義所生’，你行事合乎道義，這就是致良知。肯致良知，自然就會產生勇氣。勇氣反過來會光明你的良知，你在這場惡戰中就很容易取勝了。”
王陽明所謂的“勇”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用《孔子集語・雜事》記載的一則故事來解說：孔子的弟子子路自詡很勇敢，但孔子始終認為子路是個容易衝動的勇夫，並未得孔門儒學“勇”的真諦。
某次，孔子遊山，子路隨行。孔子口渴，讓子路去打水。子路在水邊遇到一隻老虎，興奮得發狂，扔了水瓢就和老虎搏鬥起來。幾個回合，子路把老虎揍死，並把虎尾巴扯下揣在懷裡，回來問孔子：“上士打虎如何？”
孔子發現子路的水瓢不見了，懷裡露出一條毛茸茸的東西，馬上就明白了，於是回答：“持虎頭。”
子路又問：“中士打虎如何？”
孔子回答：“持虎耳。”
子路急了，再問：“下士打虎如何？”
孔子回答：“持虎尾。”
子路忿懣不已，自己徒手和老虎搏鬥險些搭上性命，才落了個“下士”。他跑到一邊，把老虎尾巴扔掉，揣了個石頭回來。惡狠狠地問孔子：“上士殺人用什麼？”
孔子臉色不變：“用筆。”
“中士殺人用什麼？”
“用語言。”
“下士殺人用什麼？”
“用石頭。”
子路垂頭喪氣，心服口服，扔了石頭，不言語。
孔子微笑道：“你已接近勇士的標準了，因為‘知恥近乎勇’。”
把孔子的話和王陽明的話結合起來，我們就可得出王陽明對“勇”的定義：知道是非、善惡、羞恥是良知，只是接近“勇”，而肯矯正和改正，就是真的勇，也就是致良知！
七、知行合一就是槓桿原理：撬動天地萬物
1508年，王陽明在貴州龍場驛站發現了“良知”的神奇威力。公元前250年左右，古希臘物理學家阿基米德發現了“槓桿原理”，於是發出豪言壯語：“給我一個支點和一根足夠長的槓桿，我就能撬動地球。”
那個支點，倘若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就是良知，而那根足夠長的槓桿就是“行”。不必給我一個支點，因為這個支點與生俱來，剩下的事只是找一根足夠長的槓桿，用力壓下去就可以撬動天地萬物和人情事變。所以，阿基米德的“槓桿原理”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在某種程度上是相通的。
王陽明運用槓桿原理的實例不勝枚舉，其創建心學不久後，在貴州龍場就牛刀小試了兩次。第一次是撬動了貴州巡撫王質，第二次是撬動了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貴榮。
貴州巡撫王質屬於後反勁兒型，王陽明來龍場小半年了，他沒有動靜。可當王陽明在龍場講起心學，他有了動靜。動靜是很大的，一批受他指使的亦官亦匪的城管人物來到龍場驛站，作威作勢要揍王陽明。王陽明巋然不動，聽課的土著們暴跳如雷，情緒轉化為行動，把這群人揍了個半死。
王質聞聽此事後，七竅生煙，他想調動軍隊對付王陽明，但又改變了主意。他要親自去找王陽明，但又改變了主意。最後，他下令給貴州司法部長官毛應奎，要他通知王陽明，這件事的影響極端惡劣，王陽明必須要在誠惶誠恐、畢恭畢敬的姿態下向他道歉，然後他才可以考慮是否赦免王陽明的罪。
毛應奎瞭解王質，知道這是廉價自尊下的無理取鬧。雖然如此，他權衡了一下，認為王陽明比王質更容易擺平。於是他給王陽明寫信，要他對王質走狗被群毆的事向王質道歉，哪怕就是一封道歉信也好。
王陽明讓他大失所望。毛應奎接到王陽明的回信，信上說，毆打那群流氓的是當地土著，土著不會無緣故打人，是那群流氓先動手的。即使那群流氓是王質派來的，我沒有打他們，所以我和王質之間未產生任何關係。我為何要向他道歉？如果他非揪住這件事不放，那你替我轉告他，我在惡劣的龍場什麼沒有遇到過，幾乎一日三死，再大的風暴對我而言也不過是蟲豸。他最後說，我雖然是流放官員，不過也應該得到尊重。
據說，王質收到這封並非是給他的信後大為震驚，只好接受了尊嚴被侵犯的現實。我們可以仔細分析這件事，撬動王質的支點不在王質身上，而在王陽明心中。按他的意思，支點就是人人具有的自尊，王質有錯在先，本應該王質向他道歉，但他大人不計小人過。有了這樣一個支點，其他的問題，諸如“打人者非我”“我什麼沒經歷過”也就順理而來。
王質事件不久，安貴榮事件再來。安貴榮在貴州並非等閒之輩，貴州的驛站就是他祖上奢香夫人為明帝國免費開鑿的，所以他的神態裡有一種無上榮耀的傲慢。他來見王陽明並不是聽心學，按他的思維，王陽明學識淵博，聲名遠播，肯定有非凡的智慧。他希望王陽明能為他解惑，這個惑就是：他想減少貴州通往中原的驛站數量。
王陽明勸他別胡思亂想：“驛站，尤其貴州境內的驛站是中央政府控制貴州的烽火台，你撤驛站，會給中央政府‘弱化中央政府對貴州控制能力’的印象。後果如何，不必我說。”
安貴榮急忙派人送來酒肉，說：“想不到這深山老林裡有如您這樣見識非凡的人，讓人欽佩，關於裁撤驛站的事，我以後想都不想。”
王陽明回答他：“我沒有這樣的力量，我說的這個道理，你心中早已有之。”
對於祛除安貴榮慾望的支點，王陽明選擇的是為其做利害分析，為何會把支點放在這裡，是因為安貴榮要減少驛站數量的目的是少受中央政府的管轄，間接為自己謀取利益。謀取利益的人最怕失去利益，所以只要把支點放在利害關係上就萬事大吉了。
在《傳習錄》中，王陽明曾談到蘇秦和張儀：
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
蘇秦和張儀是戰國時期的超級說客，靠縱橫術發跡，名垂千古。王陽明為何要說蘇秦和張儀“窺見良知妙用處”呢？原因就是“善揣摸人情，言語上都能切中對方的要害和關鍵”。這個“要害和關鍵”就是肯綮，就是阿基米德支點的位置，就是良知所在。
蘇秦原本是去說服秦王滅六國的，結果秦王對他嗤之以鼻，這讓他深感恥辱。他發下重誓：“你秦國不滅六國，我就讓六國來滅你！”於是蝸居在家，頭懸樑錐刺股，發憤圖強研究六國情況，出山後去說服六國聯合起來抵抗強秦。
蘇秦遊說六國的模式被後人總結為“利導法”，這種方法的層次如下：肯定優勢—指出危機—出謀劃策—分析利弊—以利導之。其實也就是分析利害，劃出遠景，以利導之，讓被說服方樂於接受自己的主張。
說服六國任何一國時，蘇秦第一步就分析對方的地理條件、兵力情況、軍需物資、國力強弱、周邊關係等客觀優勢，結合君主賢能、士卒英勇等主觀因素，充分肯定其有利條件。並且注意結合每一個諸侯國的具體情況做出分析，有針對性地強調該國特色。總之，不論對於哪個國家，都首先強調其優勢，以解除他們懼怕強秦的心理壓力。然後指出其危機所在，分析危機產生的原因，為合縱戰略做好鋪墊。再然後替對方謀劃，並給出主意，設計擺脫危機的方案(合縱戰略)。最後分析利害，以利誘之，以理導之。
實際上，這個“利導法”最關鍵的地方就是利害，就是阿基米德支點。蘇秦知道六國任何一國的利害所在，這就是良知的效用。也就是說，蘇秦後來成為六國宰相，他其實只做了兩件事：第一，找到撬動六國的那個支點（利害）；第二，壓下槓桿（說話）。
蘇秦撬動六國聯合起來的支點是利害，他對各個國王說的一句話就是，如果六家聯合，即使不能滅掉秦國，至少不會被秦國滅掉。倘若不聯合，那肯定會被秦國一一滅掉。
張儀撬動六國分解的支點同樣是“利害”，但比蘇秦的支點放得更精緻。我們可以欣賞他說服魏國投靠秦國的精彩話語：“魏國土地縱橫不到千里，士兵不超過三十萬。四周地勢平坦，各國從四面八方都可以進攻，沒有大山大河的阻隔。從新鄭（韓國都城）到大梁（魏國都城）只有兩百餘里，戰車馳騁，士兵奔走，不費多大力氣就到。魏國南邊跟楚國接境，西邊跟韓國接境，北邊跟趙國接境，東邊跟齊國接境，士兵駐守四面，守衛邊防堡壘的不少於十萬人。魏國的地勢，原本就是戰場。如果魏國向南親附楚國而不親附齊國，那麼齊國就會來攻打它的東面；向東親附齊國而不親附趙國，那麼趙國就會來攻打它的北面；不和韓國合作，那麼韓國就會來攻打它的西面；不和楚國親近，那麼楚國就會攻打它的南面。這就是所謂四分五裂的地理位置。
“大王如果不事秦國，秦國出兵攻打黃河以南，佔據卷地、衍地、燕地、酸棗，脅迫衛國，奪取陽晉，那麼趙國不能向南支援魏國，魏國就不能向北聯繫趙國。魏國不能向北聯繫趙國，合縱聯盟的通路就斷了。合縱聯盟的通路一斷絕，那麼大王的國家要不危險就不可能了。如果秦國說服韓國攻打魏國，魏國害怕秦國，秦、韓兩國一致對付魏國，魏國的滅亡就可以蹺起腳來等待了。這是我替大王擔憂的問題。
“我替大王著想，不如歸順秦國。歸順了秦國，楚國、韓國一定不敢亂動；沒有楚國、韓國的危害，大王就可以高枕無憂，國家一定沒有憂患了。秦國所想要削弱的莫過於楚國，而能削弱楚國的莫過於魏國。楚國雖有富足強大的名聲，但實際空虛；它的士兵雖多，卻容易敗逃潰散，不能堅持戰鬥。如果全部出動魏國的軍隊，向南攻打楚國，勝利是肯定的。割裂楚國而加強魏國，虧損楚國而滿足秦國，轉嫁災禍，安定國家，這是大好事呢。大王如果不聽取我的意見，秦國將派精兵向東進攻，那時即使想歸順秦國，也不可能了。”
魏王被這番話折磨得寢食難安，最後同意了張儀的觀點，做了秦國的衛星國。
這就是蘇秦、張儀的利害槓桿原理。王陽明創建心學後的一切事跡中，都有這種槓桿原理充盈其中，尤其是在對付太監張忠時，發揮得淋漓盡致，讓人目瞪口呆。
1519年，江西南昌寧王朱宸濠造反，王陽明只用月餘就平定這場叛亂，並活捉朱宸濠。皇帝朱厚照御駕親征，實際上是想到南方玩耍。但王陽明已活捉朱宸濠，朱厚照親征玩耍的理由變得很不充分。其身邊的太監張忠出主意：可將朱宸濠放了，皇上到江西重新捉他一回。
朱宸濠狂喜，張忠立即派了錦衣衛拿著一面威武大將軍的手牌去見王陽明。錦衣衛狂奔起來的速度至為可驚，1519年九月初，錦衣衛到達南昌城，並向王陽明呈上威武大將軍的手牌，命令王陽明和他見面。王陽明確信，朱厚照真的來南方了。
弟子們說：“明顯得很，威武大將軍，就是皇上。他的手牌到和聖旨到沒有區別，應該趕緊相見。”
王陽明拿出他的支點：“聖旨是聖旨，手牌是手牌，怎可同日而語？大將軍的品級不過一品，況且我是文官，他是武官，文武不相統屬。我為什麼要迎他？”
王陽明的弟子們大駭：“他明明就是皇上，老師您這是想瞞天過海，恐怕要得罪皇上。”
王陽明歎息道：“做兒子的對於父母錯誤的言行無法指責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哭泣，怎麼可以奉迎他的錯誤呢！”
他的屬下苦苦相勸，王陽明只好讓一名屬下代替自己去見那名錦衣衛。錦衣衛發了一通火，更讓他火大的是，按規矩，王陽明需要孝敬錦衣衛一大筆錢，可王陽明只給了五兩金子。錦衣衛七竅生煙，決定第二天返回張忠處，讓王陽明為其不恭付出代價。
第二天，王陽明適時出現了，他要撬動錦衣衛的良知。他說：“我親自來送您。”說完就拉起錦衣衛的手，滿懷深情地說，“下官在正德初年下錦衣獄很久，和貴衙門的諸多官員都有交情，但您是我見過的第一個輕財重義的錦衣衛。昨天給您的黃金只是禮節性往來，想不到就這麼點錢您都不要，我真是慚愧得要死。我沒有其他長處，只是會做點歌頌文章，他日當為您表彰此事，把您樹立成典型，讓天下人膜拜。”
錦衣衛的良知被他撬活了，因為這個支點選得非常好，正是絕大多數人最渴望的名聲！錦衣衛先是錯愕，接著就是感動。他讓王陽明握著手，說：“本來這次來是讓您交出朱宸濠的，可看您也沒有這個意思，雖然我沒有完成任務，但您的一番話讓我心弦大動。我提醒王大人，還會有人來。”
王陽明裝出一副驚異的樣子，問：“為何要朱宸濠？朱宸濠既被我捉，本該我獻俘才對啊。”
錦衣衛不語，轉身跳上馬背，一溜煙塵跑了。
王陽明不交出朱宸濠，朱厚照就不能來。朱厚照若來可不是一個人，他是帶著十幾萬大軍來，這群蝗蟲所過之處人民必定遭殃。他們僅以搜索朱宸濠餘黨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就能讓無數百姓家灰飛煙滅。
此時的王陽明只有一個支點：押著朱宸濠急速北上，在半路堵住朱厚照，讓他沒有理由再來南方。1519年陰曆九月十一，王陽明把朱宸濠一干俘虜裝進囚車，從水路出發去堵朱厚照。
王陽明走到廣信，張忠派來的兩位高級宦官來見王陽明，聲稱是奉了皇上朱厚照的聖旨，要王陽明把朱宸濠交給他們。
王陽明這次面對的不是錦衣衛，而是東廠太監。錦衣衛還有點人性，東廠全是獸性，王陽明用對付錦衣衛那套辦法對付東廠太監，顯然是膠柱鼓瑟。他的支點是：對付惡人，千萬別激發他的惡性，你不能和惡人直來直去地對著幹，要懂得鬥爭的技巧。惡人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他們最怕的就是利益的喪失。對付他們，只需要給他們擺清利害關係，他們就會知難而退。
王陽明熱情地接待了兩位高級宦官，兩位高級宦官請王陽明不要廢話，立刻交出朱宸濠。王陽明慢條斯理地問：“這是皇帝的意思還是你們大佬張忠的意思？”
兩宦官冷笑：“當然是皇上的意思。”
王陽明又問：“皇上如此急著要朱宸濠，想要幹什麼？”
兩宦官再度冷笑：“我們做下人的，怎敢去擅自揣摩聖意？”
王陽明就諱莫如深地說：“我大概知道皇上如此急迫想要幹什麼了。”
兩宦官以為王陽明發現了他們的陰謀，臉色一變，不過很快就恢復平靜，問王陽明：“王大人難道是皇上肚裡的蛔蟲嗎？”
王陽明說：“我能猜出個一二。寧王造反前在宮中府中朋友無數，天下人誰不知道，寧王交朋友靠的就是金錢。本來，這是寧王人際交往的一個方式，可他現在既然造反，就是叛逆，用金錢交朋友那就是賄賂，我進南昌城後在寧王府中搜到了一箱子賬本，上面詳細地記載了他給了什麼人，給了多少錢，這人又為他謀取了多少好處。”
說到這裡，兩位宦官早已面無人色，因為朱宸濠的朋友裡就有他二人。王陽明見二人已沒有了剛見面時的冷傲，馬上就清退身邊的所有人，然後從袖子裡掏出兩本冊子，一本是賬簿，另外一本則夾著二人和朱宸濠來往信件，這些信件完全可以證明二人和朱宸濠的關係非同一般，而且在朱宸濠造反的準備工作中給予了很大幫助。王陽明把來那個本冊子都遞給二人說：“我仔細搜檢了一番，只有這兩本冊子和二位有關，所以就都拿來，你們早做處理，以免後患。”
兩人又驚又喜，對王陽明感激不盡。王陽明借勢說：“我準備北上親自獻俘，二位可跟隨？”
兩位宦官急忙說：“不必，我等回張公公處報告，王大人放心，我等絕不會在您面前出現第二次。”
兩人裝出一副沮喪的表情回報張忠，說王陽明的確不好對付，取不到朱宸濠。張忠兩次失敗，發誓事不過三。他再派出東廠太監，要他無論如何都要拿到朱宸濠。
這一次，連王陽明的弟子們也認為，張忠第三次來取朱宸濠，勢在必得，恐怕再用什麼計謀也無濟於事。王陽明平靜如古井之水，特意在廣信多留一天，等待張忠的奴才到來。
這位東廠宦官抱定一個信念：“不和王陽明說任何廢話，必須交人，否則就把王陽明當場法辦。”在東廠眼中，王陽明不過是個都御史，他們的祖宗劉瑾連內閣首輔都辦過，何況區區王陽明！
讓他意外的是，當他提出要取朱宸濠時，王陽明沒有和他針鋒相對，而是馬上同意。這位宦官正在沾沾自喜時，王陽明突然讓人擺出筆墨紙硯，然後指著窗外說：“朱宸濠的囚車就在外面，只要您寫下下面的話：今某某帶走朱宸濠，一切後果由我某某承擔。然後簽字畫押，馬上就可以領走朱宸濠。”
這位宦官呆若木雞，他不敢簽字畫押。他和張忠都知道這樣一件事：朱宸濠絕不能出意外，但意外很可能會發生。朱宸濠餘黨隱藏在江西各處，如果這些人頭腦一熱，劫了囚車，就是有十個腦袋也不夠朱厚照砍的。
他試圖讓王陽明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張公公無論取什麼，都不需要簽字畫押。
王陽明說：“那就請張公公親自來！”
張忠不能來，不然他早就來了。
就這樣，王陽明輕而易舉地化解了張忠的三次所設的障礙。其所用的方法也不過就是尋找到解決問題的支點，然後行動，撬動它罷了。
在王陽明看來，良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面對父母，我們就會把支點放到孝順的位置；面對君王，我們會把支點放到忠誠的位置；面對同志，我們會把支點放到真誠的位置；面對敵人，我們會把支點放到利害的位置。剩下的事，只是壓下槓桿（行），省時省力，一步到位。
所以，當我們的良知光明時，我們就能撬動世界，駕馭天地，統治萬物。面對紛繁複雜的人情事變，我們能快速地找到處理它的最簡捷有效的方式。
如果你的良知不明，就會出現支點位置有偏差。比如你面對父母時，支點會“過”或“不及”：過了就是把孝當作行為藝術，不及就是根本不會孝。二者在王陽明看來，都是惡。當支點不明時，你就無法撬動你要撬動的事物，知行就不可能合一，這就是阿基米德告訴我們的，更是王陽明告訴我們的！
八、所以恐懼，良知不明
有弟子問王陽明：“晚上怕鬼，怎麼辦？”
王陽明回答：“做了虧心事吧。人做了虧心事，良知會折磨他，使其提心吊膽。如果按良知去做事，積累善行（集義），光明磊落，怎麼會怕鬼。”
旁邊一個弟子說：“您說的那些是正直的鬼，誰做了壞事，它們自然會去找當事人。可世界上有種鬼，不分青紅皂白，找到誰算誰，這種鬼，怎能不怕啊？”
王陽明說：“我從未聽邪惡的鬼能被致良知的人撞上。如果真有人怕這種鬼，那是心邪，良知未明，和鬼無關。”
現代心理學認為，所謂恐懼，是我們對於危險的想像。和這種想像同時而來的是驚慌、警覺、腎上腺素分泌、盜汗、顫抖、心跳加快等心理和生理反應。
人為何會有恐懼？現代心理學家給出的解釋是：當我們面對“自認為”無法克服、無法掌控、無法知曉的事物或環境時就會產生恐懼。
我們恐懼黑暗，是因為不清楚黑暗裡隱藏著什麼；我們恐高，是因為無法克服地心引力；我們恐懼鬼，是因為無法控制“行蹤不定”的鬼；我們害怕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因為我們無法預知、掌控它們。
如果從王陽明心學角度來說，就是這樣的：我們所以恐懼一些事物，是因為良知不明，當良知不明時，我們的認知程度就會降低，比如我們無法證明人們傳說中的那些鬼怪是否存在，我們無法保證一旦遭遇危險是否可以自救，我們更無法得知未來所遇到的種種危險。當良知不明時，意味著我們的“意”所在事物上就會產生恐懼。比如“意在”黑暗，就會恐懼黑暗，“意”在高處，就會恐高，“意”在虛無縹緲的“鬼”上，就會怕鬼。
由於意是從心所發出，所以王陽明斷定：我們恐懼源於內心，而非外部。比如你心好色，就會撞到色鬼；你心貪財，就會撞到財鬼；你心發怒，就會撞到怒鬼；你心恐懼，就會處處撞到鬼。
我們該如何戰勝恐懼？光明良知而已。確切地說，就是用王陽明心學的方法論。一是靜坐，不要胡思亂想；二是事上磨練，怕黑夜裡見鬼，那就去黑夜裡找鬼；還有一種方式就是集義，多做善良之事，在做善良之事時，你能得到心理慰藉，也能轉移恐懼的注意力。
最後，請相信這一點，我們所恐懼的黑暗、鬼是無善無惡的，它們和人類不同，只要你與它坦誠相對，它就不會傷害你！
九、陽明心學與情緒控制
有對夫婦花了11年時間，看遍天下所有不孕不育醫院，才生育了個孩子。夫婦二人恨不得把心掏出來對待孩子。孩子兩歲那年的一個清晨，丈夫著急上班，出門前看到一瓶沒有蓋子的藥水。他囑咐妻子，記得把藥瓶收好。
妻子在廚房忙得團團轉，忘記了收起藥瓶。結果就是，她孩子被藥水的顏色所吸引，一口氣喝光了。這種藥水，少喝可以治病，多喝可以要命。男孩被緊急送往醫院，但仍沒有活下來。
妻子悲慟欲絕，她更不知該如何向丈夫交代。
很快，丈夫氣喘吁吁地跑來，得知孩子已沒了，發出根本不是人類的叫聲。可當他看到一旁精神極度萎靡的妻子時，他拉起妻子的手，低聲說道：“I love you, dear! ”（親愛的，我愛你！）
我們已無從知道他妻子到底什麼反應，因為故事就此結束了。
這個故事很可能是胡編的，我敢肯定，很少人在面對故事中男主人公的境地時會說出那句話！
為什麼有人胡編這個故事呢？因為它要證明一個概念：Preset behavior，翻譯成中文就是“前攝行為”。所謂“前攝行為”，就是要人反過來控制局面，而不被局面所牽制！
胡編故事的人解釋說：做丈夫的因為兒子死亡已成事實，再多的責罵也不能改變現況，只會惹來更多的傷心，而且不只自己失去兒子，妻子也同樣失去了兒子。所以，就該反過來控制局面，而不被局面所牽制！
王陽明說：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這是王陽明的“前攝行為”。它告訴我們，控制局面的最好方式就是止於至善，也就是良知所指定的那個關鍵點。唾沫橫飛時，看到別人露出厭煩，能馬上收嘴，這就是致良知；意氣風發，恨不得把尾巴翹到天上時，能快速不露痕跡地收斂，這就是致良知；憤怒得如同炸藥被點燃時，能春風化雨般將怒氣化解於無形，這更是致良知。
可要做到這些，必須要有天下之大勇。這個“勇”在王陽明看來就是真誠惻怛地致良知。唯此而已，別無他勇！
當你擁有這種勇氣並付諸行動時，就能掌控反客為主，掌控局面，掌控一切人情事變！
這不是王陽明談高調，而是有他的親身經歷為證。
1519年陰曆十一月末，皇帝朱厚照的親信張忠、許泰和江彬帶領二萬中央軍進入南昌城，南昌城是之前造反的寧王朱宸濠的老巢，張、許等人來到這裡以搜捕寧王“餘孽”為由，大肆侵奪南昌百姓的財產和生命。
王陽明告訴自己，一定要拯救南昌城的百姓。他的第一步計劃是不給張忠團伙捕捉寧王“餘孽”的機會，他命人悄悄通知南昌百姓，年輕人抓緊時間離開南昌城到鄉下去躲藏，只留下老人小孩守護家園。如此一來，張忠團伙對南昌城百姓的傷害就會降到最低——沒有人相信顫顫巍巍的老人和手無縛雞之力的孩子會是亂黨。
張忠團伙對王陽明恨之入骨，但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對王陽明下手，於是他們思索出的招數是把王陽明活活罵死。他們挑選一批口齒伶俐、善於罵人的士兵組成一支特種部隊。這支部隊的主要工作就是坐在巡撫衙門口向門裡破口大罵，這些髒話可以把死人罵活。
按常人思路，擺脫這種局面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針鋒相對，找一批嘴皮子更厲害的人對罵；二是捂上耳朵不聽。第一種方式肯定無法控制局面，第二種方式可能會起效果，但有些消極。王陽明控制局面的方式是：和弟子們專心致志地探討心學。這就是“前攝行為”，反過來不動聲色地控制局面，而不被局面所牽制。
如此，局面完全掌控在王陽明手中，他一旦掌控局面，就開始反擊。1520年春節將至，南昌城開始了祭祀祖先的活動。哭聲一片，王陽明趁勢發佈告示，要南昌城百姓在祭祀祖先的同時也不要忽略下面的事實：南昌城中的中央軍可是孤獨一人來南昌的，他們出來多日肯定也思念家人，應該體諒他們。
這是攻心，而且毫無懸念地擊中了對手。當張忠團伙派人去軍營巡視時，探聽到士兵們已經在開始訴說王陽明的好。他們很是吃了一驚，因為他們那顆爛污的心永遠無法想明白，王陽明只是發了一道告示何以就產生了如此重大的效用。
他們想不到的事還有很多。緊接著，王陽明又發佈告示說：“值此新春來臨之際，中央軍的兄弟們不遠萬里從北京來到南昌，辛苦萬分，我代表皇上犒師。”
張忠團伙失聲叫了出來，王陽明這是要收買人心啊。不過江彬智慧略高一籌，說：“要他犒師，如果他鋪張浪費，我們就報告給皇上；如果他摳門，我們正好煽動士兵罵他。”
江彬的確是個有智慧的人，當時南昌城百廢待興，王陽明根本沒有實力犒師，所以他的犒師只是精神上的：要南昌城的百姓端著粗茶淡飯在大街小巷等著，只要看到中央軍士兵就上前關懷，搞得中央軍心潮澎湃。王陽明也親自上陣，每當在街道上遇到中央軍受傷的士兵時，必會停下真心實意地撫慰一番，這是典型的以情動人，已不僅是反過來控制局面，而且還是主動攻擊對手，毫無懸念，這種方式會產生奇效。
談了這麼多，前攝效應的關鍵點在哪裡？王陽明說，實際上就是控制住我們的情緒。壞情緒是我們人生的殺手，一定要學會操縱情緒，才能控制住你所面對的一切局面！
十、人生規劃只能“致良知”
在社會上，有一種人看上去很與眾不同。他們整日躊躇滿志，無時無刻不在算計和規劃他的人生。據說，他們一出生便樹立起偉大理想，並用盡渾身力氣向這個理想前進。當他們功成名就後，就站到佈滿鮮花的講台上，對芸芸眾生噴道：“我今天能站在這個位置，因為很久以前我就樹立了這個理想！”
有人問王陽明：“那些聖人應變無窮，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是否之前有過規劃（講究）？”
王陽明回答：“如何講究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
人生就是一道變幻莫測的波浪線，誰都不知道下一步會走向哪裡，會發生什麼，所以人生不可能有完美的規劃，如果一定要說有，也就是時刻光明自己的良知。
每個人的命運，都是不確定、不可靠的。之所以成為現在的這個樣子，實際上都是許多個說不准的意外和偶然。在這意外和偶然之外，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致良知，良知之鏡越明，當事物來時就照徹得越淨。這也就是“機會永遠給那些有準備的人”的話的意思。
有這樣一個故事，它的本意是灌輸給人們，對無常世事要有耐心和信心。但從另一角度看，它正是“人生不可規劃”這法則的經典案例。
有位名叫桑巴的登山運動員，在一次登山時出了意外，陷入深谷，憑借毅力，他堅持了10天，最終獲救。有記者問這位死裡逃生的登山運動員：“10天時間裡，你都想了些什麼？”
桑巴回答：“兩個字——生死。”
他說：“這10天，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細細地想了一遍，卻興奮地發現了一個人生的秘密：自己的命運，或者說所有人的命運，原來都是不確定，不可靠的。”
桑巴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婚姻。20歲那年，他差點與另一個女人結婚，只是因為結婚前，那個女人向桑巴的家人多要了一張牛皮（當時的財禮）。桑巴的家人不同意多給一張牛皮，婚姻由此告吹。之後桑巴便娶了別家的女人。也就是說，一張牛皮，改變了桑巴的生命軌跡。
兩段姻緣之間，桑巴還和別的女人有過交往，不過，沒有一個和他走到一起，用他的話說：“就差了一點點。”
桑巴的婚姻後來迎來了七年之癢，差一點離了婚。他和女人合不來，於是兩人寫好了離婚協議書，準備去辦離婚。但那幾天突降風雪，無法出門。風雪停了的時候，兩人似乎已經過了非離不可的階段，就這麼又過到今天。要不是那一場暴風雪，桑巴該是和別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如果是和別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一切就都不是眼下的這個樣子了：時間、地點、工作、環境都會不同，他現在肯定不是現在這樣子。
桑巴最後又說到死亡，其實，這不是第一次面臨死神的召喚。死神經常聞著他的蹤跡追蹤他。他3歲那年，患急性病，昏迷半月。醫生查不出他是得了哪種病，無奈中宣佈了他的死期。家人開始為他準備後事。誰想，這時正趕上一名同樣病的人來就診，而這名病人的病情更加顯著，是細菌感染。大夫們恍然大悟，桑巴原來也是同樣的病症。醫生給他重新治療……他活了。要不是趕上這麼一個同病相憐的人，桑巴3歲那年便結束了生命。一生只活到3歲。
桑巴剛會游泳那年，大概也就七八歲的樣子，他在河裡腳抽筋，沉入河底。岸上空無一人，桑巴以為這次必死無疑。但就在這時，岸邊突然出現了一位村民，偏偏還是一位水性很好的村民，救了桑巴。事後這位村民說，那天他是因為和自己的女人生了氣，才跑出來。如果那天這位村民的生活一切正常，該是在家裡吃午飯，那樣桑巴也就沒命了。桑巴活著，是因為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賭氣，是因為別人家的一件意外。
20多歲時的某一天，桑巴乘火車外出，卻趕上了火車出軌。桑巴坐的那節車廂，人員死傷最多，17人死，34人傷。列車在出軌前的5分鐘，桑巴上廁所，廁所卻正被使用。桑巴無奈，只好到別的車廂去找廁所。事後桑巴得知，那位使用廁所的人，正是死者中的一個。桑巴冒出一身冷汗。他想，如果當時他先進的廁所，那麼他該是17名死者中的一個。
就在那生死的10天中，桑巴還想了很多很多。他發現人生原本是沒有規律的，你可能是這樣，也可能是那樣。你可能差一點變成有錢的富人，你也可能差一點淪為衣食無著的艱辛者。也許你本該活到70歲，但有可能你在10歲、20歲時便突然故去，可也沒準你活過了80歲，而且依然健康。這都可能，什麼都有可能。
既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那你的人生還需要算計什麼呢？
美國心理專家威廉通過多年的研究，以鐵的事實證明，凡是對名利太能算計的人，實際上都是很不幸的人，甚至是多病和短命的。威廉說，太能算計的人，心率跳動都較快，常有失眠症。消化系統遭到破壞，氣血不調，免疫力下降；容易患神經性、皮膚性疾病。
一個太能算計的人，通常也是一個事事計較的人。無論他表面上多麼大方，內心深處都不會坦然。而一個經常失去平靜的人，一般都會引起較嚴重的焦慮症。一個常處在焦慮狀態中的人，不但談不上快樂，甚至是痛苦的。
國學大師馮友蘭對那些經常算計人生的人告誡說：“你最好不要操心。你的根本錯誤就在於找個道理打量計算著去走。若是打量計算著去走，就調和也不對，不調和也不對，無論怎樣都不對；你不打量計算著去走，就全對了。人自然會走對的路，原不需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當下隨感而應，這隨感而應，通是對的。要於此外求對，是沒有的。”
王陽明說：“周公制禮作樂，並非是他算計得來的，而是當時有這樣迫切的要求和機會，堯舜那樣偉大的人物難道不能制禮作樂嗎？當然可以，只是他們沒有遇到如周公遇到的迫切要求和機會。”
所以，人生規劃無他，只是個良知光明後的隨感而應，無物不照！
十一、解決囚徒困境的“誠”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這些概念和理論如果你還未完全透徹明白，那我告訴你，只需要記住兩個字就可以徹底讀懂王陽明，這兩個字就是——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