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炎加入旅法小組

1920年5月9日，又一艘名叫「阿芒貝利號」的輪船駛出上海港，前往法國。

在碼頭送行的人群之中，站著又瘦又高的毛澤東。

船上赴法青年之中，有許多湖南青年，內中有毛澤東的好友蕭三。同船的也有四川青年，內中有一位十九歲的不大愛笑、言語不多的小伙子，名叫趙世炎。

趙世炎是四川酉陽縣人，字琴生，號國富，筆名施英。後來，他還取了個俄文名字，叫「阿拉金」。那是因為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後，十二位革命者在法庭受審。當趙世炎1923年由法國去莫斯科學習時，同行者正巧十二人。於是，這十二人各取1905年十二位俄國革命者的名字為自己的俄文名字。趙世炎取了其中阿拉金作為自己在俄國使用的名字。

趙家是多子女家庭。趙世炎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八」。他的妹妹，亦即「老九」，比他小一歲，名叫趙君陶。趙君陶便是李鵬之母。

十三歲之前，趙世炎在四川酉陽度過童年，在龍潭鎮高級小學畢業。

他的父親趙登之，是酉陽地主兼工商業主。1914年，趙登之得罪了當地的惡霸，不得不帶著五個未成年的孩子遷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後，趙世炎和四哥趙世琨一起進入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學習，而姐姐趙世蘭、妹妹趙君陶則進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女中。

趙世炎上中學時，很喜歡英語課。學會了一口流暢的英語，使他後來出國受益匪淺。

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六人，在北京順治門外岳雲別墅開會，討論成立「少年中國會」，扣裡選王光祈為主任，並決定邀李大釗列名發起。後來，在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會在北京回回營陳宅正式召開成立大會，成為五四時期中國進步青年的重要團體。

趙世炎在1917年結識李大釗。在籌備成立少年中國會期間，李大釗讓趙世炎也參加一些活動。這樣，趙世炎開始走出學校，投身於社會活動。

五四運動爆發的第三天——5月7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中成立學生會，趙世炎便當選為幹事長。這年7月，趙世炎在附中畢業，正式參加了少年中國會。

不久，趙世炎進入吳玉章在北京主辦的法文專修館，學習法語，為去法國勤工儉學作準備。他有很好的英語基礎，所以學法語進步甚快。出國之後，他還學會了德語、俄語和意大利語，確是一位勤奮而又富有才華的青年。

趙世炎在1920年4月結束法文專修館的學習，便與蕭三等結伴前往法國。

他在路過上海時，看望了陳獨秀，跟陳獨秀建立了聯繫。正在籌備建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陳獨秀，把情況告訴了他，他表示贊同。

到了法國之後，他一邊在工廠做工，一邊研讀法文版的《資本論》和法共中央的機關報《人道報》。

1921年2月，趙世炎通過陳獨秀的關係，跟張申府建立了聯繫。

兩個月後，陳公培收到陳獨秀的信，去見張申府。

這樣，如同張申府所說：

於是我和周恩來、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成立了小組。沒有正式名稱。成立後報告了陳獨秀。[1]

這個小組，如今被稱為「旅法共產主義小組」。

後來，在1922年，他和周恩來等組織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筆者在1984年11月13日訪問了鄭超麟先生，他親歷了旅歐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據他回憶：

1922年6月18日上午，十八個中國青年陸續來到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舉行秘密會議——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

二十一歲的鄭超麟，當時在法國蒙達爾勤工儉學。蒙達爾離巴黎不算太遠，坐火車三小時便可到達。蒙達爾有許多中國學生。鄭超麟和李維漢、尹寬作為蒙達爾的代表，來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裡，鄭超麟結識了一個穿黃色大衣的年輕人——周恩來。

主持會議的便是趙世炎，他有很好的口才。出席會議的有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劉伯堅、余立亞、袁慶雲、傅鍾、王靈漢、李維漢，蕭樸生、蕭三、汪澤楷、任卓宣。

每人拿了一把鐵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圍坐成一個圓圈。會議十分熱烈。鄭超麟記得，周恩來主張用「少年共產團」為名，之所以不同意「少年共產黨」，因為「一國不能有兩個共產黨」。但是許多人認為「少年共產黨」有「少年」兩字，即表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周恩來提出入黨要舉行宣誓儀式，許多人不知宣誓是什麼意思，也引起熱烈的討論。

後來，在討論黨章、黨綱時，鄭超麟說：「黨章、黨綱沒有分別，何必分成兩項來討論呢？」這話一出，好多人笑他沒有常識，連黨章、黨綱都分不清楚。

會議選舉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為宣傳委員，李維漢為組織委員。

也就在1922年，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成立，趙世炎任中國共產黨法國組書記。

這年，趙世炎甚至加入了法國共產黨。詩人蕭三在1960年曾回憶了其中的詳細經過：

（1922年）9、10月間，世炎、若飛、延年、喬年和我五個人，由阮愛國同志（即胡志明同志）介紹加入法國共產黨。胡志明同志當時是法國共產黨的重要成員之一，在法國共產黨的成立當中，他也起了作用。我們是怎樣認識的呢？當時法國黨經常組織工人、市民在巴黎示威遊行，我們也去參加。在示威遊行中，碰到一個越南人，看來像一個廣東人，相互間便打招呼。當時他的中國話說的是廣東話，我們不懂。但他的中國字寫得很好，我們便用筆、廣東話、法語混雜著進行交談。以後便請他到我們住處去交談。相互熟識了，他便介紹我們五個人參加法國共產黨。……[2]

旅法共產主義小組的另一名成員陳公培是與趙世炎同齡。雖與陳公博只一字之差，兩人其實毫無瓜葛。他是湖南長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壽康，曾用名吳明、無名。在《趙世炎旅歐書信選》中，好幾封信寫給「無名」，亦即寫給陳公培的。

陳公培在1919年去北京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學習。在1920年6月他經滬赴法。在上海，他與陳獨秀見面，贊同陳獨秀關於籌建中國共產黨的主張。7月，他前往法國。

陳公培在1921年10月回國。1924年北伐時，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1927年，他參加了南昌起義。潮汕失敗後，他脫離了中國共產黨。1933年，他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時期，擔任了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絡的代表，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同彭德懷取得聯繫，商談反蔣抗日，與紅軍簽訂了《反日反蔣初步協定》十一條。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敗後，他退到香港。

1949年後他來到北京，作為愛國民主人士受到尊重，擔任國務院參事，第二至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68年3月7日在北京去世。

那位與張申府結合的劉清揚。是旅法共產主義小組中唯一的女成員。

劉清揚是回族人，生於天津。她是一位非常活躍的女性，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發起者，擔任過天津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她是覺悟社社員，與周恩來、鄧穎超都很熟悉。

1920年12月，劉清揚與張申府同船前往法國。

1921年1月，張申府介紹劉清揚加入小組。

劉清揚後來轉到德國勤工儉學。回國後，從事愛國婦女團體的組織工作。在大革命失敗後，她脫離了中國共產黨。

此後，她仍投身於婦女界愛國運動。1944年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擔任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委員會主任。

1949年後，劉清揚擔任第一至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961年，劉清揚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7年7月19日，她以八十三歲高齡在北京去世。

值得在這裡順便提一筆的，是當年「二十八畫生」貼出《徵友啟事》時，所得到的「半個朋友」，也來到了法國。

毛澤東在1936年跟斯諾談話時，這麼說的：

我從這個廣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答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引者註：據羅章龍回憶，一個姓蕭，一個姓黃）。「半」個回答來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

其實，李立三頭一回跟毛澤東見面，一則因為比毛澤東小六歲，二則剛從縣城來到長沙，一時語塞，所以什麼也沒有說。

李立蘭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那，筆名唯真。他在1919年11月抵達法國。

李立三和趙世炎、陳公培、劉伯莊、劉伯堅等，在1921年2月，曾在法國準備成立「共產主義同盟」。

李立三這麼回憶：

當時我和趙世炎商量成立一個勞動學會。我們本來定名為「共產主義同盟會」，但因為當時的八個人中有的還不完全是擁護馬克思主義，所以叫「勞動學會」。[3]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趙世炎商量，打算在法國籌建共產黨。不過，由於他們參加了反對北京政府賣國行徑的學生運動，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國當局押送回國，無法實現預定的計劃。

1921年10月14日，李立三、蔡和森等一百零四名中國學生被押上一艘郵船，駛往中國。其中唯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是陳公培。一到上海，陳公培便帶著李立三、蔡和森去見陳獨秀。他倆當即經中國共產黨中央同意，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此後，1927年，李立三在中國共產黨「五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赴蘇，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見。中國共產黨「六大」後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1930年由於推行「左」傾的「立三路線」，給中國共產黨造成莫大的損失，從此他受到批判。後來，他出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勞動部部長，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在「文革」中——1967年6月22日，受盡凌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藥而痛苦地離開人世。

1980年，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他昭雪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