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緊接著又部署新的輿論反攻——批判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
據陳伯達對筆者談及，那時他正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毛澤東忽然找他和幾位「秀才」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做文章呢！」
於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範文瀾、艾思奇、齊燕銘也就分頭著手寫文章。
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了《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原擬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毛澤東審閱了全文，改標題為《評〈中國之命運〉》，這樣既簡練，又稍稍照顧了蔣介石的面子；另外，改署陳伯達個人的名字。
據陳伯達回憶，文章開頭一段，是毛澤東親筆所加：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週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麼中央週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蒜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佈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毛澤東加了這一段話，一開始便點出陶希聖為蔣介石捉刀之事，再點明陶希聖的身份，貶了《中國之命運》。這種「毛澤東筆法」，頗為辛辣。這跟他抓住張滌非，來了個《質問國民黨》是一樣的。
陶希聖原名匯曾，筆名方峻峰，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在北京大學等校擔任過教授。他曾跟隨汪精衛逃離重慶，並在「汪記」國民黨裡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後來，他與汪精衛產生矛盾，於1940年1月，與高宗武一起逃到香港，揭露了汪日密約。1942年初，他回到重慶，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五組組長、《中央日報》總主筆。
陳伯達的文章，於7月21日刊於延安《解放日報》。當天，中共中央宣傳部便發出《關於廣泛印發《評〈中國之命運〉》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
陳伯達同志《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本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並廣播兩次。
各地收到後，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校對勿錯），使黨政軍民幹部一切能讀者每人得一本（陝甘寧邊區印一萬七千本），並公開發賣。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應設法在重慶、桂林等地密印密發。華中局應在上海密印密發。其他各根據地應散發到淪陷區人民中去。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
中央宣傳部
國民黨的中宣部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列為「必讀之課本」，中共的中宣部則把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列為「必修之教本」，兩個中宣部在那裡唱對台戲。
同日，毛澤東在致重慶董必武的電報中，指出：「本日公佈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並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
這麼一來，蔣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很快被打下去。這一回，國共雙方不是在戰場上較量，卻是在打「宣傳戰」——蔣介石不能不輸毛澤東一籌！
值得順便提一筆的是，針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中的「主題曲」，即「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延安《解放日報》在1943年8月25日刊載了針鋒相對的社論，題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
後來，有人由此編了一首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首歌唱開來了，連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也學會了，在家中唱了起來。毛澤東一聽，以為不妥，因為早在有了共產黨之前就有中國——顯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存在語病。於是，毛澤東建議增加一個「新」字，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字之易，看得出毛澤東文筆之嚴謹。這首歌，迄今仍在中國大陸傳唱著，只是已很少有人知道這首歌最初是從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論戰引起以及毛澤東過問這首歌……
雖說國共「宣傳戰」在報刊上「炮火連天」，毛澤東在7月13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卻很冷靜地表示：「保持國共一年和平，我黨即可能取得極有利地位。」
在1944年2月4日毛澤東致董必武的電報中，則稱：「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
這樣，國共關係在緊張了一陣子之後，又開始不好不壞、不冷不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