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團」決策西征
鴨子一隻一隻消失了。
那是專為李德飼養的鴨子，整天在他住房附近的水稻田里嬉戲著。
當最後的一隻鴨子由李德新娶的中國妻子蕭月華做成香酥鴨，成為李德餐桌上的美餚時，這已是1934年10月10日。
這是載入史冊的日子：
在這天，中革軍委發出第五號命令，各路紅軍從第一集中點開始移動；
在這天，中國工農紅軍發佈《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
在這天，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發佈《關於目前進攻戰鬥的政治工作訓令》。
所謂「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是一種障眼法。因為7月7日派出的尋淮洲、粟裕所率的紅七軍團，是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名義出發東征、北上的。這一回，用了「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其實，這次出發的不是「先遣隊」，而是主力紅軍；不是東征、北上，卻是西征！
這一天，被史學家認為是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起始之日。
長征，畢竟不像運動員賽跑。賽跑可以用發令槍發出啪的一聲響作為起步時間，而一個大兵團不可能在同一剎那起步。於是，關於長征的起始之日，也就引起一番爭論。「10月10日」之說，是其中的一種說法，是比較流行、得到較多人認可的說法。
此外，還有五種說法，即「12日」、「16日」、「18日」、「21日」、「22日」之說。
主張「12日」之說，是因為中革軍委主席朱德於這一天發出《關於野戰軍全部行動日程推遲一天執行的通知》：「林聶，彭楊、董朱、周黃、羅蔡、羅鄧[指一軍團林彪、聶榮臻，三軍團彭德懷、楊尚昆，五軍團董振堂、朱瑞，八軍團周昆、黃臻，九軍團羅炳輝、蔡樹藩，中央縱隊羅邁（李維漢）、鄧發。這也就是長征開始時紅軍隊伍的陣營——引者注]：因三軍團集中到第二集中地須15日早始能到達，因此，各軍團及中央縱隊（即軍委第二縱隊）接到軍委10號之行動計劃日程路線，應將該表現定野戰軍全部行動日程按日推遲一天執行，但中央縱隊仍於今12號晚行動。」中央縱隊仍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所在的部隊，既然於「12號晚行動」，應當視為長征起始之日。
「16日」之說，是因為擔任前衛的紅一軍團於這一天開始行動。主張此說者，認為長征應以前衛行動之日起算。
「18日」之說，主張此說者以毛澤東的行動為長征的標誌——毛澤東於這天下午6時從於都北門出發，走過東門浮橋。此說最盛於「文革」期間。
「21日」之說，以紅軍對國民黨軍隊的第一道封鎖線發起總攻為標誌。因為中革軍委主席朱德於20日上午10時，下達了《關於對敵總攻擊改在21日夜進行並各軍加強偵察等工作的指示》。
「22日」之說，則是紅軍於此日突破國民黨軍隊第一道封鎖線。
以上六種關於紅軍長征起始之日的爭論，所爭論的不是史實本身，而是以什麼作為長征起始的標準。當然，採用「模糊數學」的手法，稱之「10月中旬」甚至「10月」，也就迴避了爭論。眼下許多史著，往往用這樣籠統的時間。
「長征」是後來才有的名詞。在紅軍開始踏上征途時，並不知道未來的「轉移」之路有多長，誰都未曾想過這一走競走了二萬五千里！那時對外公開的說法，是「北上抗日」；內部的說法，叫做「西征」。至於國民黨，則用貶義之詞稱之為「共匪西竄」，後來，貴陽的羽高書店便曾出版過胡羽高著，以國民黨的視角記述紅軍長征的書，書名就叫做《共匪西竄記》。
此時此際，李德成了大忙人，因為關於西征的計劃，是他草擬的。如他在《中國紀事》中所寫及的：「政治局委託我草擬一個8月至10月的新季度計劃。這個計劃像第一個季度計劃一樣，由周恩來重新加工以後，在政治局常委會中討論通過，並把它的大概內容通過上海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了匯報……」從他的這一段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已成為參與中共決策的重要人物——因為他已是「三人團」中的一個。
此時的「三人團」，已不是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那個「三人團」了。那是在1934年夏天，為了準備「轉移」和把權力高度集中，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最高三人團」，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行。這麼一來，李德就名正言順地成為紅軍最高統帥，成為了中共最高領導「三駕馬車」之一。
自廣昌敗北之後，紅軍節節敗退，失去中央蘇區已成定局。不過，在紅軍主力西征之際，中共中央決定。在江西另設中共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央辦事處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誰留，誰走，凡高級幹部，由「三人團」定；中級幹部，由各部門提出名單，交「三人團」批准。政府的留守中級幹部，便是由張聞天提出名單，呈報「三人團」的。
隨主力西征，固然也艱險重重，但是留下來顯然要冒更大風險，甚至於生死難卜。因為主力轉移之後，幾十萬國民黨大軍便要猛撲過來，而留守的部隊只有一萬六千餘人（內中大部分是地方部隊），還有一萬多受傷病員。
「三人團」的目光，掃過中共高級幹部名單，思索著該把誰留下來。第一個被提名留下的是項英（項英後來犧牲於1941年的皖南事變）。項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軍委副主席，具有黨、政、軍全面工作經驗，委任他為留守首腦，顯然是最恰當的人選。當項英得知這一任命時，表示堅決服從。項英又一次表現了他的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他在危難之際接受重任，就這一點來說，項英是好樣的。
第二個被列入留守名單的是江西軍區司令員陳毅。陳毅8月底在興國前線受傷，坐骨碎裂，正躺在醫院的病房裡。當時，醫療器械已經裝箱。10月9日，陳毅在醫院裡給周恩來寫信，希望能夠給他動手術。周恩來立即囑令衛生部長賀誠去紅軍醫院，把已經裝箱的醫療器械取出，派兩名醫生給陳毅動了手術。術後翌日，周恩來前往醫院探望陳毅，並將「三人團」決定把他留下的消息告訴了他。
當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單時，周恩來希望博古再鄭重考慮一下，但博古堅持留下瞿秋白。雖說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因為他正患肺病，不宜長途行軍。其實，一年前中共臨時中央作出的《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不言而喻，是把病弱的瞿秋白留下的真正的原因。張聞天也曾回憶：「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對。」至於是否要把毛澤東列入留守名單，曾有小說詳細寫及「三人團」中博古、李德堅持留下毛而周恩來堅決反對的情節，但現存的史料中似乎並無這樣的記載。小說家顯然是揣摩了博古、李德、周恩來這「三駕馬車」對毛澤東的不同態度後寫出來的。
「三人團」最後決定的名單是：
留下的中央局，有項英、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五個人。
他們的分工是：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為中央辦事處主任，賀昌為軍區政治部主任。
臨行之前，李德和項英作了徹夜長談。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寫道：
10月16日晚上，當中央縱隊從瑞金附近的禁區出發時，項英約我進行一次個人談話。因此我同護送我的人員就落在後面了，第二天才趕上了縱隊。中央縱隊像所有的長征隊伍一樣，也只是在夜裡、在黑暗的籠罩之下行軍。同項英的談話幾乎進行了一整夜，伍修權擔任我們的翻譯；留守部隊的指揮員陳毅沒有參加，除了我們三人以外沒有其他人在場……
顧及我們是通過翻譯進行交談，因此他在談話中選詞是十分謹慎的；他特別對瞿秋白重病臥床必須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他們談及了毛澤東，李德是這麼說及當時的情景：
他警告說，不能忽視毛為反對黨的最高領導而進行的派別鬥爭，毛暫時克制不過是出自策略上的考慮。他說，毛可能依靠很有影響的，特別是軍隊中的領導幹部，抓住時機在他們的幫助下把軍隊和黨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項英的疑慮。可是，我在幾天以後向博古講述這次談話時，他顯得很有信心。他說，關於黨的政治總路線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於以前在軍事土總是不同的意見，由於各地的紅軍都轉入了運動戰、轉入了反攻，現在也都消除了。他還說，毛澤東同他談過，毛並不想人為地製造一場會把中央紅軍的命運推向危險境地的領導危機……
這次徹夜長談，是李德代表「三人團」對項英的留守工作作的指示。李德不再只是僅有建議權的顧問，而是掌握著領導權、決定權的鐵腕人物。
除了項英留守，他的身懷六甲的妻子張亮也一起留下。董必武的妻子陳碧英因病留下，沒想到離別成了永別。
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何叔衡被留下。
「鄧、毛、謝、古」中的毛、古被留下。
劉伯承曾激烈地反對過李德的瞎指揮，被列入留守名單，經周恩來力爭，才算加入主力紅軍隊伍。
住在雲山古寺中的賀子珍，接到毛澤東警衛員送來的毛澤東的信，信中說要她收拾衣物，隨軍行動，他在於都出發，不再回瑞金了。但是三歲的小毛，無法隨軍行動。賀子珍只得去找妹妹賀怡和妹夫毛澤覃，把小毛交給他們，讓他寄住在小毛那位江西奶媽家中。誰知她這一走，竟與小毛永別了。後來，毛澤覃戰死，小毛下落不明……
賀子珍安頓好小毛之後，趕往「休養連」報到。這個連隊大都是老弱病殘和女紅軍。董必武是休養連的黨支部書記。謝覺哉、徐特立在這個連隊，周恩來夫人鄧穎超也在這個連隊。鄧穎超是在1932年5月1日由上海到達福建汀州的，在那裡見到正在指揮作戰的周恩來。那時，她患肺病，被安排到瑞金工作，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在開始西征時，她仍不時發低燒，痰中帶血，她在異常艱難之中踏上漫漫征途。