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林，這個來頭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被捕又獲釋之後，成了各國警方密切注視的目標。
馬林離開維也納南下，登輪船經過地中海，通過蘇伊士運河，經紅海、印度洋，朝西進發——他走的是一條與維經斯基、張太雷、楊明齋、俞秀松、瞿秋白不同的路線。維經斯基他們走的是上海—北京—哈爾濱—滿洲裡—赤塔，然後沿西伯利亞大鐵道，經伊爾庫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達莫斯科。這條陸路，不知多少俄共（布）和中國共產黨黨員來來往往，人稱「紅色絲綢之路」。
馬林與眾不同。他不是俄共（布）黨員。他是在1920年8月，直接受命於列寧。他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而維經斯基來華時是俄共（布）的代表。作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馬林的職務遠遠高於維經斯基。
由於種種耽擱，馬林在1921年4月動身來華。他實際上正是繼續維經斯基離華之後尚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他與維經斯基卻未曾遇面，彼此之間沒有交接。他甚至沒有去過伊爾庫茨克。
馬林來華是列寧向共產國際推薦的。列寧在推薦書上寫道；斯內夫利特（即馬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去中國，他的任務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裡建立共產國際的辦事機構。同時，責成他與中國、日本、朝鮮、東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賓建立聯繫，並報告它們的社會政治情況。
列寧的推薦書的內容，原是馬林來華之後，在1922年5、6月間寫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到的。這份報告共十三頁，用德文寫的，當時馬林在荷蘭。當他把報告寄往莫斯科時，荷蘭中央情報所截獲了這一郵件。如今，這一文件保存於荷蘭司法部檔案處之中！在這份報告裡，馬林詳細寫及他在中國的一系列活動……
正因為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途經科倫坡、巴東、新加坡、香港時，都受到了嚴格的檢查。
儘管如此，馬林在路過新加坡時，還是秘密會見了正在那裡的印尼共產黨人巴爾斯和達爾索諾。
馬林尚在途中，荷蘭駐印尼總督府一等秘書於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蘭駐滬代理總領事，密報馬林行蹤，並寄去了馬林的照片。荷蘭外交大臣也於5月18日致函荷蘭駐華公使，要求公使「將荷蘭危險的革命宣傳鼓動者出現在遠東的情況通報中國政府」。
最為詳盡的，要算是荷蘭駐滬代理總領事在1921年5月30日致荷蘭駐華公使的信[1]：
不久前，荷屬東印度政府電告，謂被從殖民屬地驅逐出境的共產黨人斯內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魯克號」汽輪（原名「阿奎利亞號」）從新加坡來上海。稍後幾日，其同黨和支持者巴爾斯亦偕妻動身來滬。……
「英斯布魯克號」將於6月初抵滬。……
此間，我已將他們即將來滬一事通知各捕房。
鑒於我認為目前尚無理由對此三人立即採取行動，而應首先弄清他們的行動計劃是否屬實，因此我已請各有關捕房採取必要的措施，對他們保持監視。
也就在這一天，荷蘭駐滬代理總領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報了斯內夫利特和巴爾斯這兩名「共產黨人」正在前往上海，務必「密切注意他們的行動」。他還同時「通知中國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亞號」輪船徐徐駛入黃浦江。馬林剛剛踏上上海碼頭，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現存於檔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蘭駐上海總領事信，第124號，1921年6月17日，G類156所有G類材料統屬荷蘭外交部文件），總號2349，清楚地記載著馬林的行蹤[2]：
斯內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亞號」到達上海，住在南京路東方飯店，化名安得烈森。
這「東方飯店」，實際上就是永安公司樓上的大東旅社。維經斯基一行剛抵上海之際，也下榻於此。
馬林下榻於大東旅社三十二號房間。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蘭駐滬總領事館辦理手續，他聲稱自己的職業是「舊本《東方經濟學家》雜誌記者」。不過，當他與中國人交往時，則用了一個中國化名——「倪公卿」。
馬林的同事、印尼共產黨人巴爾斯偕其十七歲的爪哇妻子，也住進了大東旅社。巴爾斯化名「達姆龍」。
荷蘭駐華公使在1921年7月1日致荷蘭外交大臣的信中，這樣透露巴爾斯夫婦的行蹤：
巴氏夫婦於6月10日離開上海前往哈爾濱，擬赴西伯利亞，荷屬東印度政府已請我駐上海代理總領事監視其乘火車去哈爾濱的行蹤，日本當局負責監視他們去西伯利亞的情況。
也就在這封信中，荷蘭駐華公使清楚地點明了馬林的身份：
我通知了中國政府：斯內夫利特系由莫斯科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委派前來遠東進行革命煽動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視馬林的一舉一動。檔案中所存信件還表明，就連在印尼三寶瓏的馬林的妻子也受到監視，馬林與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從中獲得關於馬林的情報……
有不少書籍是說馬林先抵北京——
例一，二《包惠僧回憶錄》[3]：「1921年6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為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也派李克諾斯基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負責人張國燾同馬林等到上海與臨時中央負責人李漢俊、李達等商談發展黨的工作問題，並決定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會議。」
例二，《李大釗傳》[4]：「『一大』前夕，共產國際派馬林和李克諾斯基為代表，來到中國。他們也是先到北京。大釗同志同他們進行了交談，並委派鄧中夏同志陪同他們去上海。」
實際上，現存的上海法租界密探對馬林的監視記錄是準確的，即馬林是在1921年6月3日乘「阿奎拉號」抵達上海[5]。在這方面，倒是密探「幫助」了歷史學家！馬林從南方坐海船來華，確實也只可能先抵達上海，而不可能先到北京。
同樣，在那「G類」檔案，亦即荷蘭外交部的文件中，還有密探們關於馬林行蹤的跟蹤記載：
斯內夫利特於1921年7月14日離開南京路東方飯店，住進麥根路三十二號公寓。
麥根路，即今上海石門二路，與北京西路交叉。張國燾也曾回憶說，他去拜訪過馬林，當時馬林「寄居在愛文義路一個德國人的家裡」。愛文義路，即今北京西路。張國燾的回憶與密探當時的記錄相符。
G類檔案中還記載：
9月底，他到匯山路（引者註：有人誤譯為「威賽德路」）俄國人裡亞贊諾夫（）家居住。在這個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
匯山路，即今上海霍山路。霍山路在離市中心較遠的楊樹浦。大抵馬林為了躲避密探的監視，特地住到了僻遠的霍山路，卻仍在密探的監視之中！
倒是應當「感謝」密探們，把馬林在上海的行蹤查得如此清楚、準確，並記錄在案，以至為筆者在八十多年後的今日寫《紅色的起點》省掉了很多考證的時間！
[1]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8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2]以下「G類」檔案文獻均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3]《包惠僧回憶錄》，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4]《李大釗傳》，114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5]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載《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