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籐榮作Sato Eisaku 1901.3.27—1975.6.3)
連任第61—63屆(1964.11.9—1972.7.7)內閣首相
佐籐榮作(1901—1975)是日本戰後第十位首相，與岸信介是親兄弟。岸信介在石橋湛山首相病退時，順勢上台執政，佐籐也是在池田首相病退後，未經國會推選便接過相印的。他連續執政七年八個月，創歷屆首相連任期限的最長紀錄，還是迄今為止唯一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日本首相。
1901年3月27日，佐籐出生在山口縣。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三，二哥便是前首相岸信介。與岸信介一樣，佐籐也是「倒插門」女婿，妻子是舅舅的長女寬子，結「姑表親」。而他妻子的舅舅，又是甲級戰犯松岡洋右。
佐籐的性格恰好與岸信介相反，自小少言寡語而長於心計。山口中學畢業後，考入熊本第五高中，與池田勇人是同窗好友，但不像池田那樣放蕩不羈、嗜酒如命，而是經常帶領一幫同學，爬學校附近的龍田山，開演講會，還是一個小組織「臥龍窟」的頭頭。熊本五高畢業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
1924年，佐籐大學畢業後，選擇在鐵道部門工作，先是一年多實習期，後歷任二日市站長、下關運輸事務所營業主任、門司鐵道局庶務課文書負責人。十年期間，平平常常，無甚驚人之舉，以至松岡洋右大失所望地說他「真是個沒出息的」外甥女婿。1934年，佐籐受鐵道省派遣，先後到美國和歐洲進行了兩年考察，回國不久被調到鐵道省監督局業務課，任陸運管理官，此後時來運轉，步步高陞。1938年，兩次被派往中國，籌劃開設鐵道公司，其間升任監督局鐵道課長，後歷任鐵道省監督局總務課長、監督局長、監理局長、汽車局長、大阪鐵道局長。日本戰敗後，升任鐵道總局長官、運輸省次官，當時與池田勇人一起，享有「鐵道的佐籐，大藏的池田」美名。
佐籐象「三級跳」運動員一樣，由戰前的省屬課局級官僚，躍至戰後的省級次官，引起了各種政治勢力的注意。1948年，佐籐被吉田拉入自由黨，委以自由黨政務調查會長、幹事長、國會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歷任吉田內閣官房長官、郵政相、建設相，北海道開發廳長官，與池田一起，成為吉田茂最得力的左膀右臂，為吉田長期執政立下汗馬功勞。
鳩山一郎在戰後創建了自由黨，並首任該黨總裁，被佔領當局革除公職時，將總裁一職讓給吉田茂。鳩山恢復公職後，吉田茂撕毀當初的「君子協定」，拒絕把權力歸還鳩山，激化了自由黨內的權力鬥爭。鳩山一怒之下，於1954年10月從自由黨中拉出鳩山派成立民主黨，同年11月出任首相。1955年11月，又把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併為自由民主黨。吉田茂被鳩山的舉動搞得措手不及，下台後拒絕加入自民黨。當時，在吉田的得意門生中，只有佐籐忠貞不渝，追隨老師當了逍遙派。
1957年鳩山下台後，佐籐回歸自民黨任黨內總務會長、選舉對策委員會副委員長。從1958年起，任岸信介內閣藏相、池田內閣通產相、北海道開發廳長官、科學技術廳長官和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此間，佐籐在黨內的勢力急劇擴大，雖然在池田內閣末期的總裁選舉中敗北，但已成為自民黨內除池田外最有實力的人物。
1964年10月，池田因病辭職。繼任首相沒有採用以往的執政黨選出總裁，再經國會推選承認的辦法，而是經黨內各派協商後，由池田首相提名產生。結果，佐籐於1964年11月9日就任首相，組成第一次佐籐內閣，之後當選自民黨總裁。
佐籐上台連續三次組閣，執政七年八個月之久，這恐怕是其上台連自己也沒想到的。
佐籐之所以能長期執政，主要得益於時代的恩賜。鳩山、岸信介在任時，通過恢復日蘇邦交、加入聯合國及簽訂新安保條約，基本解決了戰後日本政治、外交上的主要遺留問題。池田時期經濟的飛速發展，為繼任政府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佐籐享盡了歷屆政府的「成果」，在國內外局勢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沒遇到太多的棘手問題。
佐籐上任不久，自民黨內最大的派別領袖即總裁一職的有力競爭者大野伴睦、河野一郎、池田勇人等相繼死去，黨內的反抗勢力明顯弱化，客觀上佐籐的地位更加凸顯。如此等等，佐籐的確是時代的幸運兒。
但是，只靠「幸運」還不足以維持長期統治。佐籐的政治秘訣是善於見機行事，長於「人事和金錢」。佐籐上任時，鑒於本派勢力不夠強大，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提出的讓位條件，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前內閣成員，聲稱蕭規曹隨，前內閣的既定方針不便。確實，佐籐內閣成立後的一年時間裡，人們看不出新內閣有哪些特色，時評「幻影內閣」。
但是佐籐不是那種政治上得過且過的人。隨著統治基礎的加強，開始動手改組政府和黨內人事，其中對內閣的大幅度改組前後共達八次之多。他把頻繁調整黨政人事作為控制黨內派系勢力消長的籌碼，在確保本派勢力優勢的前提下，也照顧到派系並使之從屬於自己。由於內閣成員變動頻繁，佐籐多次擺脫危機。執政期間，先後有五位內閣成員因受賄嫌疑或「失言」受到社會譴責及國會彈劾，因佐籐「及時」行使罷免權，總是不等大火燒到自身時便平息了事態，像「蜥蜴斷尾巴」一樣，一次次化險為夷。
「人事的佐籐」如此有效地操縱政權，得助於他布下的龐大情報網。有人說佐籐耳目之多，消息之靈通，以至無論在自民黨內還是在野黨內，「只要發出一根針落地的聲響，他也會馬上聽到」。佐籐平時沉默寡言，心裡的想法從來秘不授人，每次人事變動，常令對手猝不及防，這就是他的「政權操縱法」。
掌握充足的政治資金是維持長期政權的又一秘訣。佐籐本人有「超群的」聚財能力。通過助手和親信與財界保持密切聯繫，以「長榮會」、「心道會」、「三水會」、「月一會」、「舊制五高同窗會」、「首相周圍親戚會」 等各種名義，定期或不定期地與財界巨頭和社會名流聚會。佐籐在任的1965年，自民黨收到的政治獻金48億日元，相當於池田在任四年總和的一倍半，創歷史紀錄。充裕的政治資金，使自民黨在歷次大選中處於主動地位，金錢的魔力轉化為政治力量。
池田執政時，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佐籐接任時，經濟增長勢頭趨緩，企業收益下降，一度出現「宏觀景氣，微觀蕭條」的局面。國民希望政府抑制物價上漲，加強社會保障，採取保護中小企業的對策。當時政府內圍繞著如何刺激景氣問題，出現了日本銀行主張的金融緩和論和大藏省堅持的金融緊縮論兩種對立意見。佐籐採納了日銀的意見，在1965年1至6月間，三次降低利率。但是，僅僅依靠金融政策寬鬆的手段，並未收到刺激景氣的預期效果。
1965年6月，佐籐起用福田赳夫為藏相。福田大膽採用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大量發行國債和大幅度減稅等方法，在1965年度追加預算中，發行了2590億日元赤字國債，增加財政支出2100億日元，住宅、國營鐵道和電氣公司建設出現熱潮。在1966年度的財政預算中，又發行國債7300億日元，減稅3069億日元。福田的財政政策，使日本進入了靠國債支撐的「財政新時代」。
這一財政政策效果明顯。從1966年起，趨於消沉的日本經濟，出現了堪與池田時代媲美的「超高速增長」。1966年至1970年五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由1026億美元增長到1977億美元，實際年均增長率11.7%。國民生產總值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地位由1966年時的第五位，一躍為1968年的第二位，超過聯邦德國，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
佐籐在任時一次訪問韓國，兩次訪問東南亞各國，四次訪問美國。從出訪的國家和次數上也可以看出，佐籐外交是以維持日美關係為軸心。
日韓關係是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從1952年起，日本在美國的督促下，與韓國當局進行了六次談判。由於在戰前侵略朝鮮和戰爭賠款等問題上日本堅持錯誤立場，缺乏誠意，加上韓國政局動盪不安，談判最終破裂。佐籐上台時，美國正陷入侵越戰爭泥潭，急切希望日本代替自己在亞洲發揮作用，處理好與韓國的關係。於是日韓舉行第七次會談並達成協議，1965年6月在東京正式簽訂《日韓條約》。
佐籐對東南亞的兩次出訪，是在美國侵越戰爭升級的情況下進行的。兩次訪問時，都專程到南越，表明追隨美國的立場。
收回衝繩、小笠原群島行政權是佐籐政府的一大政績。美軍撤出日本本土後，仍賴在沖繩、小笠原等地不走，並以侵越戰爭基地為由，不斷擴大軍事設施，當地居民不斷抗議，要求日本政府收回主權。在輿論的壓力下，佐籐上任後即宣佈收復沖繩、小笠原是新政府的主要外交任務，還許下諾言：「不歸還沖繩，戰後不算結束」。1967年11月訪美時，佐籐與美國政府達成了一年後先歸還小笠原群島的協議。
歸還沖繩的日美談判，焦點集中在歸還當地行政權後，駐沖繩的美軍是否可以擁有核武器問題上。包括部分內閣成員在內，輿論要求「歸還無核沖繩」，沖繩必須和本土一樣適用「無核三原則」。佐籐最初認為這些要求是「片面認識」，後來改變了腔調。
為了防止沖繩歸還時發生反政府運動，佐籐政府事先作了精心準備。強令國會通過了限制大學介入政治運動的「大學法」(內容包括國立和公立大學發生動亂時，校長有權停止有關科系和研究所的工作，執行期間只發給有關教職工70%的工資)。
根據1969年11月佐籐訪美與尼克松總統達成的協議，1970年6月，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自動延長。1971年6月17日，歸還沖繩協定簽字儀式在東京和華盛頓同時舉行。協定在沖繩歸還後是否撤走核武器問題上含糊其辭，未作任何保證；美軍仍保留主要軍事基地，只拆除部分軍事設施；此外還殘留著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1972年5月15日，這個協定在日本國內外輿論的強烈反對下生效。
佐籐執政末期，由於美國突然改變了對華政策，受到巨大衝擊。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松發表了即將訪華的爆炸性聲明。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把台灣驅逐出聯合國的一切組織。1972年2月，尼克松訪問中國，簽署了《中美上海公報》，美國首次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和「一個中國」。這意味著美國長期推行的反華排華政策徹底破產。美國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變對華政策，完全打亂了佐籐及日本政府的陣腳，一時間不知所措。實際上，經過中日兩國人民的長期努力，在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的前提下，中日兩國恢復邦交的時機已經到來。
歷史的發展提出了新的任務，而佐籐在完成歸還沖繩的使命後，已無力承擔新的責任。1972年7月7日，佐籐率內閣辭職。在發表辭職的電視講話時，還演出了蠻橫趕走新聞記者的一幕。
佐籐在任時實現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但與之俱來的物價上漲、公害、城鄉人口過密過稀等問題日趨嚴重，影響日美關係的經濟摩擦愈演愈烈，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外交課題。這些，只能留給下屆政府去完成。
1975年6月3日，佐籐因腦溢血病逝，終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