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著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平解放台灣委員會在北京成立。主任委員為張治中，秘書長為邵力子，他倆均為當年國民黨談判代表。委員之中，還有章士釗，亦為當年國民黨談判代表。1949年4月20日，國共談判破裂，章士釗和張治中、邵力子一起留在北京。
章士釗跟毛澤東有著很深的友誼。他是湖南長沙人，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是南北議和時的南方代表。他早在1919年便結識了毛澤東。
毛澤東的岳父——楊開慧之父楊昌濟，是章士釗的摯友。章士釗稱毛澤東為「潤公」。
1956年春日，章士釗接受了特殊使命：由他出面，把中共致蔣介石的一封信，托香港友人轉往台灣。
這封信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四種方案，供蔣介石考慮：
一、除了外交統一中央外，其他台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
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
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
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
中共的信末，還轉達了蔣介石故鄉的信息：「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
蔣介石收到了來自北京的信，並未馬上表態。
雖說蔣介石默不出聲，但客居美國的一位國民黨要員卻公開表態了，此人便是李宗仁。
李宗仁仔仔細細研讀了周恩來的萬隆講話，於1955年8月在美國發表了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建議。
李宗仁說，他與蔣介石絕無個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蔣先生繼承孫中山先生遺訓，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實驗區」。但是蔣先生自1949年到台以來，所作所為，無不與三民主義背道而馳。諸如憑借外方，孤芳自賞；鉗制輿論，削除異己；獨裁專制，尤有甚於大陸時代。且他侈言「反攻復國」，此實為不切實際的濫調，而長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於日益不利的境地。
為此，李宗仁以為解決台灣問題，只有以下兩條道路：
一、國共再度和談，中國問題由中國人自謀解決，美國人不應插手。經過國共談判，希望能為國家統一作出適當安排。
二、美周應正式聲明，承認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然後在美國撤走其第七艦隊的同時，實行台灣地區非軍事化。
1956年4月28日，李宗仁的政治秘書程思遠應邀前來北京觀光。5月12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程思遠。
據程思遠回憶，周恩來十分讚賞李宗仁的建議，但有一點他不能同意。周恩來說：「台灣不能像李先生所說的那樣非軍事化，祖國統一以後，台灣還需要那裡的駐軍維持地方治安嘛！」
周恩來還對程思遠說了一番重要的話：「我們主張愛國一家，和為貴，團結對外。我們歡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國民黨人士都回來看看，保證來去自由。」
周恩來的這番話，由程思遠帶給了李宗仁，使他動了回歸之念。
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談台灣問題。這一回，他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說得更為明白：「我國政府曾經再三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周恩來還說：「現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