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雨紛紛」。4月的上海，毛毛細雨不住地飄飄灑灑。
4月下旬，渾身水濕的一列客車駛入上海站。不論是維經斯基夫婦，還是薩赫揚諾娃和楊明齋，都不習慣於上海潮濕的雨天。他們登上黃包車，把車前的油布擋得嚴嚴實實的。與他們同來的朝鮮人安氏，也雇了一輛黃包車。
打頭的一輛黃包車裡，坐著楊明齋。對於他來說，上海比北京更為陌生。他平生頭一回來到這中國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話，簡直叫他難以聽懂。不過，比較起同行的三位俄國人和一位朝鮮人來說，他畢竟該負起「嚮導」之責。
他在北京時，便聽說上海大東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車，用他那一口山東話吩咐黃包車伕拉往大東旅社。黃包車伕一聽大東旅社，就知道該往什麼方向拉。後頭的幾輛黃包車，也就跟著在雨中魚貫而行。坐在這種人力車上，楊明齋心中真不是個滋味兒，然而他卻必須裝出一副「高等華人」的派頭。
黃包車駛入繁華的南京路，在高懸「統銷環球百貨」六個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彎，便停了下來。楊明齋撩起車前的油布一看，迎面就是「大東旅社」的招牌。
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之一，大東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設的旅館，就在永安百貨商場的樓上。永安公司是在118年9月5日開業，翌日則是大東旅社剪綵大典。在當年的上海灘上，大東旅社名列一流旅館之中。
楊明齋一行下車之後，便見到大門兩側掛著金字對聯：「天下之大，居亞之東。」那「大東」之名，便是從這副對聯中各取末一個字組成的。
進門之後，穿著白上衣、黑長褲的茶房便領著他們上了電梯。
五樓，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兩側是一間間客房。
客房裡相當考究，打蠟地板，皮沙發，大銅床，既掛著蚊帳，又裝著水汀。剛剛在沙發上坐定，茶房便送來滾燙的冒著蒸氣的毛巾，給客人們擦臉。
楊明齋安頓好俄國人、朝鮮人住下，便下了樓。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楊明齋打聽著四馬路在哪裡。哦，原來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過數百公尺的馬路，便是四馬路。
順利地找到了亞東圖書館，從汪孟鄒那裡知道了陳獨秀的地址，楊明齋便趕往環龍路漁陽裡。
陳獨秀平生頭一回見到這位陌生的山東人，起初有點不悅，因為他那兒來來去去的都是熟人，怎麼會讓一個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處？
當楊明齋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釗那熟悉的筆跡，陳獨秀馬上變得熱情起來，連聲說：「請，請進！」
陳獨秀關切地問起李大釗的近況，問起北京大學的近況。看罷信，知道李大釗介紹蘇俄《生活報》記者吳廷康先生前來訪問，陳獨秀馬上答應了。
「我去看望吳先生。」陳獨秀說。
「不，不，在旅館裡談話不方便。我陪他到你這兒來。」楊明齋說道。
依然春雨瀟瀟。兩輛黃包車從喧鬧的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拐進了安靜的環龍路，停在漁陽裡弄口。楊明齋撐開雨傘，維經斯基穿著雨衣，壓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裡。
兩位客人出現在漁陽裡二號的客堂間，陳獨秀關緊了大門。
「久仰！久仰！」雖然維經斯基來華之後才聽說陳獨秀的名字，不過，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裡，陳獨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闖進他的耳朵。他已經非常清楚陳獨秀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正因為這樣，他從北京專程趕往上海，「採訪」這位「南陳」。說不上「久」，但「仰」卻是確確實實的。
初次的會晤，只在三人中進行。維經斯基講俄語，陳獨秀講漢語，楊明齋當翻譯。雙方的談話，大都是彼此介紹各自國家的情況。維經斯基向陳獨秀介紹十月革命後的蘇俄，陳獨秀則介紹五四運動後的中國。
第一次談話在客客氣氣中開始，客客氣氣中結束。維經斯基和陳獨秀的第一次會面，似乎雙方都在觀察著對方。也許，維經斯基對陳獨秀的揣摩更多一些。
雨漸漸住了。天氣日益轉暖。在楊明齋的陪同下，維經斯基一回又一回光臨漁陽裡。他和陳獨秀的談話，從客堂間轉到樓上，聲音慢慢壓低。
當陳獨秀知道了這位「記者」的真實身份，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異常密切。他們開始討論在中國建立共產黨這一問題……
維經斯基搬出了大東旅社，因為那個地方離環龍路遠了一些，況且長期住在那裡也不方便。
維經斯基和他的代表團遷往法租界霞飛路七一六號[1]住了下來。為了便於對外聯繫，他們在英租界愛華德路掛出了蘇俄《生活報》記者站的牌子。維經斯基在上海「安營紮寨」，開始認真執行他在海參崴接受的使命。
在楊明齋的幫助下，維經斯基以《生活報》記者身份公開在上海活動。他「採訪」了很多人。據檔案記載，他會見過上海學生聯合會的正、副評議長狄侃和程天放，會見過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
大約是白居易的詩句「漁陽鼙鼓動地來」太動聽的緣故，上海除了環龍路有個漁陽裡，在霞飛路還有個新漁陽裡（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新漁陽裡與漁陽裡只有一箭之距。維經斯基常常往新漁陽裡六號跑……
[1]這一地址幾乎無人知曉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陳獨秀評論》一書中仿魯的《清算陳獨秀》一文，卻偶然透露了這一鮮為人知的住處，並說該址於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協會」，會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