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廣東共產黨如何誕生，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作過一段說明：
談及廣東共產黨的起源，很多人傳說，廣東的共產黨發源於北京大學，以為廣東的共產黨遠在我北京時代就有了組織，其實這是誤傳的。大概因為廣東共產黨開始只有三個人，就是我，譚平山，譚植棠，而三個人都是北大的同期畢業生，因此附會流傳，遂有這種推想。實在我們在北大時，一些組織也沒有，除了譚平山參加過「新潮」私外，我和植棠，都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
廣東共產黨的誕生，跟《廣東群報》有著密切關係。這家報紙是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這「三駕馬車」辦起來的，創刊於1920年10月20日。在創刊號上，刊登了陳獨秀的《敬告廣州青年》，這也表明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跟陳獨秀有著頗為密切的關係。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如此回憶道：
談起廣東共產黨的歷史，大概沒有人不知道它的機關報《廣東群報》，可是群報在創立當時，遠在共產黨成立之前。當我們在北大畢業的時候，我和平山幾個人便商議回廣東辦一個報館，當日辦報紙的動機，並不在於營（贏）利，我於報業是有經驗的，尤其在廣州辦報只有虧本。我們的動機也不在自我宣傳，那時我們剛在學校畢業，只想本其所學，在學校教書，根本並沒有政治欲。我們的動機的確在於介紹新文化……
我這個人除非不於，一於便不會回頭，無論成敗，出了版再說，因此在千辛萬苦之中，終於出版。主持群報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個人，以經驗的關係，推我作總編輯，平山編新聞，植棠編副刊，這樣便宣告出版。
《廣東群報》出版了，在廣東產生了影響。
至於廣東共產黨如何成立，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一文中這麼談及：
仲甫先生終於在滬上和俄國共產黨發生關係了，對於廣東，認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於是俄國便有兩個人以經營商業為名到了廣東，說也奇怪，那兩個俄國人當時首先在廣東往來的是無政府主義者，由於區聲白是研究無政府主義的，遂連帶和我們往來，那時廣東雖然粵軍回粵，內部的暗潮動盪不寧，在政治有胡漢民先生和陳炯明的磨（摩）擦。在軍事有許崇智先生和陳炯明的磨（摩）擦，而在改組前的國民黨，既無組織，又無訓練，也無宣傳。我們覺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國前途殊於憂慮，兼之那時也震於列寧在蘇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關係，平山、植棠和我，遂贊成仲甫先生的主張，由我們三個人成立廣州共產黨，並開始作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公開在廣州宣告成立。
1920年10月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勞動者》雜誌就在這個時候，一位重要人物南下廣州，使廣州共產黨，亦即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士氣大振。
這位重要人物，乃是「南陳北李」的「南陳」！
那是1920年12月25日，陳獨秀出現在廣州大東酒店。當天夜裡，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便趕到那裡，跟這位當年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共敘師生之情……
陳獨秀此行，並非路過廣州，而是前往廣州赴任。
那是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再三敦請陳獨秀，他終於離滬南下，到這裡出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學預科校長。
在1920年2月，陳獨秀從北京經天津來到上海，原先便是準備去廣州的。那是為了去廣州籌辦西南大學。後來，章士釗、汪精衛從廣州來滬，說校址設滬，不必去粵。西南大學沒有辦成，陳獨秀在上海滯留了十個月。正是在這十個月中，陳獨秀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在上海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
陳炯明久慕陳獨秀大名。此時的陳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再三電邀陳獨秀南下，自然也是為了裝潢他的革命門面。陳獨秀呢，也看中廣州一片革命氣氛。特別是在這年10月29日，陳炯明率粵軍打敗桂軍，佔領廣州，孫中山也離滬赴粵，在那裡重組軍政府。這樣，陳獨秀決心離滬赴粵。
離滬前，陳獨秀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交給了李漢俊，把《新青年》編輯部交給了陳望道。
離滬那天——1920年12月16日，陳獨秀寫信給北京的胡適、高一涵打招呼：「弟今晚即上船赴粵，此間事情已佈置了當。《新青年》編輯部事，有陳望道君可負責……」
不料，胡適見信，大為不悅。胡適本來就已不滿於《新青年》向「左」轉。陳望道加入《新青年》之後，又「把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放進去，先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1]
胡適終於「看不過，忍不住了」。他提出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編輯」。他致函李大釗、魯迅說道：「《新青年》在北京編輯，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點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識的人手裡」。胡適所說的「素不相識的人」，不言而喻，指的是陳望道。
《新青年》編輯部分化了。陳望道仍把《新青年》作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來編輯。
胡適與《新青年》分道揚鑣了。
陳獨秀來到廣州之後，遷入泰康路附近的回龍裡九曲巷十一號二樓。他與斯托諾維奇、佩爾林見了面，決定堅決摒棄無政府主義者。那兩位俄國人，這才終於找到了建黨對象。
在陳獨秀的主持下，廣州成立了共產黨組織。書記先是由陳獨秀擔任，後來改由譚平山擔任。陳公博負責組織工作，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斯托諾維奇、佩爾林也加入了這一組織。最初有黨員九人。後來，逐漸擴大。
另外，當陳獨秀由上海經香港去廣州時，有三位香港青年上船求見。他們是香港政府「視學員」林昌熾、皇仁中學畢業生張仁道、小學教師李義寶。後來，這三位青年在香港跑馬地黃泥湧蒙養小學校李義寶家中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1]《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25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