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的主題是國共合作

按照中國共產黨「二大」關於「全國代表大會每年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期召開一次」的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923年5月發出通知，決定在「下月」——6月，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羅章龍是出席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代表。筆者曾採訪過他。據羅章龍回憶，他當時接到一封署名「鍾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國共產黨「三大」。所謂「鍾英」，如前述及，也就是中央的諧音，「中國共產黨中央」之意。

羅章龍是從北京經天津乘海輪到達上海，再乘船前往廣州。到了廣州，羅章龍悄然找「管東渠」先生接頭。

所謂「管東渠」，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的諧音代號。

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開，但是這一次「三大」卻改在廣州召開。所有中國共產黨「三大」代表，都由「管東渠」安排在廣州的食宿。

中國共產黨「三大」在廣州召開，是因為在「西湖會議」之後，中國共產黨決策實行「國共合作」，而廣東當時是國民黨的「大本營」。

國民黨的勢力進入廣東，是在1920年。這年2月，駐粵的滇（雲南）系軍閥和桂（廣西）系軍閥之間發生武裝衝突，孫中山趁機策動駐閩的粵軍將領陳炯明回師廣東。10月29日，粵軍奪回廣州。10月31日，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1月25日，孫中山離滬赴粵。於是，廣州也就成了國民黨的「大本營」。

然而，軍閥反覆無常。1922年6月16日凌晨二時，坐落在廣州觀音山的孫中山總統府突然遭到陳炯明部隊四千多人的襲擊。在猛烈的炮火中，總統府化為一片廢墟。陳炯明原本打算一舉摧毀孫中山政權。在萬分緊急之中，孫中山被迫連夜登上「寶璧號」軍艦直駛黃埔，然後換乘「永豐」艦，與叛軍相持。[1]

孫中山急電正在浙江寧波的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介石趕赴廣州，登上「永豐艦」。孫中山授以海上指揮全權。蔣介石指揮反擊陳炯明。在那些日子裡，蔣介石侍立在孫中山左右，深得孫中山的信任。8月18日，蔣介石護送孫中山前往上海。蔣介石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並請孫中山作序。從此，蔣介石有了一筆令人垂羨的政治資本，常以孫中山的「好學生」的「光輝形象」出現於社會公眾面前。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大本營參謀長，使蔣介石進入了國民黨高層領導之中。

1922年12月，孫中山借助於滇軍楊希閔、劉鎮寰的力量，打敗了陳炯明。1923年3月，孫中山又重返廣州。於是，廣州再度成了國民黨的「大本營」。

中國共產黨也在廣州發展力量，建立了「管東渠」——廣東區委。就在孫中山重回廣州前不久——1923年2月26日，陳獨秀在參加「西湖會議」之後，也從杭州來到廣州。

這樣，國共兩黨的首腦，都坐鎮廣州。

對於國共合作，雖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極力主張，而且在「西湖會議」上得到五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的認可，但是在全黨思想上並未統一。即便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之中，也有好幾位只是基於服從共產國際領導這一點而認可國共合作，在思想上並未弄通。正因為這樣，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主張把討論國共合作，作為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主題。

既然中國共產黨「三大」要著重討論國共合作，而且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在廣州，所以在廣州召開當然是最合適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三大」在廣州永漢路太平沙「看雲樓」召開。

這「看雲樓」，並非古寺名樓，只是因為門口貼了「看雲樓」三個字而得名。這「看雲樓」是陳獨秀在廣州的住所，那三個字也出自陳獨秀筆下。陳獨秀給住所取名「看雲樓」，大抵是要在那裡「看」中國變幻莫測的風「雲」。陳獨秀住所有個大客廳，成了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主會場。有時會議也改在離那裡不遠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廣州的住處「春園」召開。

比起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在上海召開時那種時刻提防特務、巡捕的緊張氣氛，中國共產黨「三大」要寬鬆得多。因為廣州是在國民黨控制之下，對中國共產黨採取友好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國共產黨「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會議的代表，多達三十多人——不過，其中有表決權的十九人。這些代表來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廣州、浙江、山東、滿洲等地以及來自莫斯科。

中國共產黨「三大」，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毛澤東，劉仁靜、蔡和森、瞿秋白、張太雷、羅章龍、陳潭秋、譚平山、何孟雄、向警予、阮嘯仙、徐梅坤、馮菊坡、林育南、於樹德、鄧培、項英、劉爾崧等。

陳獨秀在大會上代表上一屆中央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

陳獨秀指出：

現在共有黨員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國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婦女三十七人，另外還有十個同志被關在獄中。去年我們只有二百名黨員，今年入黨的大約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個工人。[2]

陳獨秀著重講述了「西湖會議」的精神。他說：

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的人，我們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的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後來我們開始更多地注意中國社會的現狀，並開始參加現實的運動。

陳獨秀批評了黨內的不良傾向：

我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個人主義傾向。黨員往往不完全信賴黨。即使黨有些地方不對，也不應當退黨。我們應該糾正我們的錯誤。此外，黨內的同志關係很不密切，彼此很愛懷疑。

陳獨秀也檢查了中央委員會的錯誤：

現在談談中央委員會的錯誤。實際上中央委員會裡並沒有組織，五個中央委員會經常不能待在一起，這就使工作受到了損失。

中央委員會也缺乏知識，這是罷工失敗的原因。我們的政治主張不明確。大家都確信中國有實行國民革命運動的必要，但是在究競應當怎樣為國民革命運動工作的問題上，我們的觀點各不相同。有的同志還反對加入國民黨，其原因就是政治認識不夠明確。

我們不得不經常改換中央所在地，這使我們的工作受到了嚴重損失。

陳獨秀這裡所說的「有的同志還反對加入國民黨」，其實包括他自己。為此，陳獨秀在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他說：

陳獨秀由於對時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動，犯了很多錯誤。

陳獨秀還批評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張國燾。他說：

張國燾同志無疑對黨是忠誠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狹隘，所以犯了很多錯誤。他在黨內組織小集團，是個重大的錯誤。

陳獨秀在工作報告中對各地區的黨的工作進行了批評，一口氣批評了上海、北京、湖北和廣州，但是唯獨表揚了毛澤東所領導的湖南的工作：

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於不瞭解建黨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能及時防止衝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廣州的同志在對待陳炯明的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最近他們正在糾正錯誤。

這次大會，對於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作出了決議。決議對國民黨進行了這樣的分析：

依中國社會的現狀，宜有一個勢力集中的黨為國民革命運動之大本營，中國現有的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同時依社會各階級的現狀，很難另造一個比國民黨更大更革命的黨，即能造成，也有使國民革命勢力不統一不集中的結果。

決議也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是共產國際的決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引者註：當時的習慣用語為「議決」，亦即決議。下同）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此議決。

決議指出：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

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

決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時的四條注意事項：

一、在政治的宣傳上，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面目。

二、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而忽視對於民眾之政治宣傳，並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的傾向，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

三、共產黨黨員及青年團團員在國民黨中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

四、須努力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時時警醒國民黨，勿為貪而狡的列強所愚。

對於中國共產黨作出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這一國共合作策略，後來蔣介石稱之為「寄生」策略。蔣介石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對中國共產黨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中國共產黨）發育的初期，必須寄生於中國國民黨內，施展其滲透、分化、顛覆的陰謀……」

不論蔣介石怎麼說，事實證明「西湖會議」以及中國共產黨「三大」作出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這一重大策略的提出者、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三大」。

馬林對於中國共產黨，可以說立下兩大功勞：

第一，為了組織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馬林出了大力。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上，曾以他的洪鐘般的聲音作了長篇講話，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在特務偵察中國共產黨「一大」時，他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敏銳地察覺並決定轉移到嘉興開會；

第二，制定國共合作方針，使當時幼小的中國共產黨借助於與國民黨合作，迅速得以壯大。

這一回，馬林又在中國共產黨「三大」上作長篇講話，闡明他提議國共合作的意義，對於此後中國共產黨的大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三大」選舉陳獨秀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等九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組成中央局。

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員有四百二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