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名叫「天韻樓」，是個夏日的好去處。晚風徐徐，燈光淡淡，或談情說愛，或洽談生意，那裡自由自在。只是收費頗高。要麼洋人，要麼「高等華人」，才會在這高高的花園裡飲茶聊天。
住在永安公司樓上大東旅社的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監視他，因此與人約會，幾乎不請入房間，而是在華燈初上時，約會於樓頂的花園。
有時，需要在白天約會，他總是選擇人流如湧、熱鬧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與人見面。
馬林通過弗蘭姆堡，跟尼柯爾斯基建立了聯繫。然後，又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李達以及李漢俊這「二李」秘密見面。
「二李」都能講英語，李漢俊還會講德語，能跟馬林長談。唯尼柯爾斯基因語言不通，在一旁默默無語。
馬林聽了「二李」的匯報，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便正式成立全國性的組織。如李達後來所回憶的：
6月初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後，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於7月1日開幕。……[1]
馬林拿出了帶來的經費，每一位代表發給路費一百元，回去時再給五十元。
會議決定在上海召開——因為上海當時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聯絡中心。
代表名額按地區分配，每個地區派兩名代表，並不考慮這一地區黨員人數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共七個地區。至於法國，由於路途遙遠，信件往返及代表趕來，已經來不及，所以未發邀請信。
邀請信由「二李」分頭去寫。
在不少中國共產黨黨史著作中，寫及馬林、尼柯爾斯基與「二李」商談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時，張太雷在場（包括有關張太雷的傳記中也是這樣寫的）。查其根據，乃出自張國燾回憶錄中的一段文字：
他（引者註：指張太雷）的英語說得相當流利，故李漢俊派他做馬林的助手。馬林與李漢俊、李達會面時，都由他在場任翻譯。這位生長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於交際的海派作風。……
筆者以為，張國燾的回憶可能有誤：張太雷當馬林的翻譯，是在1921年8月，即張太雷出席共產國際「三大」之後，從蘇俄回到上海。張國燾錯把8月份的印象寫入6月份的事。
據檔案記載：張太雷於1921年5月4日在伊爾庫茨克出席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5月7日還在大會發了言。接著，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三大」。
馬林和尼柯爾斯基是在6月3日抵滬的。張太雷在伊爾庫茨克出席了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之後，倘若馬上動身回滬，是可能與馬林、尼柯爾斯基會面的。但是，會面之後，又參加關於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的討論，起碼在6月10日才可離滬。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他無論如何不可能在6月22日趕到莫斯科——因為從上海到赤塔大約要十天，從赤塔到伊爾庫茨克要四天，從伊爾庫茨克到莫斯科約半個月，總共約需一個月！也就是說，他即便6月3日一到上海，馬上與馬林、尼柯爾斯基見了一面，翌日就動身去莫斯科，也來不及！何況，6月22日是大會開幕式，他總得提早幾天到達，那就更不可能在6月上旬回到上海。
張國燾的回憶錄是在1971年寫的，時隔半個世紀，把8月的事記成6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人舒米亞茨基的悼念張太雷的文章是在1928年發表的。他與張太雷在伊爾庫茨克共事。他的文章沒有提及張太雷在5、6月間曾回國一次，而是說：「11921年6月，張太雷同志與楊厚德（引者註：即楊明齋）一起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另外，查閱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種種回憶文章，也未見到寫張太雷5、6月間在上海。
信、匯款，由「二李」分別寄出之後，各地的小組商議派出代表。
〔北京〕
羅章龍如此回憶——
1921年署期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時獨秀亦從南方來信，不在上海）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在西城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裡召開了一次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亙十個月之久）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於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會上未作更多的準備工作，劉仁靜赴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會後才到上海的。[2]
葉永烈訪問羅星元（2007年8月4日，武漢）羅章龍之孫女羅星元則曾這樣記述羅章龍的回憶——
1921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爺爺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羅去上海參加「一大」會。可是他那時在北方領導工人運動，工作非常忙，竟然脫不開身。他拿著中央召開「一大」會的通知找到劉仁靜說，讓劉仁靜代替他去，因為劉仁靜當時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語翻譯。這就是爺爺為什麼沒有出席「一大」會的原因。劉仁靜生前曾將以上情況告訴了中國革命博物館，但我不知道劉仁靜是口述還是寫成了書面的回憶。[3]
劉仁靜如此回憶
1921年署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前是否徵求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徵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4]
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是人們所關注的。劉仁靜如此回答：「李大釗先生當時沒有參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估計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脫；另一方面，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一大』，也沒有推選到他。」[5]
張國燾則說：「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6]
〔長沙〕
毛澤東跟斯諾談話時，提及一句：「在上海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引者註：指何叔衡）。[7]」
在謝覺哉的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中，有這麼一行字：「午後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
據謝覺哉說，「○○○○○」即「共產主義者」。生怕暴露秘密，畫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沒有留下回憶文章。
〔武漢〕
董必武在1937年接受尼姆·韋爾斯的採訪時說：「我參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湖北省派陳潭秋和我。」[8]
陳潭秋在1936年說：「武漢共產主義小組代表是董必武同志和我。」[9]
〔濟南〕
王盡美、鄧恩銘早逝，沒有留下回憶文章。
〔廣州〕
包惠僧說：「此時，陳獨秀及我都在廣州，接到臨時中央的信，要陳獨秀回上海，要廣州區派兩個代表出席會議。陳獨秀因為職務離不開即召集我們開會，決定推選我同陳公博代表廣州區。」[10]
「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全會後就可以回去。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後大家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見。」[11]
陳公博回憶說：「上海利用著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12]
〔日本〕
施存統說；「舊本小組還只有兩個人，即我和周佛海。我們二人互相擔任黨代會的代表，最後由周出席（因為周已多年未回國）。」[13]
周佛海說：「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湊巧是署假中，我便回到上海。」[14]
包惠僧的回憶，似乎與施存統稍有不同；「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區為標準，不是以黨員的數量為標準，東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統，原來邀請的也是兩個代表，因為施存統沒有回國，所以只有周佛海一個人出席。」[15]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陳獨秀去廣州，上海小組的書記原是由李漢俊代理，後改由李達代理。
李達在1954年2月23日寫給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負責同志的信中，講述了這一過程：「（1920年）11月間，書記陳獨秀應孫中山（引者註：應為陳炯明）之邀，前往廣東做教育廳長。書記的職務交李漢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克（引者註：即維經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註：應為伊爾庫茨克）。後來李漢俊因與陳獨秀往來通信，談到黨的組織採取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問題，兩人意見發生衝突（陳主張中央集權、李主張地方分權），憤而辭去代理書記的職務，交由李達代理書記。」
除了「二李」之外，照理，陳望道應是上海的代表。陳望道不僅負責《新青年》編輯工作，而且上海小組的重要事情總是由「二李」、陳望道和楊明齋商量決定。此時，楊明齋去了伊爾庫茨克。雖然規定每個地區選兩名代表，而會議是在上海召開，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據李達回憶；「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書社墊點經費出來，他覆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和陳獨秀鬧起意見來。」[16]
陳獨秀還以為這一主意是陳望道出的，遷怒於陳望道。如《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25卷《陳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陳望道生前曾多次對人談起，他曾被推選為上海地區出席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因會前他已與陳獨秀髮生爭執，故未去參加。
[1]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載《「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彙編》（二），10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回憶李大釗》，4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這一資料是羅章龍之孫女羅星元讀了《紅色的起點》之後，於1991年10月抄寄筆者的。[3]引自羅星元1991年11月14日致筆者信。[4]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20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21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6]《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168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7]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33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8]董必武：《創立中國共產黨》，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29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9]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共產國際X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10]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1]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368—369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2]《陳公博回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41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3]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14]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1942年版。[15]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6]李達：《李達自傳》，《「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