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章龍和劉仁靜加入北京小組

羅章龍乃「二十八畫生」之友。

「二十八畫生」這筆名，毛澤東在1917年4月《新青年》雜誌發表《體育之研究》時用過。其實，早在1915年，毛澤東便用過「二十八畫生」這個筆名。

那是羅章龍十九歲那年，在長沙第一聯合中學讀書。秋日的某一天，他在學校會客室外，見到牆上貼著一張《徵友啟事》。「啟事用八裁湘紙油印的，有幾百字，古典文體，書寫用蘭亭帖體」。「啟事大意是要徵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啟事原文有句云：『願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

這一啟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畫生」，通訊處是「第一師範附屬學校陳章甫轉交」。陳章甫即陳昌，當時在一師附屬學校任教員。

羅章龍看了之後，給「二十八畫生」用文言文寫了一封回信，照啟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願見一面。信末，也署了個化名，叫「縱宇一郎」。

信投進郵局，過了三四天，羅章龍收到了「二十八畫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莊子》上的兩句話：「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畫生」約這位「縱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圖書館見面，以手持報紙為互識標誌。

那時的羅章龍叫羅璈階。他拉了一個同班姓陳的同學一起去。

據羅章龍在《椿園載記》中回憶：

我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他站在走廊上，見到我們後，便走到院子門口對我們說：我們到裡面談談。我們在院子裡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坐在石頭上，這時陳同學就到閱覽室看書去了。院子裡沒有別人，我們上午九點開始直到圖書館十二點休息，整整談了三個小時。臨分手他對我說：我們談得很好，「原結管鮑之誼」，以後要常見面。

就這樣，羅章龍成了「二十八畫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記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把自己的學習筆記給他看。他們一次次地交談，談治學、談人生、談社會、談國家。他們一起尋訪長沙古跡，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1918年，羅章龍要去日本留學，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寫下《送縱宇一郎東行》一詩：

雲開衡岳積陰止，天馬鳳凰春樹裡。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鍾此。

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

洞庭湘水漲連天，艟艨巨艦直東指。

無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里。

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稊米。

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何足理。

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於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餘子。

平浪宮前友誼多，崇明對馬衣帶水。

東瀛濯劍有書還，我返自崖君去矣。[1]

羅章龍來到上海，預定了去日本的船票，一樁意外的事情發生了：1918年5月7日，日本政府軍警在東京毆打中國留日學生，並要他們回國。

羅章龍打消了赴日的念頭，在上海尋找《新青年》編輯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圖書公司，才知編輯部已遷往北京大學。

羅章龍帶著好多冊《新青年》雜誌，回到長沙，見到了毛澤東。他們在《新青年》上見到華法教育會登的文告，鼓勵青年們到法國勤工儉學。於是，毛澤東率二十來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準備赴法勤工儉學，內中便有羅章龍。這批青年，大部分進入北京的留法預備班，而毛澤東則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羅章龍進入北京大學學習。這麼一來，羅章龍成了北京大學預科德文班學生。

羅章龍結識了李大釗，結識了陳獨秀，深受他們的影響。他成了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成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會員。這樣，他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也就順理成章的了。

在羅章龍之後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是劉仁靜。

劉仁靜是湖北應城縣人，字養初，又名亦宇，比羅章龍小六歲——1902年3月4日出生（關於劉仁靜的經歷，鮮見於文獻。本書所述，大都依據筆者1989年9月13日、14日對劉仁靜之子劉威力的採訪）。父親劉曉山是清朝秀才，教私塾，後來開了家小店。

劉仁靜為長子，弟弟叫劉仁壽。父親寄希望於兒子，送他們上學。辛亥革命之後，科舉吃不開了，父親請親戚資助，把劉仁靜送到武昌的教會學校——博文學院學習。那裡相當於初中，主要學英文。這樣，劉仁靜從小打下了很好的英語基礎。

念高中時，劉仁靜轉到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在那裡，劉仁靜結識了一位比他年長七歲的大哥哥。此人當時已是中華大學的學生，他給了劉仁靜以深遠的影響。他是江蘇武進入，名喚惲代英。誠如毛澤東影響了羅章龍，惲代英給了劉仁靜以革命的啟迪。1917年，當惲代英成立進步社團互助社時，劉仁靜也成了互助社的成員之一。這個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為宗旨，以「不談人過失、不失信、不惡待人、不作無益事、不浪費、不輕狂、不染惡嗜好、不驕矜」為「八不戒約」。

惲代英是中華大學文科中國哲學系學生。他喜讀《新青年》，欽慕陳獨秀，跟陳獨秀保持通信聯繫，並為《新青年》撰稿。從揮代英那裡，劉仁靜讀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陳獨秀的大名。

1918年，十六歲的劉仁靜考人北京大學預科。不久，他進入物理系。不過，他對社會科學的興趣比自然科學更濃厚，於是，轉入了哲學系。在哲學系呆了沒多久，又轉往英語系。

劉仁靜拜識了文科學長陳獨秀，參加了新文化運動。

在五四運動中，劉仁靜是活躍分子。當學生遊行隊伍來到趙家樓胡同時，曹汝霖家的大門緊閉。劉仁靜子瘦小，打碎了曹家窗玻璃，爬在匡互生的背上，鑽進了曹宅，打開大門，於是遊行者一擁而入……

此後，他深受李大釗的影響，加入了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迄今，仍可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裡看到李大釗親筆寫的字條：「劉仁靜同學學費先由我墊。李大釗」。

劉仁靜學的是英語專業，李大釗要他研究英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這樣，劉仁靜小小年紀，讀了許多馬克思著作，開口閉口馬克思如何說，人們送他一個雅號，曰「小馬克思」。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裡，劉仁靜認識了助理管理員毛澤東。他們倆一個一口湖北話，一個一口湖南話，一談起來就是一兩個鐘頭。

在羅章龍、劉仁靜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之後，那批無政府主義分子退了出去。這是因為他們主張無政府，因此連無產階級專政也不要。他們主張無組織，因此連小組的書記也不要。

於是，十人小組變為四人小組——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

然後，這個小組又日漸擴大，發展了一個又一個新的成員——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朱務善、李駿、張太雷、李梅羹、宋介。這些新成員之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學學生。例外的只是三位，即繆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張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學學生（常在北京活動），宋介是北京中國大學學生。

1921年1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舉行會議，正式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一致推選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不過，那時的「負責組織」，並非今日的組織部的工作範疇，而是指導、組織工人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