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會議的情況，傳到了上海中共臨時中央。共產國際派往上海的軍事顧問李德在其回憶錄《中國紀事》中，這樣寫及當時中共臨時中央對於毛澤東失去軍權的態度：
他雖然還是臨時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應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引者注），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響和迄今為止的權力。他是從領導崗位上被排除的，還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樣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時機「捲土重來」呢，我們在上海是無從確定的，估計兩者兼而有之。無論如何，他在軍事委員會中的職位由項英接替，在中央紅軍前敵指揮部的職位由周恩來接替了。
當時，彭德懷的心態，也頗有代表性。他在回憶錄中所述及的，代表著一大批紅軍指戰員的思想：
我沒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確意見，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數人的意見……
當時我為什麼同意中央局意見，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見？也還是前面所敘對攻佔贛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四中全會（王明路線）實際是立三路線的繼續。當時四中全會的中央，把它稱為國際路線，布爾什維克化的。至於它同樣是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是反對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的，也即是依靠紅軍打天下的單純軍事路線，我當時完全沒有這樣去想。一個共產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麼，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決定，帶有極大的盲目性。
當毛澤東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樓裡休養的日子裡，上海日益吃緊。1932年11月，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行動區正式成立，中央特派員史濟美（化名「馬紹武」）坐鎮上海，以偵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為行動目標。設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的行動日見艱難。中統局上海行動區逐日向南京遞送《每日情報》，報告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的一舉一動。就連魯迅也受到中統特務的嚴密監視。一個名叫劉翰夢（又名劉漢生，化名高爾夢）的特務經常出入內山書店，收集魯迅行動情報以及與魯迅交往的人員的動向……
中共臨時中央機關規定了嚴格的聯絡暗號。白天，只有陽台上放著一盆作為暗號的紅色的花，夜晚那間亮著燈光的房間的窗簾拉開一角洩出亮光，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進入聯繫。
顧順章的被捕和叛變，向忠發的被捕、叛變、處死，極大地震動著中共臨時中央。
另外，王明去了蘇聯，周恩來、張國燾、項英、任弼時去了蘇區，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成了空架子，經常在那裡值班的只有博古和張聞天。
後來博古從上海消失了，張聞天、陳雲也從上海消失了。
1933年初，張聞天首先出現在紅都瑞金。不幾日，博古、陳雲也到達那裡。他們是沿著周恩來進入蘇區走過的秘密通道，由上海來到瑞金的。
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負總責。隨著他進入蘇區，中共臨時中央也就遷入瑞金。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機構，由康生負責。
中共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最初，兩者並存了一段時間，有時下達的文件聯名署「中共中央 中共蘇區中央局」。到了1933年6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字樣消失。二十六歲的博古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
博古的到來，使中共中央代表團——「三人團」同樣失去存在的意義。任弼時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隨之消失。任弼時不久被調離瑞金。一本關於任弼時的傳記，這樣寫及任弼時遭貶的經過：
他參加組織召開的1931年11月贛南會議和1932年8月（應為10月——引者注）寧都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意見，排斥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做法，事後，他就認識到是不對的。對於臨時中央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直接搞的這一系列「左」的東西，更是有看法。他正是被臨時中央認為貫徹極「左」路線不力，而被免去中央局組織部長職務，派到湘贛區作省委書記。
瑞金縣城西面五公里處的沙洲壩熱鬧起來。那裡的下肖村一幢楊姓私宅，土木結構，紅漆描金，古畫裝飾，被博古看中，作為中共臨時中央的機關所在地。這幢房子建於1879年，佔地一千一百多平方米。
那幢房子附近的另一座楊姓私宅，成為「少共中央局」（亦即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的機關所在地。那幢房子也是土木結構，建於清朝乾隆年間，佔地六百多平方米，少共中央局書記凱豐（即何克全）、秘書長胡耀邦、兒童局書記陳丕顯、少年先鋒隊總隊部總隊長張愛萍在這座屋子裡辦公，擔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長的陸定一、組織部長王盛榮，也住在那裡。這些當年尚屬「小字輩」的人物，後來都成為中共的重要領導人。
博古的到來，再也不必借助無線電報機「遙控」，他開始在中央蘇區全面推行王明「左」傾路線，進一步批判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