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陳公博是汪精衛的左膀，周佛海則是汪精衛的右臂。周佛海走過了與陳公博相似的道路，即共產黨→國民黨→大漢奸。
周佛海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仍羈留在上海。熱戀中的他，與楊淑慧定於當年陰曆8月16日訂婚。
不料，訂婚前夕，上海《時事新報》捅出消息，說「周某人行為不檢，家有髮妻，此次又次騙娶某女學生」。看了報紙，楊淑慧的父親不勝震怒，把楊淑慧關在家中，不許她再與周佛海見面。
楊淑慧從窗口跳出，逃至漁陽裡二號，找到寄居在那裡的周佛海。於是，周佛海帶著楊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兒島同居，生下兒子周幼海。
周佛海一回到日本，由於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兒島之後，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擔任教師，也向我警告了，於是我便規規矩矩做了一個很純良的學生。當時中國的同學，並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長江一帶活躍的情形。因為我對他們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1]
1924年5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從日本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又兼任廣東大學教授。當年，戴季陶與周佛海一起進出漁陽裡，高談闊論共產主義，如今也成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隨著社會地位的改變，周佛海看準了國民黨，以為在國民黨裡仕途通達，遠遠勝過共產黨。
這樣，1924年9月，周佛海提出脫離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國共產黨廣州區執委的負責人周恩來親自勸說周佛海，亦無效果。周佛海寫下一信，聲言脫離中國共產黨。這樣，中國共產黨中央同意了他的脫黨要求。
周佛海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迅速轉向反共。他追隨戴季陶，從1925年下半年開始，發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開表明他與中國共產黨決裂。
借助於戴季陶的力薦，周佛海得到蔣介石的垂青，於是在宦途上青雲直上。1927年，他擔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當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此後歷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
在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後，周佛海又日漸與汪精衛接近。
1938年12月，周佛海隨同汪精衛一起叛離重慶。翌年5月，他隨汪精衛、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內閣會談。回來後，他出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1940年3月，當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後，周佛海歷任財政部長兼警政部長、中央稅警總團總團長、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副委員長。在汪精衛死後，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特別市市長。
1940年，周佛海在向上海稅警學校的青年們演說時，曾「現身說法」，談及自己怎樣加入中共、怎樣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之情。他說：我因為和毛澤東同鄉，所以二人同住在一個私立女學校的樓上。一連開了六天會，最後一天，為法國巡捕所包圍，幾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們便都到嘉興，雇了一隻船，開到南湖中間，開最後一次會。結果推舉陳獨秀為委員長，我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在陳獨秀沒有回上海之前，我便代理委員長。中國共產黨，便這樣的在一隻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現在回顧起來，真和做夢一樣。當時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青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鄉村，破壞多少城市，損傷國家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的。……[2]
周佛海這番「自責」之言，充分表現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高超「演技」：從中國共產黨發起人轉為反共猛士。
周佛海此人，精於政治投機。1944年，眼看著日本大勢已去，汪偽政權危在旦夕，他暗中又與蔣介石眉來眼去，表示願為重慶方面「效勞」。
正因為這樣，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偽國民政府宣佈解散的當天晚上，周佛海掛出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的牌子，聲言效忠蔣介石，氣得他的「老朋友」陳公博罵他「賣友求榮」！
8月20日，周佛海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司令。周佛海興高采烈，一下子從大漢奸搖身一變，變成國民黨大員。
不過，周佛海自以為得計，高興得太早。他畢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漢奸，怎能如此遮掩而過？才當了一個月的「總隊司令」，在強烈的輿論譴責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暫且軟禁於重慶。後又移交南京監獄。
在陳公博被槍決之後，周佛海也被推上歷史審判台。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首都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請律師辯護，聲稱他當年曾為重慶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這般，一幕鬧劇演至翌年3月26日，蔣介石發佈《准將周佛海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認為周佛海確實為重慶方面做過「貢獻」。周佛海終於保住了腦袋。
不過，才略微喘了一口氣，周佛海心臟病日重。1948年2月28日，他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終年五十一歲。
[1]《文匯報》，1989年6月20日。[2]《周佛海先生言論集》，上海中央稅警學校194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