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波瀾不驚」來形容默克爾的青年時代是很恰當的，今天她能站在政治舞台上發光發熱，便不可否認她年輕時即是個很有主見和思想之人。在其少女時代，發生了很多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件，其中的一波風浪，讓她開始引人注目起來。儘管這件事給不少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對默克爾來說，實在只是一件小事。
接受採訪時她提道：「就算這件事當時給我帶來什麼影響，比如我因此受傷之類的，現在也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而事實上，從默克爾在學校的表現來看，她成為這件事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那是發生在1973年，默克爾升入大學前夕的事。
1968年，越南共產黨的學潮事件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不管是西德還是東德都受到了一定波及。聯邦德國為了避免自己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關係出現隔膜，在許多國際發言上都謹慎小心，避免過多批評美國，對國內也加強了控制，許多西德的學生都對此憋著一口氣。但在東德便完全相反。
民主德國要求民眾對越南共產黨表示支持：「要與我們的同胞——越南人民——站在一起！」遺憾的是，即將進入大學的默克爾和同學們對這個沒什麼興趣。
彼時，按照要求，每個班都必須參加為聲援越南共產黨舉行的文藝匯演，當時默克爾所在的十二年級二班全體團結一致拒絕參演。卡斯納得知此事之後，警告女兒：你們全班有可能因此無法進入大學，就算你們現在已經拿到錄取通知書也無濟於事。除此之外，你們班還會被學校公開在廣播中批評。
最後，十二年級二班妥協了，表演了一個朗誦節目，內容是克裡斯蒂安·莫根施特恩的詩歌：「人啊，好好看看你們現在的樣子！哈巴狗一樣，和牆頭草沒區別，談何自尊！」此外，他們班還用英語唱了《國際歌》。這樣的「妥協」表演引起了軒然大波，在當時看來，這是對學校、對統一社會黨的挑釁。而隨後舉行的家長會則讓事態進一步惡化，不少老師在家長會上批評家長們，覺得是他們唆使孩子們穿著西德的衣服來上學，而家長們則抱怨其根本不知道為孩子們選擇衣服是多麼艱難的事情。為此，不少家長在家長會還沒結束時就提前退場了。
事態影響擴大，班裡的同學們受到了調查。默克爾是其中的一名參與者，不少「有心人」想要找出她是領導者的證據。不過，當時的十二年級二班非常團結，他們堅持這是一項集體活動，沒有任何領導者，出了任何後果都由他們全體承擔。
所謂「法不責眾」，班級學生並未受到懲罰，他們的班主任卻倒霉了，因此被調離。直到今天，這位班主任仍不願說起任何關於自己曾經的學生默克爾的事。
校方總是要息事寧人的，為促進事情的和平解決、避免讓學生們陷入不能讀大學的窘境，大費周章。卡斯納也非常憂心，還為此去找了大主教幫忙，大主教則把這事兒報給了更高一級。最後，十二年級二班的全體學生收到了來自教育部的警告信。信中嚴厲批評了他們在此次活動中的所作所為，認為他們的行為嚴重損壞了學生在公眾中的形象，給學校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響。這不僅讓他們自己蒙羞，還讓他們的家人、老師、同學都被人鄙視。
信件措辭嚴厲，可也是雷聲大雨點小，信裡提到此次批評並不會被納入學生的操行評語。這也是學生們關注的重中之重。有了這句話，學生都放下心來。
而參與其中的默克爾也只是普通的一分子而已，並沒有任何脫離團體的感受，實在是被「冤枉」成了叛逆少女。
校長加布裡艾爾後來證實說，當時的形勢對年輕的默克爾而言之所以很嚴重，是因為一個牧師的女兒很容易被當作事件的始作俑者。後來，國家安全部的調查顯然也想證明默克爾就是那個牽頭的不良分子，但好在默克爾平時人緣不錯，班上沒有任何一個同學為了撇清自己而跳出來指認她。全班同學高度團結，出了事，所有人都想一起扛。
在家長會上，事件接著升級，這次是發生在教師與家長之間。學校的態度相當強硬，引起了不少家長的強烈抗議，結果一批家長集體起立離開了會場。當時，卡斯納先生非常擔心，因為沒有人比他更瞭解自己的身份會給女兒帶來些什麼，他很怕女兒會就此失去上大學的機會。卡斯納回憶說：「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大膽的抗議行為。當時，我有個很有關係的朋友，他告訴我，如果我還不去找上邊的人，這件事恐怕很難解決了。」
默克爾回憶起這件事情時總結說，在統一社會黨領導之下的國家就是這樣，如果在某一個層面上事情辦不通了，就得去找上一級告狀，把希望寄托在上級的判斷上。卡斯納先生於是找到了自己的上司——大主教捨恩黑爾，他通過捨恩黑爾大主教向統一社會黨中央負責宗教事務的書記匯報了這件事，同時還給統一社會黨專區領導寫了一封請求信，把默克爾負荊請罪似的帶到柏林交給民主德國教會最高法律專家、當時的教會監理會成員、現今負責東部建設的聯邦交通部長施托爾帕。這些部門的介入使得國家安全部的調查有了顧忌，事情終於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
至於校長加布裡艾爾，當年的學生們對他的看法比較全面。
默克爾的一個高中同學在匯演那天正好缺席，所以幸運地沒有捲入此次事件。他說，加布裡艾爾很機智，在與魔鬼打交道時能看透魔鬼的詭計，警告但不記入畢業操行評語這一點恐怕也是他的功勞，總的來說，加布裡艾爾還算是一個很為學生們著想的好校長。
而加布裡艾爾對那件事的看法是，國家安全部對於事件的處理過於生硬，不符合教育學思想。他們根本不給學校時間，也從未想過從教育學的角度來考慮解決問題的辦法。學生們的行為的確是在挑釁，但不是政治挑釁，所以當然沒有必要把整個事情從政治角度上綱上線。他還說：「假如沒有這件事，如今默克爾又如何證明她曾反對過那個國家呢？這件事是她求之不得的命運的饋贈。」同時他又指出，那所高中的確是「幹部鑄造廠」，學生很難被錄取，因此教師們也都覺得有義務幫助學生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假如在畢業考試前已經分配下來的大學名額再被取消，對學校來說是很難堪的。
這一事件的主要參與人——默克爾的同學凱博內沃爾多年後接受採訪時說，當時的做法確實有些不對，也確實有很多紕漏，學生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兩個節目中所包含的內容有什麼不妥。可是在學校看來，這不僅是對校長的挑釁，更是對上任不久的縣督學的挑釁。
「牆」這個詞，在特定的政治環境裡顯得格外可疑。再加上詩歌的創作者莫根施特恩是個資產階級作家，默克爾和她的同學們排練的這兩個節目當然會引來國家安全部的全面調查。學校既要應付政府，又不能讓自己太過丟臉，因此在處理這件事務上總顯得有些吃力，而且國家安全部當時也沒有給學校太多的時間反應，事情鬧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簍子捅得這麼大，後果還如此嚴重，可默克爾絲毫沒有激進憤怒的行為，她恰當地將自己埋藏在人群之中，儘管也有非常危急的時刻，也面臨著可能無法順利上大學的危險，但她仍然不動聲色地頷首於人群之中，真叫人刮目相看。
從隱於人後到走出人群非常簡單，難的是如何擺脫人群的目光並藏身群體之中。在學會前者之前，默克爾就已先學會後者，這是她日後政客身份的殺手鑭之一——既能恰當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又不因太過出色引來注視。這一點，在她後來進入基民盟以及逐漸步入政壇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藝匯演事件只是虛驚一場，這一事件卻無疑對默克爾的人生選擇產生了很大影響，她越發反感這個缺乏必要的言論自由的國家，也越發痛恨自己有些與眾不同的身份。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她無法反抗，只有盡可能地韜光養晦，而這則是促使她選擇放棄繼承父親的事業，轉身投於並不真正熱愛的自然科學的又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